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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
序
是我們的生活出了問題?還是我們的身心太過疲憊?回望民國時期,那是文化大師輩出的時代。雖然,他們在物質上很貧乏,但是他們的精神世界卻很富有,這是為什么?是什么賦予了他們蓬勃的朝氣和樂觀的精神?
民國是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沖擊最為激烈的時期,當時的文人之中既有堅持穿前清官服的前朝遺老,也不乏西裝革履的“哈西(方)”人士。民國的一些學者在艱難時世中所創造的學術輝煌,令當下的知識分子汗顏。民國文人的學術功底、治學境界、文章功夫都是今人難以相比的。
這本書中的每篇文章,都選自民國時期20位文化大師的自述與文集。精彩的片段,展現了對社會的認知和人生的領悟。使讀者不必一一讀他們的文集,就能對諸位大師有深刻的了解。20位文化大師包括:梁啟超、魯迅、蔡元培、夏丏尊、鄒韜奮、許地山、郁達夫、朱自清、徐志摩、李叔同、戴望舒、梁遇春、聞一多、朱湘、劉半農、石評梅、蕭紅、嚴復、錢玄同、傅斯年。這些凝聚了大師們的生活情趣、情感和智慧的經典文章,是他們的心靈記錄,真實地展現了過去的生活,讓讀者可以在閱讀中直面真實的歷史,知曉過去的歲月!
本書雖然是民國時期文化大師的閱世感受,但是現在讀來,多數理念和觀點仍未過時,對我們的生活、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譬如,蔡元培在《關于讀經問題》中提到:“所以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當時提倡白話文,提倡淺顯的文字,使大眾都能理解和閱讀,但是那時候很多學校仍然提倡讀經,不僅局限了孩子求知的范圍,也禁錮了孩子的童真。蔡元培是教育領域的大師,提出的這個問題很前衛,有實際和進步的意義!
再譬如,書中有些觀點或現狀類似現代,可以給我們帶來啟示。
朱自清在《重慶行記》寫到坐公共汽車:“公共汽車站多價賤,排班老是很長,在腰站上,一次車又往往上不了幾個,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鐘,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著性兒。”想想過去,看看現在,是不是沒什么區別啊,公交車還不是一樣擁擠!
郁達夫在《國與家》里因為與老婆生氣,后來重新又訂下了“讓過去埋入了墓墳,從今后,各自改過,各自奮發,再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的一個誓約。過去有婚約,現在有婚前財產證明,過去注重精神方面,現在注重物質方面!
夏丏尊在《早老者的懺悔》中說:“我們所過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鴿籠,業務頭緒紛煩,走路得刻刻留心,應酬上飲食容易過度,感官日夜不絕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長年不足的。”現在都市上班族和過去何其類似!
傅斯年在《公務員的苛捐雜稅》中提到:“現在公務員的薪俸標準,誠然不大妥當。最高級者,正俸八百,已不比歐洲國家少,而最低級僅數元,相懸太遠。”比之現在,并無不同!
……
俗話說:往事不可追,來世不可待!但是往事并不如煙,往史也不如云。雖然過去的人和事對于今天的許多人來說恍如隔世,似乎聯系不大,但是作為一種曾經的存在,作為一種無形的延續,依然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我們今天的生活。
當那些大師們的背影漸行漸遠,我們不由得想去挽留,想要回望。如今我們最需要的是心靈的安定,文化大師的文章可以帶給我們思想的沉淀,修養的提升,與大師一道感悟人生,就好像與他們一起交談、一起旅行那樣。了解大師的風范,可以提升我們的品格!閱讀大師的經歷,可以增加我們的閱歷!讓我們在這本書里,感受他們獨特的人格魅力,回憶與感念遠去的文化大師!
編者2012年12月
目次
書摘/試閱
——梁啟超《蔡松坡遺事》
注釋:蔡鍔,字松坡,湖南寶慶(今邵陽市)人。蔡鍔曾經發動反對袁世凱洪憲帝制的護國戰爭,是民國初年的杰出軍事領袖。1916年8月,經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岡大學醫院,年僅34歲。遺體由日本運回國,葬于長沙岳麓山上。
到京四日矣。應酬之苦,殆絕非言語所能形容,若常常如此,真不復知有生之樂矣。各種情形,報中略載一二,已由汝兩叔匯寄,想既收到。都人士之歡迎,幾于舉國若狂,每日所赴集會,平均三處,來訪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總統處,概不先施,國務員自趙總理以下至各總長,舊官吏如徐世昌、陸征祥、孫寶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鐘談話為約,自馀則五分鐘,自馀則旅見而已。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無法也。每日必有演說,內中以報界歡迎會、民主黨歡迎會、共和黨歡迎會三處為最長,想在報中次第見之。此三次演說,其勢力之偉大,未可量也,然演說時亦頗勞苦矣(民主黨演說至三時之久,喉幾為啞)。尚有直隸公民會、廣東公會、北京商會、軍警俱樂部,皆須排日歡迎,欲稍過此即逃避出京,不然精神支持不及也。
——梁啟超《給女兒思順的信》
志摩、小曼皆為過來人,希望勿再作過來人。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陸小曼!你要認真做人,你要盡婦道之職。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業……你們兩人都是過來人,離過婚又重新結婚,都是用情不專。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們這是最后一次結婚!
——梁啟超《在徐志摩、陸小曼婚禮上的訓詞》
注釋:結婚后的陸小曼,唱戲跳舞,與翁瑞午一起抽鴉片。對陸小曼逐漸失望的徐志摩希望短暫離別。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了一架郵政飛機飛往北京。因大霧影響,飛機于中午12時半在濟南黨家莊附近觸山爆炸。機上連徐志摩共三人,無一生還。時年陸小曼29歲。徐志摩死后,陸小曼一直與翁瑞午同居,長達30年,但臥室里一直懸掛著徐志摩的遺像,從沒有摘下。1961年,翁瑞午在上海去世,4年后,陸小曼逝世,終年62歲。
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余,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綴著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胡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于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著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余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卻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為“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須的,他卻有兩綹下垂的小胡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念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焰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念經,因為是住持,只管著寺里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發的俗人。
——魯迅《我的第一位師傅》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發,一半給了理發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么;大則指為“里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于這么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魯迅《辮子留存日本》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前天,已將《野草》編定了,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舊事重提》,我還替他改了一個名稱:《朝花夕拾》。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魯迅《朝花夕拾》小引
我自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于謝絕人世,結舌無言。然以昔曾弄筆,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為左翼作家聯盟之一員。而上海文壇小丑,遂欲乘機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語,力施中傷,由來久矣。哀其無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間捕青年數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學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魯)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通訊社員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讕言,或載我之罪狀,或敘我之住址,意在諷喻當局,加以搜捕。其實我之伏處牖下,一無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冀人之危,以為談助。大談陸王黃戀愛于前,繼以馬振華投水,又繼以蕭女士被強奸案,今則輪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搖筆,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則甚大。老母飲泣,摯友驚心。十日以來,幾于日以發緘更正為事,亦可悲矣。今幸無事,可釋遠念。然而三告投杼,賢母生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
——魯迅《避難》
注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華藝術大學舉行。最初的盟員共50余人,選舉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7人為常務委員。
孑民以十七歲補諸生,自此不治舉子業,專治小學,經學,為駢體文。偶于書院中為四書文,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常人幾不能讀,院長錢振常、王繼香諸君轉以是賞之。其于鄉、會試,所作亦然。蓋其好奇而淡于祿利如此。然己丑、庚寅鄉、會試聯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補編修,在孑民亦自以為出于意外云。
孑民二十歲,讀書于同鄉徐氏,兼為校所刻書。徐氏富藏書,因得博覽,學大進。
孑民之治經,偏于故訓及大義。其治史,則偏于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其他關系文化、風俗之記載,不能為戰史、經濟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據。蓋其尚推想而拙于記憶,性近于學術而不宜于政治。于舊學時代,已見其端矣。
孑民二十四歲,被聘為上虞縣志局總纂。因所定條例為分纂所反對,即辭職。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蔡元培《蔡元培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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