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平谷：新時期社會組織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研究（簡體書）

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劇烈變遷。與此相對應，社會組織初具規模並獲得快速發展，特別是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明顯。從十七大報告到“十二五”規劃，黨和政府都高度重視社會組織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也存在一定問題。《民間平谷：新時期社會組織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研究》試圖通過分析社會組織在參與民生建設中的作用及其困境，從而為社會組織更好地參與民生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李春霞，1972年4月生，江蘇鹽城人，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曾在中國安全生產報社、國家安監總局、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中華合作時報社工作，先後擔任主任編輯、主編。在北京大學工作期間，先後掛任北京市平谷區社會辦副主任、貴州省貴陽市人口計生委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經濟社會學、人口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發表論文30多篇，著有《駐華使館裡的中國人》、《走近成功》等。吳長青，1985年1月生，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組織社會學、勞動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在《社會》、《開放時代》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多篇。陳曉飛，1987年8月生，山東日照人，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行為經濟學。曾參與多項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的研究工作。

中國的社會組織是怎樣的？李春霞、吳長青、陳曉飛編寫的這本《民間平谷(新時期社會組織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研究)》以平谷區社會組織為例，綜合運用統計年鑒、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為我們詳析新時期社會組織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
本書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發行。

前言
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劇烈變遷。與此相對應，社會組織初具規模并獲得快速發展，特別是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明顯。從十八大報告到“十二五”規劃，黨和政府都高度重視社會組織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也存在一定問題。然而，雖然社會組織起步較早，學術界對社會組織的研究卻還是近些年的事，對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的研究更屬空白。因此，我們試圖通過分析社會組織在參與民生建設中的作用及其困境，從而為社會組織更好地參與民生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從目前對社會組織的研究現狀來看，存在著多重的脫離現象，如：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的脫離、結構分析與機制分析的脫離等。為了彌補這些缺陷，我們以平谷區社會組織為例，綜合運用了統計年鑒、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進行研究。一是在結構層面提出了“結構分化”的分析框架，批判了既有研究常將社會組織看作是“相同面目”的做法，在結構的層面上指出了社會組織在多種層面上的分化特征。這一發現并不是簡單地對社會組織進行類型劃分，而是指出不同類型社會組織分化的具體內涵、具體表現。這些分化特征將在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中起到決定性作用。二是在機制層面提出“嵌入與脫嵌”的分析框架，一方面研究社會組織的分化特征是如何影響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的具體運作；另一方面研究社會組織的運作是如何嵌入于政府、市場、地方傳統的不同社會關系中，并由此與公眾形成了一種復雜關系。三是借鑒國外經驗提出建議，針對社會組織在參與民生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研究了中國香港、美國及歐洲部分國家的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的經驗，并對中國社會組織如何更好地參與民生建設提出建議。
我們通過對社會組織類型的劃分，分析并歸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社區或草根社會組織三種最基本類型社會組織的特征。從宏觀數據來看，社會團體與民辦非企業單位無論是在資源、人員構成、區域分布上都存在較大差別。這些差別說明社會團體具有較強的官方背景，而民辦非企業單位具有更強的市場背景。這些不同特征會導致他們行動邏輯的根本不同。通過問卷調查數據來看，三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在參與民生建設中面臨的問題并不相同，而是具有分化性。無論是他們的服務領域與資源狀況，還是他們與政府、市場、媒體、公眾等外部力量的關系都有著巨大差異。這些差異導致了他們受到的制約因素并不一致。
我們認為，針對不同類型社會組織具有不同的結構性特征，不同類型社會組織參與民生的具體運作與影響也不一樣。研究發現，社會組織的運作深深嵌入到政治、市場及地方傳統的邏輯中。當社會組織嵌入政治邏輯中時，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發展取決于地方政府“發展是前提”的邏輯，草根組織的發展更多地取決于地方政府“穩定即民生”的邏輯，而社會團體則表現出政府相類似的同構性。這些導致了社會組織與公眾、民生建設不同程度地脫嵌。當社會組織嵌入到市場邏輯中時，社會組織則出現馬太效應問題。具體表現在：社會團體對市場并不敏感，具有低度嵌入性，從而對公眾需求不敏感；民辦非企業單位卻具有高度嵌入性，但是過于追求市場效益而忽視公眾實際需求；社區及草根組織雖然直面公眾需求，但是由于力量微弱也難以起到相應作用。當社會組織嵌入到地方傳統時，雖然他們對地方傳統起到一定作用，但也會受到地方傳統的挑戰，社會組織仍然受到公眾本土與外來者、正規與不正規的觀念影響。因此，當社會組織動員公眾參與時，公眾的參與熱情并不高。
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我們從社會組織、政府及社會層面提出了政策建議，特別強調了社會組織的服務意識與定位的重要性，政府進行職能轉型的重要性，以及創建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這些都有利于社會組織更好地參與民生建設。

第一章 導論一、研究的背景與意義（一）研究背景（二）研究意義（三）研究問題二、國內外研究現狀（一）社會組織的研究（二）民生建設研究（三）研究現狀評價三、研究框架與方法（一）研究框架（二）研究方法（三）主要創新第二章 中國社會組織的結構分化一、數量與力量的結構（一）數量的增長（二）力量的壯大二、人員與領域的分化（一）人員構成的分化（二）服務領域的分化第三章 北京市社會組織的結構分化一、北京市社會組織的變革與發展（一）管理變革（二）發展特色二、北京市社會組織的結構與分化（一）總體數量的結構分化（二）人員構成的結構分化第四章 平谷區社會組織的結構分化一、平谷區社會組織發展狀況（一）社會團體趨向多元，民辦非企業單位趨向單一（二）從業人員快速增長，年齡結構出現分化二、平谷區社會組織的民生建設實踐（一）領域與資源的分化（二）與外部關係的分化（三）制約因素的分化三、平谷區社會組織的公眾支持度（一）公眾認知度（二）公眾參與度（三）公眾滿意度（四）雙方契合度第五章 嵌入政治中的社會組織一、發展是前提（一）地方政府的“發展觀”（二）對社會組織的選擇性支持（三）社會組織的依附性發展（四）社會組織與公眾實際需求的脫嵌二、穩定即民生（一）地方政府的“穩定觀”（二）主動維穩（三）消極順從（四）小結三、組織的同構（一）組織同構（二）人員同構（三）空間同構（四）業務同構（五）小結四、相互的促進五、總結第六章 嵌入市場中的社會組織一、社會組織與市場（一）協調作用（二）馬太效應二、嵌入市場的不同類型（一）社會團體對市場的低嵌入性（二）民辦非企業單位對市場的高嵌入性（三）社區及草根組織的需求嵌入性（四）樞紐型社會組織的非市場性三、總結第七章 嵌入地方傳統的社會組織一、對地方傳統的影響（一）豐富生活（二）相互關懷（三）文化傳播二、來自地方傳統的挑戰（一）本土與外來者（二）正規與不正規（三）動員與不參與三、總結第八章 香港經驗一、香港社會組織的發展理念與經驗（一）發展路徑：社會組織與公益服務提供（二）發展歷史：從傳統到現代（三）發展特徵：社會組織的多元發展二、香港社會組織對大陸的啟示與借鑒（一）經驗的啟示（二）香港的經驗借鑒第九章 美國經驗一、美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模式與功能（一）發展模式（二）非營利組織的主要作用二、美國非營利組織對中國的啟示與借鑒（一）公益互助文化的深刻影響（二）完善政策激勵機制（三）健全社會監督機制（四）實現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管理制度的改革第十章 歐洲經驗一、英國經驗：社會福利服務與政府關係（一）英國社會福利模式的興起與發展（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與合作二、德國經驗：社會組織發展的法律監管第十一章 結論與建議一、主要結論（一）社會組織的結構與分化（二）社會組織的嵌入與脫嵌二、政策建議（一）社會組織層面（二）政府層面（三）社會層面參考文獻附錄後記

一、研究的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導致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最根本變化是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在總體性社會里，國家動員能力強，而民間社會弱；缺乏中間階層的作用，國家直接面對民眾；社會自治能力差，中間組織不發達，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很弱；缺少自下而上的溝通，民眾的意見凝聚缺少必要的組織形式。20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成為改變社會體制模式的重要力量。市場化取向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含義，是從“行政化配置”到“市場化配置”，原來國家壟斷幾乎全部資源的配置體制逐漸由資源擁有“多元化”的體制所取代。孫立平：《從政治整合到社會重建》，《瞭望》新聞周刊，2009年第36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這個過程中，由市場和社會支配的“自由流動資源”開始出現，市場和社會開始成為一個與國家并列的、相對獨立的提供資源和機會的源泉。這不僅造就了社會發展的新動力，而且使得相對獨立的“社會因素”得以發育。一個處于國家和家庭之間的公共領域正在開始形成，自然的民間社會開始得到恢復，公民社會開始萌芽。這就直接意味著社會的重建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調整。一類不同于原有“單位組織”李漢林、李路路：《資源與交換——中國單位組織中的依賴性結構》，《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李路路、李漢林：《單位組織中的資源獲得》，《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的“社會組織”開始在中國出現，并且引起學界的廣泛注意王穎等：《社會中間層：改革與中國的社團組織》，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康曉光：《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近些年來，社會組織在開展社會服務方面作用明顯，尤其是在參與民生建設中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民生建設是一項涉及全體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從十七大報告到“十二五”規劃，黨和政府都高度重視社會組織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對社會組織的發展和建設提出了具有指導性意義的發展目標。民生建設需要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服務管理框架中統籌安排。
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具有獨特優勢。一方面，社會組織具有靈活性、便捷性的特點。政府直接服務民生很難兼顧到具體地域、具體領域、具體群體的特殊需求，在時間上也難以持續下去。而社會組織則是自下而上形成，更加接近“社會”、接近群眾，對社會在民生方面的需求更為敏感，反應也比政府更為快捷。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具有社會關懷的特點。市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點也難以照顧到弱勢群體，社會組織的使命往往與某些特殊群體緊密相連，更容易從微觀入手來確定民生問題的癥結所在，定位更加準確，手段更為有效，這時社會組織作為“社會協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民生建設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可以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務的效能與效率。
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是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從全球范圍來看，各國都越來越趨于出資購買服務，再由NGO等社會組織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形式來激活社會活力。而我國社會組織參與民生建設已經具備條件。一是政府職能轉移和公共服務的多元化，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隨著政府職能加快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轉變，政府在民生建設中由單一供給主體逐漸向以政府合理讓渡公共服務空間，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化供給模式轉變。社會組織在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開始有了更大的服務空間。二是民生需求的多層次、多樣化、高標準，為社會組織服務民生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三是隨著社會財富和私人閑暇時間的增加和社會志愿精神的成長，越來越多的市民愿意通過組織形式參與社區服務，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財富和社會資源的支持。
社會組織的發展受到我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健全社會組織、增強服務社會功能進行了較為系統而全面的闡述。《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6年10月18日。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強調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再次明確提出，“要發揮群眾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用，提高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形成社會管理和服務合力，要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會組織，支持和引導其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2010年10月27日。2011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其中專設第三十九章，提出“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強調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并重，推動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發揮其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這些決策為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和管理確立了總的制度原則。2011年03月16日。
社會組織經過30多年的發展日益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第一，社會組織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社會組織在配合政府宏觀調控、開展行業自律、規范市場秩序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第二，社會組織成為推動我國文化繁榮、社會創新的重要力量。廣大學術團體和民辦文化服務機構，通過開展群眾便于參與、樂于參與的文化活動，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通過開展研討活動、學術交流，積極推進我國社會的創新與進步。第三，社會組織成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有益補充。民辦教育、醫療、衛生、社會福利、體育等機構，向社會提供了很好的服務，填補了公共服務的薄弱環節，使社會的多樣化需求得到進一步滿足。第四，社會組織成為溝通政府與社會的橋梁，培育了民主政治發展所需要的公民文化。正如阿爾蒙德所言，“與非組織成員比較，組織成員作為一名公民，可能把自己看作更有潛力，在政治上更能動的參與者，也可能更了解政治和更關心政治。因此他更可能接近成為民主制公民的典范”。阿爾蒙德：《公民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386頁。社會組織作為現代組織形式，一方面是黨和政府聯系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的人民群眾的紐帶和橋梁，另一方面又為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提供了平臺。最后，社會組織還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渠道，以及民間對外交往的重要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