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動物農場（簡體書）

《1984動物農場（珍藏版）》中描述的是對極權主義惡性發展的預言——人性遭到扼殺，自由遭到剝奪，思想受到鉗制，生活極度貧乏、單調。特別可怕的是：人性已墮落到不分是非善惡的程度。一段寫於五十年前的絕妙政治寓言讓人不寒而慄：如果有一天這一切再重現……從未在任何極權國家生活過的英國人奧威爾，何以有如此天才般的預見和洞察？其實就象丁春秋的逍遙派、東方不敗的日月神教，作家們不過是透視了人性中最原始而醜陋的東西。

喬治．奧威爾，1903年，生於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聞目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尖銳的衝突。1921年，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深深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1930年代，參加西班牙內戰，後流亡法國。二戰中，在英國廣播公司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工作。1950年，死於纏綿數年的肺病。英國作家、新聞記者、社會評論家、英語文體家。奧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疾病纏身，鬱鬱不得志，一直被視為危險的異端。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1984》與《動物農場》影響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勾畫出人類陰暗的未來，令讀者心驚肉跳。以至於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如果說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麼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上做一個永遠的實踐者。

《1984動物農場(超值珍藏版)(精)》收錄了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兩部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這兩部作品是世界文壇最為著名的政治諷喻小說。《一九八四》與蘇聯扎米亞京的《我們》、英國小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被合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書中描述的是對極權主義惡性發展的預言：人性遭到扼殺，自由遭到剝奪，思想受到鉗制，生活極度貧乏、單調。《動物農場》是奧威爾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是一則入木三分的反烏托的政治諷喻寓言。農場的一群動物成功地進行了一場“革命”，將壓榨他們的人類東家趕出農場，建立起一個平等的動物社會。然而，動物領袖，那些聰明的豬們最終卻篡奪了革命的果實，成為比人類東家更加獨裁和極權的統治者。

1984反極權主義的《1984》董樂山第一章打倒老大哥第二章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第三章無產者不是人第四章希望在無產者身上第五章孤生第六章我愛你第七章黃金鄉第八章獨自去偷歡第九章他們終於來了第十章仇恨周第十一章我們是死者第十二章在友愛部裡第十三章101號房第十四章改造溫斯頓第十五章權力即上帝第十六章熱愛老大哥動物農場第一章老少校的夢第二章動物七戒第三章四條腿的是好漢，兩條腿的是壞蛋第四章牛棚戰役第五章美妙的風車第六章同人類打交道？第七章剷除雪球的殘餘勢力第八章真不明白第九章動物共和國第十章誰是豬？誰是人？

喬治·奧威爾在1948年寫作《1984》之前，在英國是一個貧病交迫、沒有多大名氣的作家。《1984》雖在他1950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來在文壇引起的轟動為他帶來的榮譽了：不僅是作為一個獨具風格的小說家，而且是作為一個頗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預言家。從此，他的名字在英語文學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獨特地位，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詞匯都收進了權威的英語詞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個形容詞“奧威爾式”，不斷地出現在報道國際新聞的記者的筆下，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見的，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話。
那么，奧威爾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作家，他的傳世之作《1984》究竟又是怎樣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從奧威爾不是什么，或者《1984》不是什么說起。這也許對我們正確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幫助。
首先必須指出，奧威爾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謂反共作家，《1984》也不是簡單的所謂反蘇作品。正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研究系漢學教授、著名評論家西蒙·黎斯1983年的一篇論文《奧威爾：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許多讀者從《讀者文摘》編輯的角度來看待奧威爾：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們只保留《1984》，然后把它斷章取義．硬把它貶低為一本反共的小冊子。他們為著自己的方便，視而不見奧威爾反極權主義斗爭的動力是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來，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次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主義的斗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1984》與其說是一部影射蘇聯的反共小說，毋寧更透徹地說，是反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是無論信奉社會主義或者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都是在他生涯較晚的時候才走到這一步的。
奧威爾出身英國中產階級，家庭生活并不寬裕。他父親供職于印度的英國殖民地政府，作為一個下級官員，無力供養兒子回國進貴族子弟學校上學。奧威爾只是靠成績優異，才免費進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學校圣塞浦里安，后來又靠成績優異考取了獎學金，進了英國最著名的伊頓公學。但是他以一個窮學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長的歧視，稍長后又與那里的貴族子弟格格不入。畢業后他一無上層社會關系，二無家庭經濟支援，上不起大學，只好遠走緬甸，為帝國警察部隊效力，但殖民地下級官員的生活對他來說同樣還是格格不入。盡管有這樣的背景，用奧威爾自己的話來說，“我經受了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這增加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但是他畢竟受了英國傳統的教育，因此從立場上和思想上，多少在開始的時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寫的((緬甸歲月》，背景是殖民地社會，他對英國人和緬甸人都一視同仁，無分軒輊。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說過，“大多數印度人，就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都是狗屎”。
這種傳統上層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會學套話來說，在奧威爾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階級烙印，這是他在政治上遲遲沒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錯，他在學童時代由于家庭經濟能力的限制而在勢利的圣塞浦里安學校校長的手里飽受凌辱(見他死后出版的《如此歡樂童年》)，使他有了心理準備，日后在緬甸見到殖民統治的不公產生反感，而且后來在更大的范圍內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但是他畢竟出身中產階級，而在英國這個階級界限極為根深蒂固的社會里，要擺脫這個傳統在自己身上的束縛是很困難的。奧威爾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