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

挪威名劇作家易卜生及其筆下「娜拉」形象在五四年後被譯介到中國，其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易卜生筆下的「娜拉」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關鍵字」。

本書論及「娜拉」對於五四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想像的意義，梳理了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國的實際接受情況；並分析「娜拉」形象所代表／表徵的女性解放話語在五四前後的流變。通過對「五四」的再認識，以反省我們所處的時代及其思想困境。

本書特色 

1. 全面梳理介紹挪威劇作家筆下的「娜拉」被譯介到中國和傳播的情形。
2. 討論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對中國五四運動啟蒙和民初女性解放運動的推波助瀾，以及對相關戲劇、文學文本的影響。

自　序
通過「娜拉」重探「五四」

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而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及其筆下「娜拉」（Nora）形象的被譯介到中國，在五四前後發揮了特殊的推動作用。在中國新文學尤其是現代戲劇的創制中，也有重要價值。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娜拉」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存在。本書從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視野去討論「娜拉」對於五四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想像的意義。

本書追蹤和重構「娜拉」跨語際進入中國，被傳播、被言說、被模仿的歷史與文化語境。在此基礎上，考察圍繞「娜拉」的女性解放和個人主義話語的展開過程，「娜拉」譜系在不同話語場域與文類形式中的嬗變情況及其社會文化內涵，分析它們如何受到現實環境、性別差異、對話機制的影響與制約，探討作為話語實踐的「娜拉」故事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內在關聯。

第一章，首先梳理易卜生在1910-20年代被翻譯到中國的情況。一系列紙面的知識生產和舞臺的話劇表演，逐漸建構了易卜生在現代中國的獨特位置。接著討論五四時期促使「易卜生熱」生發的歷史語境。從思想革命、戲劇改良、寫實主義等角度，揭示選擇易卜生的文化邏輯。易卜生能夠被五四知識者選擇作為文化資源，因為他正好契合了五四文化精英們的期待視野，提供了他們能引以為用的象徵資本。「易卜生熱」是五四的知識／權力機制的具體體現。最後分析《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在跨語際過程中的翻譯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試圖回答「娜拉」成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啟蒙話語中，《玩偶之家》反思現代性的面相，被對於現代性的渴望與設計所遮蔽並且替代了。

第二章，討論五四啟蒙語境中的「娜拉」闡釋，並延伸至知識者關於女性解放的反應，藉此把握五四啟蒙話語的主導傾向及其內在縫隙。「娜拉」成為社會話題，與《新青年》所創造的輿論空間密不可分。第一節回到《新青年》現場，論述女性解放話語在《新青年》中的展開情況。女子問題與對家庭─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有著密切關係，這構成了中國女性解放話語興起的特殊背景。第二節聚焦於胡適（1891-1962）的〈易卜生主義〉，具體分析女性解放與個性解放是如何「接合」到一起的。「易卜生主義」是「逆女」與「逆子」結成同盟的標誌。女性解放話語被啟蒙的宏大敘事所整合並分享，事實上造成了某種「去性別化」的效果，遮蔽了女性自身的性別意識和自覺。第三節圍繞現實中的幾個「娜拉事件」，討論知識份子們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的態度和觀點。知識份子們開創了一個言說和討論女性問題的公共空間，並且在話語實踐中，參與了理想性「新女性」的創造。在交響喧嘩的多重聲音中，知識群體的分歧和啟蒙的內在裂隙也日漸顯現出來。第四節關注「娜拉型」話劇。作為中國化的「娜拉」的文學再現，它們組成了中國的「娜拉」譜系。「出走」在「形式的意識形態」層面的意義，是解讀的重點。「田亞梅」們的「出走」，表徵出作為女性解放運動「引路人」的男性知識份子們的現代想像與性別焦慮。

第三章主要論述五四高潮過去以後的1920年代裡，知識份子和大眾媒體對於「娜拉」的進一步闡釋和女性解放的繼續追問。第一節關注魯迅（1881-1936）。魯迅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顯示了他與主導的啟蒙話語之間的區別。借助於言說「娜拉」，魯迅反思了啟蒙思路在中國改造方式上的樂觀想像，而《傷逝》中的愛情滅亡之路也對於啟蒙理性構成了深刻拷問。正是意識到改造的極端困難，難以相信簡單的進化思路和群眾崇拜，魯迅才選擇「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第二節討論周作人（1885-1967）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特殊的倫理關懷。周作人以一種曲折的方式，介入到「娜拉」道路的爭論中。從「女人的發見」到「為女的自覺」，周作人始終強調女性自身的主體地位和內在自覺。他為自己的定位是「火炬」的傳遞者而非「解放者」。第三節以《婦女雜誌》的變化為例，從「第四階級女子問題」的提出，透析女性解放話語本身的流變播遷，即逐漸從五四的個性解放話語體系中脫落和分離，開始和無產階級革命動員重新「接合」。第四節分析由闖入文學創作領域的「娜拉」們自己講述的「娜拉」故事。她們的性別書寫打破了男性作為敘述者的絕對主體性，發聲於五四女性解放話語之外。無論是周氏兄弟、眾多女性作家，還是《婦女雜誌》的作者們，他們關於女性解放的討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加入到了「中國如何現代」的文化想像之中。

結語部分簡述了「娜拉」故事在1920年代以後的一些「續集」。標誌個人覺醒的「娜拉」，被收編入整一的國族敘事，最終作為左翼革命動員的象徵，昭示走向工農大眾的道路。這種轉變看似激烈，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作為「民族寓言」的「娜拉」故事，極為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主體詢喚機制，與此同時，也發出了質疑和批判之聲。可以說，「娜拉」問題所指向的正是「中國現代」的多重難題性。

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而挪威作家易卜生及其筆下「娜拉」形象的被譯介到中國，在五四前後發揮了特殊的推動作用。早在1925年，茅盾（1896-1981）就對此深有感觸，他這樣論述易卜生的影響：

易卜生和我國近年來震動全國的「新文化運動」是有一種非同等閒的關係，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專號」，曾把這位北歐大文學家作為文學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等等新運動的象徵。那時候易卜生，這個名兒縈繞於青年的胸中，傳述於青年的口頭，不亞於今日之下的馬克思和列寧。總而言之，易卜生在中國是經過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紹的。

而陳望道（1891-1977）在1926年也論及這股文藝風潮的影響：

易卜生底《娜拉》、《群鬼》等關於偶像破壞的文藝，當時也多輸入進來。凡自稱為覺醒分子的，不論女子或男子，可說沒有一個人不曾在這等文藝的及非文藝的─即當時所謂新文化的文字上注目，留心，乃至筆述，口說。投入潮流游泳的數目之多，為有史以來所少見。

的確，在1918年6月《新青年》雜誌推出精心設計的「易卜生專號」，刊載胡適與還是北大學生的羅家倫（1897-1969）合譯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三幕劇以及胡適撰寫的〈易卜生主義〉等文之後，那個「砰的一響」的關大門聲極大震動了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娜拉毅然離家出走的影子迅速風行全國，成為了集中多重含義的精神楷模與典範。藉由這個典範，五四知識份子找到了思想啟蒙的興奮點和「人的發現」的突破口；女性解放的討論在各種大眾媒體中進一步展開。很多女青年也以娜拉為榜樣，為自己掙脫家庭鎖鏈的行動辯護，「到處有人在家庭裡真的做了『娜拉』」。

在中國的接受語境中，「娜拉」負載了女性解放與個人主義的雙重訴求，同時與反抗禮教、重估傳統、倫理重建、社會流動、自由戀愛、現代日常生活等有效地關聯起來，從一個側面呈現出五四啟蒙的「全息圖像」。知識份子借助於「娜拉」故事，自傳式地講述了他們從傳統的家庭─宗族共同體中走出，尋找自由空間的經歷。既確證了選擇的合法性，又表達了他們在世俗生活上的文化和倫理立場，以及對於國家─社會的合理化設計。所以，「娜拉」的出走不僅指示著個人出路的安排，還牽涉到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詢喚（interpellation）機制。

但是，五四思想文化運動並不是單質的鐵板一塊。「態度的同一性」下面，隱藏著知識份子們思路上的內在分歧。表現在「娜拉」的闡釋與更普遍的女性解放問題的探討上，胡適、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關注重心和目標，就並不完全一致；在《新青年》、《婦女雜誌》、《小說月報》等媒體上，也是不同音調交響喧嘩，暴露出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五四以後，隨著歷史狀況的變化與知識群體的分化，知識份子取向的差異更加凸顯出來。他們繼續介入關於「娜拉」的徵引和討論，不斷進行著再解釋和再塑造。「娜拉走後怎樣」的追問，把女性解放問題帶入到一個更為廣闊、也更充滿爭辯性的空間裡。五四啟蒙的主導論述，這時受到了很多反省和質疑。從1920年代後期開始，在社會動員中，「娜拉」的喻義／寓意經歷了微妙然而重要的偏移和轉變。這種變化表徵出意識形態霸權的爭奪及其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