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選：倡導與嘗試（簡體書）

《胡適文選：倡導與嘗試》收錄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倡導文學革命的論文及其嘗試以白話文為載體進行創作的文學作品，可以讓讀者領略作為文學大師的胡適的風采。

胡適是倡導白話文寫作者之一。他的散文清新明白具自然之美；淵博的知識又使他的文章內容充實豐富，這就形成了胡適作品獨特的藝術風格。葉君主編的《倡導與嘗試（胡適文選）》收錄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倡導文學革命的論文及其嘗試以白話文為載體進行創作的文學作品，供讀者品鑒。

上篇：倡導寄陳獨秀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答錢玄同書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論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序答朱經農答任叔永答黃覺僧君《折衷的文學革新論》論短篇小說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讀沈尹默的舊詩詞談新詩什麼是文學（答錢玄同）中學國文的教授問題與主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國語文法概論易蔔生主義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評新詩集下篇：嘗試嘗試集序自序再版自序四版自序第一編嘗試篇（有序）孔丘蝴蝶贈朱經農他（思祖國也）中秋虞美人．戲朱經農江上黃克強先生哀辭十二月五夜月沁園春．二十五歲生日自壽病中得冬秀書論詩雜記（三首）寒江“赫貞旦”答叔永生查子景不徙篇沁園春．新俄萬歲寄怡蓀、經農別叔永、杏佛、覲莊百字令第二編一念鴿子人力車夫……終身大事（遊戲的喜劇）

答錢玄同書
玄同先生：
前奉讀“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的長書，至今尚未答復。此中原因，想蒙原諒。先生對于吾前書所作答語，大半不須我重行答復。僅有數事，略有鄙見，欲就質正：
（4）（數目字指三卷第六號中原書之各條）《三國演義》一書，極為先生所不喜。然先生于吾原書所云，似有誤會處。吾謂此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吾并非謂此書于曹孟德、劉備諸人褒貶得當。吾但謂以小說的魔力論，此書實具大魔力耳。先生亦言：“《說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響。《三國演義》既出，于是關公、關帝、關夫子，鬧個不休。”此可見《說岳》之劣而《三國演義》之優矣。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并非獨抒己見。況此書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詆。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于劉備百倍。此外寫曹操用人之明，御將之能，皆遠過于劉備、諸葛亮。無奈中國人早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罵曹操。戲臺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是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此則由于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實不如是之甚也。先生又謂此書“寫劉備成一庸懦無用的人，寫諸葛亮成一陰險詐偽的人”。此則非關作者“文才笨拙”，乃其所處時代之影響也。彼所處之時代，固以庸懦無能為賢，以陰險詐偽為能，故其寫劉備、諸葛亮，亦只如此。此如古人以“殺人不眨眼”、“喝酒三四十大碗”為英雄，今人如張春帆之徒以能“吊膀子”為風流。故《水滸傳》之武松，自西人觀之，必詆為無人道；而《九尾龜》之章秋谷，自吾與先生觀之，必詆為淫人。此與吾前書所言《品花寶鑒》不知男色為惡事，同一道理。此理于讀書甚有益，故不憚重言之。即如孔子時代，原不以男女相悅為非，故叔梁紇與征在“野合而生孔子”（見《史記》），時人不以此遂輕孔子。及孔子選詩，其三百篇中，大半皆情詩也。即如《關雎》一篇，明言男子戀一女子，至于“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害起“單思病”來了。孑L子不以為非，卻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懾懾。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明言女子與男子期會于野。凡此諸詩，所以能保存者，正以春秋時代本不以男女私相戀愛為惡德耳。后之腐儒，不明時代之不同，風尚之互異，遂想出種種謬說來解《詩經》。詩之真價值遂歷二千余年而不明，則皆諸腐儒之罪也。更舉一例，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寫實之詩。后之腐儒不明風俗之變遷，以為朝廷命官豈可深夜登有夫之婦之舟而張筵奏樂。于是強為之語，以為此詩全是寓言。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固有非后世腐儒所能夢見者矣。先生以為然否？
（5）先生與獨秀先生所論《金瓶梅》諸語，我殊不敢贊成。我以為今日中國人所謂男女情愛，尚全是獸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類之書，一面積極譯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轉移風氣之希望。此種書即以文學的眼光觀之，亦殊無價值。何則？文學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請問先生讀《金瓶梅》，作何美感？
又先生屢稱蘇曼殊所著小說。吾在上海時，特取而細讀之，實不能知其好處。《絳紗記》所記，全是獸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人幾段絕無關系的材料，以湊篇幅，蓋受今日幾塊錢一千字之惡俗之影響者也。《焚劍記》直是一篇胡說。其書尚不可比《聊齋志異》之百一，有何價值可言耶？ 以上答先生見答之語競。 先生論吾所作白話詩，以為“未能脫盡文言窠臼”。此等諍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話詩之時，實力屏文言，不雜一字。如《朋友》、《他》、《嘗試篇》之類皆是。其后忽變易宗旨，以為文言中有許多字盡可輸入白話詩中。故今年所作詩詞，往往不避文言。吾曾作“白話解”，釋白話之義，約有三端：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干干凈凈沒有堆砌涂飾的話，也不妨夾人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10月31日來書所言，也極有道理。先生說：“現在我們著手改革的初期，應該盡量用白話去作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舊污，于進行方面，很有阻礙。”我極以這話為然。所以在北京所作的白話詩，都不用文言了。
先生與劉半農先生都不贊成填詞，卻又都贊成填西皮二簧。古來作詞者，僅有幾個人能深知音律。其余的詞人，都不能歌。其實詞不必可歌。由詩變而為詞，乃是中國韻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為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軒詞：
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
登臨意。此決非五言七言之詩所能及也。故詞與詩之別，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語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語之自然也。作詞而不能歌之，不足為病。正如唐人絕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絕句也。
詞之重要，在于其為中國韻文添無數近于言語自然之詩體。此為治文學史者所最不可忽之點。不會填詞者，必以為詞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縛自由必甚。其實大不然。詞之好處，在于調多體多，可以自由選擇。工詞者，相題而擇調，并無不自由也。人或問既欲自由，又何必擇調？吾答之日，凡可傳之詞調，皆經名家制定，其音節之諧妙，字句之長短，皆有特長之處。吾輩就已成之美調，略施裁剪，便可得絕妙之音節，又何樂而不為乎？（今人作詩往往不講音節。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話詩尤不可不講音節，其言極是。）
然詞亦有二短：（一）字句終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達一層或兩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數，則可以作長篇。故詞之變為曲，猶詩之變為詞，皆所以求近語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終莫如長短無定之韻文。元人之小詞，即是此類。今日作“詩”（廣義言之），似宜注重此種長短無定之體。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詩詞曲諸體；要各隨所好，各相題而擇體，可矣。
至于皮簧，則殊無謂。皮簧或十字為句，或七字為句，皆不近語言之自然。能手為之，或亦可展舒自如，不限于七字十字之句，如《空城計》之城樓一段是也。然不如直作長短句之更為自由矣。
以上所說，皆拉雜不成統系，尚望有以教正之。
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夜胡適
（原載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號，
原題《論小說及白話韻文》）P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