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勞工都有尊嚴（簡體書）

2009年10月4日，諾貝爾基金會評選出諾獎百餘年歷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獲獎者，他們是：1921年物理學獎得主愛因斯坦，1964年和平獎得主馬丁．路德金，1979年和平獎得主特蕾莎修女。其中馬丁．路德．金以其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震撼全世界。多年以來，馬丁．路德．金爭取公平與正義的信念和他極富感染力與震撼力的演講正在影響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處在不公平社會中的人們視馬丁．路德．金為精神領袖。《所有勞工都有尊嚴》是與他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並稱為“人類最偉大的演講”的另一本演講集《所有勞工都有尊嚴》。25次為公平與正義的演講，首次在國內出版。通過《所有勞工都有尊嚴》，我們能發現經典的當代性與現實意義，再次傾聽人類現代史上最重要、最誠懇、最振聾發聵的聲音：人的基本價值與權利，體面勞動與尊嚴生活，以及公平社會中不容篡改的經濟正義！

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將“非暴力”和“直接行動”作為社會變革方法的最為突出的倡導者之一。1948年到1951年間，在美國東海岸的費城繼續深造。1963年，馬丁．路德．金晉見了肯尼迪總統，要求通過新的民權法，給黑人以平等的權利。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1964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1968年4月，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領導工人罷工被人謀殺，年僅39歲。

《所有勞工都有尊嚴》編輯推薦：神圣勞工之書！為99％的P民發聲！改變世界的25次演說。重溫經典，傾聽人類現代史上最重要、最誠懇、最振聾發聵的聲音：人的基本價值與權利，體面勞動與尊嚴生活，以及公平社會中不容篡奪的經濟正義！

序言編者贅語第一部分在冷戰的陰影下鍛造民權——勞工聯盟第一章展望未來——漢蘭達民眾學校的25周年紀念日蒙蒂格爾（Monteagle），田納西州（Tennessee）1957年9月2日第二章如若一個人因為不是共產黨員而無法完成兄弟的理想，那的確是令人非常沮喪的——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outhernChristianLeadershipConference，SCLC）在抵抗美國食品加工工人聯盟（UnitedPackinghouseWorkersUnionofAmerica，UPWA，即食聯）時的聲明，亞特蘭大（Atlanta）佐治亞州（Georgia）1959年6月11日第三章我們，我們黑人和勞工們……必定會播下自由的種子——25周年紀念日晚宴，密歇根（Michigan）底特律（Detroit），汽聯，科博大廳（CoboHall）1961年4月27日第四章如果黑人贏了，勞工也就贏了——勞聯-產聯第四次憲法大會，佛羅裡達州，邁阿密海灘，美洲酒店（AmericanaHotel）1961年12月11日第五章我作為勞工中的一員來到這裡，不是為了區分誰是朋友誰不是，而是為了頌揚——食聯第十三次大會，明尼蘇達州（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1962年5月21日第六章社會上有三大罪行……戰爭，經濟偏袒，種族歧視——65區大會，零售、批發和百貨公司聯盟（Retail,WholesaleandDepartmentStoreUnion，RWDSU，即百聯），紐約，蒙蒂賽洛（Monticello），勞勒爾鄉村俱樂部（LaurelsCountryClub），1962年9月8日第七章在過去的許多年裡，有組織的勞動僅僅需要兩種類型的工人，他們都戴著鐐銬頻繁地參與勞動——25周年紀念日晚宴，全國海員工會（NationalMaritimeUnion，NMU），紐約，美洲酒店，1962年10月23日第八章現在是時候實現民主承諾了——底特律公民權利大遊行（DetroitMarchforCivilRights）密歇根，底特律，科博大廳，1963年6月23日……第二部分站在十字路口：種族，勞工，戰爭和貧窮第三部分從傑裡科大道上口口相傳：窮人運動和孟菲斯大罷工後記：金與勞工附錄：演講摘要

在馬丁?路德?金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置于他議程中心的永遠都是為窮人和工薪階層伸張正義。他致力于窮人運動，要求國會把國家經費從戰場轉移回本國，用于住房、醫療、教育以及就業。他迅速輾轉全國，廢寢忘食，宣講經濟公正的福音。他追溯民族奴役與種族隔離的歷史，要求制定一個確定的方案，以解決幾代人來對過去曾經被奴役的人們的否定和忽視。而且，他要做的還不止這些。他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國人，波多黎各（Puerto Rico）人，貧窮的白人，以及黑人謀求一項經濟人權法案。他設法幫助那些丟掉工作的窮人，在城市和貧民區，印第安人居留地和農村地區，為他們組建一支非暴力軍隊。他要求國家建立一個能夠充分就業的經濟體制，退而求其次，至少能有一個可以保證所有的美國人都有份體面收入的稅收制度。
繁忙的日程安排讓馬丁?路德?金瀕臨崩潰，但是，當他的同事兼朋友詹姆斯?勞森（James Lawson）要他前往孟菲斯，以支持當地由黑人工會聯盟允許的環衛工人罷工，金依然答應了他的請求。在孟菲斯，金重申了他對人民運動的信心，并發現了一個強大的選區，他們是由窮苦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成立的一個工會社區聯盟。在去孟菲斯的路上，金再次回到了他奮斗一生的課題：勞動人民擁有自發地組織工會的權利，能因此不再受到雇主的剝削和警察的恐嚇。他強調工會是第一個扶貧計劃，并且向所有工人開放。幫助窮苦的工人階級獲取尊嚴將成為他在窮人運動中的又一項政策要點。
1968年8月4日，金在孟菲斯遭到暗殺而犧牲。今天，那場駭人聽聞的謀殺遮蔽了孟菲斯運動的歷史，也掩蓋了金為窮人和那些窮苦的工人階級所做的努力。有太多的人對金還僅停留在“民權”斗爭者這樣一個狹隘的理解上，沒有看到由他推動的工會和社會運動的廣度。殊不知，他還是一個人權斗爭領袖。而在工會擁護者心中，金是勞工權利的捍衛者，是工人階級的英雄。也許，我們這個時期的經濟動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時機，在這個時機里，需要我們對金進行一次全新的審視。
大多數人一想到金，腦海中就會出現1963年8月28日他在林肯紀念堂時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模樣。在他生日這天，金的光榮的《夢想》（Dream）演說都會在電視和收音機里播放，但其他一些有關他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卻常常被忽略。如果走近一點，仔細觀察電視上的圖像，我們也許會問，那個戴著白色紙帽子，躊躇滿志地站在金后面的那個人是誰？在演講臺上，在眾多的聽眾頭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工會會員們，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戴著這樣的帽子，上面有罷工標志，有徽章，還寫著“公平就業，充分就業”以及“工作與自由”的字樣。這樣團結的信息被工會成員們通過公共廣播系統、包租公車和飛機，廣泛地傳播開來，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工會會員參與華盛頓大游行。
汽聯主席沃爾特?魯瑟（Walter Reuther）在主席臺上做了“偉大的道德討伐喚起美國民眾去完成未盡的民主工作”的演說。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委員約翰?路易斯(Jonh Louis)站出來，呼吁一場有關南方種族關系的革命；黑人婦女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委員多蘿西?海特(Dorothy Height)和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主席臺上和金站在一起；臥鋪車廂搬運工兄弟會聯盟（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 union）前任主席A.菲利普?蘭道夫（A.Philip Randolph）稱金為“我們國家的道德領袖”。
民權和勞工問題，這兩者都是動員的關鍵。百聯65區財務處長和美國黑人勞工委員會（Negro American Labor Council，NALC）副主席，黑人勞工領袖克利夫蘭?羅賓遜（Cleveland Robinson），和蘭道夫一起，曾首次提出以游行示威來對勞聯-產聯施加壓力，以得到更有力的民權政策的支持。金和其它民權領導人一起努力，把他們最初的方案擴展到為就業機會和自由游行示威，希望能夠在聯邦政府的統治下集中南方此起彼伏的群眾運動的力量。羅賓遜擔任財務主管，并由他的工會提供辦公地點和薪金，以保證活動家貝雅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能夠長期地組織華盛頓大游行。
勞聯-產聯并不贊成這次游行，但是由魯瑟領導的該聯合會的產業工會部門和汽聯很支持。金在工會和民權運動中培養了一個聯盟組織，以激勵大量的工會會員參與到華盛頓大游行中來，他還定期給那些擁有較強民權方案和大比例的少數民族工人的工會做報告。從蒙哥馬利（Montgomery）到孟菲斯，金一直堅持和普通工人站在一條戰線上，支持他們在工作場所權利和經濟公正方面的要求。金的人生并沒有對“偉人”理論進行過多的解釋，而是表現了自下而上地成立的人民工會和社會運動中人民的力量，這也表明了英雄個人并不是歷史進程的首要推動者。
在金領導的整個時期里，保守估計的情況下，工人階級和窮人，尤其是婦女，在黑人自由運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963年春天，華盛頓大游行之前，在阿拉巴馬州（Alabama）的伯明翰（Birmingham），超過900個年輕人沖進監獄，直面警犬和消防水槍的沖擊，希望在那個暴力城市廢止種族隔離。這些黑人鋼鐵工人、服務人員、女傭的子女和傳教士、老師和商人等全市的黑人中小資產階級，他們爭取公平競爭的就業機會，謀求人人平等，摘掉臭名昭著的“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的帽子。
1956年在蒙哥馬利的同一時期，在長達381天的時間里，黑人女傭、清潔工人以及其他一些黑人聯合起來拒絕乘坐公交車。這些工人們，尤其是婦女，步行或是搭便車去上班，以抵制公共汽車作為隔離條令，并最終取得勝利。金因為幫助籌劃民權和選舉權運動，在學生、傳教士和中產階級中大受歡迎。在這些關鍵性的斗爭當中，金深切同情那些推動運動的窮苦大眾和勞動人民，并展現了他強大的親和力。
如本書記載，以北方為基礎的工會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和經濟支持。金曾多次求助于工會，反過來又給工會提供幫助。早在1958年，金就公開反對了假名假意的所謂“工作權”的法律。1964年，他在俄克拉荷馬州（Oklahoma）幫助挫敗這樣一個提議的時候說道：“沒有‘權利’便沒有‘工作’。”1963年12月，他從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回來，同亞特蘭大斯克瑞普托（Scripto）制筆廠罷工的黑人婦女一起站在示威隊伍中，并在1964年幫助他們解決了罷工需要解決的問題。1965年，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商議培養一批民權活動家成為工會組織者。金在種族主義、貧窮和戰爭課題上的督促推動許多工會會員團結起來，把他們的民事權利和勞工權利推向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正義議程。1967年，金召開了一次反越南戰爭的工會會員大會，這使勞工斗爭轉向和平運動。
最終，在1968年，金組織了窮人運動，并明確承諾會去孟菲斯代表工會改善貧窮的黑人勞工的工作條件。金申明，“所有勞工都有尊嚴”，清潔工人也應得到一個足以維持生計的薪酬和工會權利，使勞工身份卑賤的并不是又苦又臟的工作，而是缺乏工會權利以及工作條件惡劣。就像在去孟菲斯前，他在1199地方分會醫院對工會會員所說的一樣：“你們都知道，沒有什么勞動是卑賤的，除非你們沒有得到足夠的工資。”
公民權利和勞工運動的力量都已真正進入了孟菲斯。金在為工會權利而斗爭中喪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犧牲，贏得了美國州、郡、市聯合工會1733地方分會的罷工勝利。孟菲斯的成功雖然耗資巨大，但進一步推動了公營部門中雇員的組織發展，并使得美國州、郡、市聯合工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之一。
如果之前我們只是把金看做是中產階級公民權利的領袖，現在便是時候通過棱鏡看到他與窮人、勞工人民以及工會之間的親密關系。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便會對20世紀60年代的金及他所領導的運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當我在亞特蘭大非暴力社會變革中心（Center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研究1992年的勞工和公民權利時，在馬丁?路德?金存檔區，發現了金為工會做的演講的一個儲藏間。從那以后，我便開始逐個記載白人和黑人勞工在南方建立工會的斗爭，并追蹤金在孟菲斯白熱化斗爭中對民權聯盟主義（civil rights unionism）的支持。同時，我仍然繼續回顧這些大型的不為人知的演講，并試圖了解它們所牽涉的背景及意義。在這些文檔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金一直努力把勞工運動和民權運動聯系到一起，并把這兩者同社會改革的廣泛成果聯系起來。
作為燈塔出版社（Beacon Press）關于金的遺產系列的一部分,這本演講集公布了15篇金的有關工會權利和經濟公正的演講（以及一篇非演講文件），其中有12篇從未以書面形式發表。這篇簡介為讀者提供了其中的細節和背景。這些文獻幫助我們把金在蒙哥馬利、奧爾巴尼（Albany）、伯明翰、塞爾瑪（Selma）、底特律、芝加哥（Chicago）、紐約和孟菲斯的運動同他為“經濟平等”所展開的議事日程聯系起來。金所說的“經濟平等”，便是保證每個人都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個國家里過著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金希望，在未來的世界里，種族主義、貧窮和戰爭能夠只存在于歷史的遺跡中。
還有許多人也有著同樣的希望，并且為了把它變為現實而奮斗多年。在這本書里，金不斷地回顧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勞工運動，并將室內靜坐、仰臥、示威、罷工和抵制與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斗爭聯系起來。金把兩個運動看作是20世紀美國社會進步的兩大支柱。但是他想更進一步，創造一個更具說服力的，更加強大的勞工和民權聯盟。
金對窮人的親善，對工會和經濟公平的支持，可以追溯到他年輕時期和他的家族為在美國享有平等地位而做出的斗爭。金生于1929年經濟大蕭條初期，成長在亞特蘭大奧本大街（Auburn Avenue）爭取黑人商業區的時代。金的父親作為一個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元老級的楷模，保護著馬丁和他的兄弟姐妹的成長。實際上，金的家族歷程未能逃脫貧窮和勞工剝削。馬丁的曾祖輩中，至少有三位曾是奴隸。他的祖父生于1863年1月2日，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生效的第二天。
解放以后，威廉姆斯（Williams，金母親的家族）一家和金的家族在一家白人農場干活，常常負債累累。他們生活困難，支付不起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和衣物；也不能保證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享有真正的自由；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需要辛苦的勞動。當詹姆斯?金不停輾轉各地，做佃農賺取工資時，馬丁的祖母迪莉亞?林賽（Delia Linsey）一直伴隨左右，并為白人洗滌和熨燙衣服以補貼貧困家庭的日常開支。金的外祖父，A.D.威廉姆斯（A.D.Williams）在鋸木廠工作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個大拇指，便搬去了亞特蘭大做苦役，以逃避農村的私刑和勞工剝削。金的父親也逃離了佐治亞州的種植園區，背著僅有的幾件衣服，在1913年來到城市謀生。
金的家族轉而向黑人教堂求助，并在耶穌社會福音的幫助下擺脫了貧困和整個社會污蔑黑人道德敗壞的影響。“我本質上是個牧師，一個浸信會（Baptist Church）的牧師。” 馬丁在1965年解釋道，“這就是我和我的傳統，因為我也是浸信會牧師的兒子，浸信會牧師的孫子，浸信會牧師的曾孫。”同樣的，他也繼承了奴隸，佃農，城鎮職工和宗教企業家的血統。在這樣的血統里，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面臨著政治、經濟和種族方面的歧視，這種歧視一直都阻礙他們從事技術性的工作，剝奪了他們受教育的機會。
歷史學家克萊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和斯坦福大學研究與教育學院（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有關馬丁?路德?金的文件中強調，黑人基督教社會福音要求，所有上帝的孩子都應享有平等的權利。金的外祖父A.D.威廉姆斯和外祖母珍妮（Jennie），還有金的父親邁克爾?金（Michael King）和母親艾伯塔（Alberta）在亞特蘭大成立了埃比尼澤浸信會（Ebenezer Baptist Church）。從一小群教眾開始，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大集團，不僅宣揚民權和選舉權，還同時照顧教徒的社會福利。
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年輕的馬丁?路德?金自然對身邊的窮人和工人階級的困境感同身受。在20世紀30年代，他的父親帶他去探望那些失業的人們，即使后來馬丁批判了他父親的實利主義，但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父親對窮人的尊重，這種尊重在金的生命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經濟大蕭條的到來使得馬丁對貧富差距更加敏感。后來，這種感情被他形象地稱作“反資本主義情結”。他親眼目睹了等在救濟隊伍中的人們和經受著貧困的教眾們的困苦生活。作為一個青年人，金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工作了一個夏天，目睹了貧窮和種族歧視對貧窮的白人和黑人所造成的傷害。在美國南方和北方，后來被金稱為種族和階級之間的“惡性親情”仍然顯而易見。
簡言之，即使金確實有“中產階級”風范，他的家族傳統，他的自身經歷，黑人基督教社會福音也為金制定了一個終生的框架，在這個框架里，金一直為工人階級和窮人爭取正義。金的大學教育也為了解這些不平等創立了一個知識基礎課程。在15歲的時候，馬丁進入了莫爾豪斯學院（Morehouse College），并加入二戰期間的早期入學計劃。隨著美國政府承諾對抗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殖民主義，金在社會學、歷史學、哲學、文學以及宗教課程中受到了深刻的影響。莫爾豪斯的校長本杰明?邁斯博士（Benjamin Mays），還有金后來遇到的許多其他人，推廣了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對窮人的尊重，高度贊揚了他組織非暴力運動對抗殖民主義、種姓制度和勞工剝削的成就。即使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生，金仍然開始將宗教、學術知識和長期以來他的家族代表的激進的平等權利和社會公平融合到一起。
金進入克羅澤神學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和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研究生院深造。那時，他就已經加入了特殊的一代人權活動家隊伍。20世紀40年代的黑人學生和退伍老兵代表了那個時期更激進的民權意識主流，而此時，美國政府也許諾會在全世界顛覆帝國主義和不平等的民權。這個非常時期，曾被一位歷史學家稱作黑人革命的“播種期”。有組織的勞工在這次革命成果的鞏固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5年的瓦格納法案（Wagner Act）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確立言論自由和工作組織權的法案。上百萬的鋼鐵、汽車、肉類加工、電器、橡膠和其他基礎產業工人加入到產聯旗下的工會。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1944年把這件事情看作是一個偉大的轉折，并寫道：“產聯為戰后時代的平等權利提供了最大的希望。”
不幸的是，不斷開闊的反殖民斗爭和解放斗爭的視野，以及工會和民權在國內的發展，受到了二戰后巨大的紅色恐懼的破壞。紅色恐懼逐漸侵蝕了民權運動和美國勞工運動的基礎，阻止并縮小了在戰爭影響下不斷擴大的視野。也有另一些人主張美國政府在20世紀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晚期的反共主義運動中為要求充分的民事權利發揮額外的杠桿作用。金和其他一些人說得對，如果美國想要成為全球自由主義的典范，就必須消除國內的種族隔離。這條評論的力量，以及在北方市區恢復黑人選舉權的需求，促使哈里?S.杜魯門（Harry S.Truman）總統在美國軍隊中廢止種族隔離，并且為非裔美國人呼吁民事和政治權利。美國最高法院也把這條評論記入了其歷史悠久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決策之中，并將推翻種族隔離作為這個國度的一條法律規定。
然而，從勞工史的角度來看，專家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了紅色恐懼在戰后所造成的損害。在勞工運動的鼎盛時期，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工人（和50%的產業工人）加入了工會，而紅色恐懼對勞工激進主義巨大的擠壓消除了在對不同膚色的工人階級動員中最持久和最激進的聲音。它還阻止了工會向因低收入而難以組織的地區擴展，而這些地區都是婦女和有色人種的主要分布區。由產聯在1946年發起，并充分組織了南方工人的迪克西行動（Operation Dixie），也許已經為民權改革創造了強大的工會同盟。然而，紅色迫害，種族迫害，暴力和法律都限制了組織運動的權利，并使南方形成了反工會主義的堡壘。
沒有工會，在南方的非裔美國工人，墨西哥裔美國工人，和歐裔美國工人就會缺乏改善工作條件，或建立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方法。正如本書第一部分中金的演講所顯示的一樣，他清楚地明白在南方成立工會的重要性。在他看來，這樣做能提高工資，使非裔美國人和工人享有選舉權，更能選出更多的親勞工者當權，而減少其中的種族歧視者。他特別希望把“穴居人（Neanderthals）”從美國參議院中剔除，因為這些“穴居人”經常利用議員來阻止所有重大的改革。他相信，聯合工會和民權力量能夠使歷史往一個更好的方向發展。勞工騎士，世界產業工人，美國煤礦工人，還有許多產業聯盟，有時也會跟隨異族勞工團結的道路，并留下一個以勞工為基礎的頗有前途的社會歷史變革背景。
但是，金也知道，美國工會運動有一個關乎少數民族和婦女的相互矛盾的特點。即使產聯給予了黑人工人和婦女希望，但是，前美國勞聯中的建筑行業工會（building trades unions）和鐵路工人兄弟會（brotherhoods of railroad workers）在很大程度上還在排斥或隔離少數民族和婦女工作者。全美勞資關系委員會（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并沒有要求工會使用其政府部門來禁止歧視。即使是加入了工會組織的產業中的黑人，也會受到本地人的聯合排斥，他們被隔離，被迫當學徒，受著白人工人公開的暴力和歧視。據稱，即使是不斷前進的產聯聯盟也常把歧視性的工作任務和資歷要求羅列在他們的合同里，盡管在他們自己的憲法條款中對平等權利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從20世紀30年代起，共產主義者和各種不結盟的勞工激進分子便開始同工作和社會中的種族隔離做斗爭，并跨越人種和性別障礙組織婦女和男子加入工會。尤其是戰后，這些勞工激進分子們開始逆流而上，對抗制度化了的種族主義潮流和冷戰中的反共洪流。1946年，共和黨領導的國會當選，并強制實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雷法案（Taft-Hartley Act），此法案對瓦格納法案進行了修訂，以強迫工會領袖們發誓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或并沒有因為全美勞資關系委員會而失去聯邦選舉監督保護。塔夫特-哈特雷法案用合法的政府機構束縛工會，并允許政府查封或取締工會企業，從而最大限度地削弱工會，以此方式讓工人不加入工會卻仍然可以從工會合同里受益。塔夫特-哈特雷法案也限制工會的政治行為，并對其他各種形式的工會組織進行破壞。
產聯的工會從一開始就很抵制塔夫特-哈特雷法案，也不喜歡民主黨總統哈里?S.杜魯門，因為他的安全保障和反共的外交政策對啟動冷戰和紅色恐懼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在1948年的選舉中，產聯對聯合漸漸失望，并要求所有的工會成員轉而支持杜魯門。當工會的選票促成了杜魯門的勝利后，產聯解散了十一個工會，據推測，這些工會都是由共產主義者領導，擁有差不多100萬的工會會員，而且一直都在支持進步黨總統候選人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而華萊士一直都主張緩和與蘇聯的關系。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歧也使得產聯內部出現了兩極分化。雖然工會也一直在向前發展，并達到了集團權利的最高點，但是強硬的反共主義路線把許多工會和金，還有20世紀60年代迅速發展起來的運動分離開來。
從1949年開始，工會組織給民權擁護者，比如金，展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局面。一方面，工會取得了可觀的合同收益，成為了主要的政治參與者，并為20世紀60年代的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和民權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而另一方面，產聯開除了一些在南方的民權斗爭中最有影響的活動家，并在“共產主義政黨路線”的指示下，查抄了如美國電氣、無線電和機械工人工會（the United Electrical，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Union）等主要工會組織。
這些事情似乎與民權斗爭并無太大關系，但是他們需要承擔其嚴重的后果，因為金為了建立一個勞工民權聯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55年，產聯和勞聯合并，以創建一個更大更強的聯合會，但是因為產聯擁有500萬名成員，而勞聯是產聯的兩倍（而且產聯瀕于瓦解），所以如果勞聯采取越保守的種族政策，便能在聯合會中獲得越多的領導權。許多工會實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官僚主義作風越來越嚴重。紅色恐懼使得勞聯-產聯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確立聯系在一起，而這項政策金一直都很反對。
悲劇的是，在工會主席喬治?米尼（George Meany）和國際事務部主任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的領導下，勞聯-產聯積極支持美國，因為美國政府撤銷了越南原定于1956年舉行的選舉，并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所痛恨的腐敗的政府。洛夫斯通曾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合作，破壞歐洲的左派工會（leftist unions），推翻貧困國家，如危地馬拉（Guatemala）的民族主義政府（中情局還幫助推翻了伊朗的民選政府，導致該國沖突時代的到來）。勞聯-產聯成為政府外交政策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并強烈譴責那些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的人，指責他們被愚弄了卻毫不知情，還參與反對軍事干預。
就在紅色恐懼破壞了不同國家和不同種族間勞工的團結之時，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讓世界認識了金，也讓金了解了世界民權聯盟。在蒙哥馬利，金在黑人和勞聯-產聯內外左翼領導的工會中找到了最強大的盟友。


1955年12月，金爆發出非凡的影響力，用語言喚起了對團結的認識和決心，而這種認識和決心足以克服改革中遭遇的可怕的障礙。金與工會的友好關系便從此開始。臥鋪車廂搬運工兄弟會聯盟主席A.菲利普?蘭道夫和地區主席E.D.尼克松（E.D.Nixon）與別的工會商議，希望得到一些財政支持，不久之后，金便開始了演說，籌集資金，向不同的工會征集政治上的支持，以幫助展開南方的自由運動。工會對巴士抵制運動的支持堅定了金的信念，讓他認識到一個有凝聚力的民族力量對社會變革的重要性。
20世紀50年代，食聯，產聯中的一個左翼領導的工會，擁有了最強大的美國民權聯盟方案。即使是在巴士抵制運動之前，食聯的亞特蘭大地方組織的26名成員就因為抗議公共汽車種族隔離制而被關進了監獄。他們還勇敢地挫敗了試圖在芝加哥地區阻止住房一體化的種族歧視者，并籌集資金為梅米?布拉德利（Mamie Bradley）進行抗議活動（梅米?布拉德利，艾米特?蒂爾[Emmett Till]的媽媽，1955年8月28日在密西西比[Mississippi]被種族歧視者謀殺）。該聯盟還拒絕在合同在上簽字，除非雇主們簽署反歧視條款，并且堅持讓雇主保證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和女人能參與所有部門的工作和管理。
在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的三個月里，金在芝加哥與食聯的活動家們會面并商討策略。工會以全國性的抵制威脅那些擁有蒙哥馬利公車系統的公司，同時組建了一個民主基金會。但是，這起資金籌集運動僅限于成員之間，并沒有得到工會上層的許可。黑人婦女，如阿迪?懷亞特（Addie Wyatt），特別積極地參與了民權運動。芝加哥阿莫爾肉類加工廠（Armour meatpacking plant）的工人們為了支持蒙哥馬利運動舉行了一場虔誠的宗教祈禱儀式。蒙哥馬利運動成功以后，食聯的黑人領袖羅素?拉斯利（Russell Lasley），約翰?亨利?哈爾（John Henry Hall），查爾斯?海斯（Charles Hayes）都參加了金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成立大會。拉斯利、海斯和65區黑人領袖克利夫蘭?羅賓遜一起，都在其委員會任職。
所有的這一切都向金展示了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系統的影響力。不久之后，他開始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及其他一些工會合作，這些工會都有很好的黑人會員基礎，并切都很支持民權。其中包括了65區和1199地方分會，他們都與百聯有一定的聯系。這些工會一直堅持組織非裔美國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一些拉美裔的工人，致力于服務業和衛生保健行業在紐約市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猶太勞工在美國根深蒂固，并創建兩個聯盟，這兩個聯盟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了金在南方民權運動的重要擁護者。最終，65區和1199地方分會也成為了紐約市民權聯盟強有力的組成部分。
工會轉而同A.菲利普?蘭道夫、金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建立了同盟關系。65區黑人事務委員會的財務部長和領袖，牙買加出生的的具有強大領導能力的克利夫蘭?羅賓遜，把紐約市百貨公司和各種服務行業的少數民族工人組織起來，舉行示威和集會以支持民權運動。1959年，羅賓遜和蘭道夫組織美國黑人勞工委員會迫使勞聯-產聯在其社會階層上抨擊種族主義，與百聯，以及65區、1199地方分會聯合抵制最低工資、高租金和嚴格的種族招聘制，其中在1199地方分會的醫院就業的黑人和波多黎各婦女特別積極。就像1199地方分會的主席里昂?戴維斯（Leon Davis）所說的一樣：“這不僅僅是另一個聯盟；這還是自由斗爭的一部分。”
金急需在北方的城市為這種勞工運動建立一個勞工-民權聯盟。在65區和1199地方分會的會議上，金反復談到這個問題，并在美國西海岸（West Coast）國際碼頭和倉儲工會（International Longshore and Warehouse Union，ILWU）為他的聯盟找到了一個大本營。1963年，國際碼頭和倉儲工會主席哈里?布里奇斯揚言要拒絕裝載在阿拉巴馬州制造的貨物，以此來支持金在西海岸的斗爭。布里奇斯，一個澳大利亞海員和碼頭工人，20年來一直與聯邦政府斗爭，并擊敗了其想要將他作為一個“外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驅逐出境的企圖。他變成了一個已歸化的公民，一個極度的民權支持者（他打破了西海岸的反種族通婚的法律條例，同一個叫澤田紀子的日裔美國姑娘結了婚），并且還是越南戰爭的主要反對者。1967年，作為國際碼頭和倉儲工會大家庭的一員，在舊金山10區的碼頭工作的黑人工人十分歡迎他去到那里演講。
1967年11月，勞工領袖和平大會召開。在65區，1199地方分會，美國電氣、無線電和機械工人工會，食聯和國際碼頭和倉儲工會，金都擁有大量的民權與和平擁護者。金說他是許多工會的榮譽會員，而大多數的工會都因為他的民權領導才能給他評功授獎。金的左派聯盟協會（Leftist Union Associations）還一直幫助他在勞工-民權的團結上不斷嘗試，直到他去世。


我們在這本演講集的第一部分中可以看到，在反共冷戰的陰影下，建立勞工-民權聯盟充滿了困難與矛盾。盡管金的基督教社會福音前景在工會會員中十分流行，他仍然實行著一個非常務實的議程。他早期的許多發言都概述了自由運動中的勝利和不幸，并毫不隱晦地呼吁資金和支持。金早期在蘇格蘭海蘭德地區民眾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其前身是產聯組織者開會的場地）和汽聯的演講暗示，對一個擁有進步力量的簡易聯盟來說，變革美國的政策和優先權，也許是一個毫無根據的樂觀希望。但是，他的海蘭德演說（Highlander speech）引發了一場種族隔離運動，同時把海蘭德民眾學校塑造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培訓學校”。從那時候起，中情局和美國右翼便一直把金描寫成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騙子。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中，金的演講涉及了許多與他有關的運動的最精彩的部分，這些運動有：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學生靜坐運動和自由乘車運動；在奧爾巴尼和伯明翰發起的為廢除種族隔離而鼓勵和雇傭黑人勞工的運動；1963年引發華盛頓大游行的底特律群眾游行；促成1964年《民權法案》的民權和勞工游說；促成1965年《選舉權法案》的從塞爾瑪到蒙哥馬利的大游行。
金的主要目的是為南方的運動爭取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同時還有一個次要目標：支持他的勞工聯盟的工作，以充分廢除種族隔離制，并推舉不同人種進入工會的領導階層。金接受了蘭道夫、羅賓遜、拉斯廷和其他一些比他更了解勞工運動的人的建議，他們幫他修改演講稿，并改進領導工會的方法。在這些顧問里，具有堅定勞工觀點的前共產主義者斯坦利?利維森（Stanley Levison）和亨特?皮茨[杰克]?奧德爾（Hunter Pitts[Jack] O’Dell）成了中情局和白宮的特別關注對象。
說到對金的演說觀點有過幫助的人，拉爾夫?赫爾斯坦（Ralph Helstein）也是其中一位，他是美國食聯的主席，也是芝加哥食聯的黑人領袖。另外，還有底特律汽聯的主席魯瑟和汽聯中的其他一些人。利維森對金的1961年勞聯-產聯演講提出了建議，1968年，金在紐約市對1199地方分會和卡車司機協會的演講中，也援引了他1967年的書《從此以后我們該做什么：混亂還是協作？》（Where Do We Go From Here:Chaos or Community ?）里的一些文章。
在金的演講中，當他提及工會自身也未能完全消除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時，他也會毫不避諱地提出批評。即使金反復宣稱斗爭的經歷造就了黑人與工會之間一種特殊的團結，他也堅持認為這種特殊的關系需要在弱勢與優勢之間進行一次坦率的討論。
金在1961年對勞聯-產聯的演說最終證明很有先見之明。他認為“黑人和勞工的雙贏局面”會使他們成為天然盟友。但是，他也明確指出，如果勞聯-產聯不能消除工會內部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便不會有更長遠的發展。他還指責了他們為壓制A.菲利普?蘭道夫的關于“為什么工會需要清除革命者而不是種族主義者”的言論所做的一切事情。金聲明：“黑人幾乎全是勞動人民，而我們的需求與勞工的需求一致。”他同時警告說，如果不拋棄種族和政治保守主義而發起一場中左政治運動，就會有一場災難降臨到有組織的勞工身上。
仿佛是預言，他告誡眾人，一個“極右翼”的聯盟，包括“大軍事和大產業”以及南方民主主義者和北方國會的共和主義者組成的反動團體，“現在威脅了得體且公平的美國人的生活”。隨著自動化研磨工廠的工作消失殆盡，金警告說：“這是那些壓迫者們最好的時代。”他力勸工會不要擔心“零星的革命者”，而要當心那些中右聯盟想要消滅他們所聚集的浪潮。
在越來越多的左派領導的工會中，金超越民權，涉及一些關于種族經濟不平等和戰爭的更深入更棘手的問題，1962年，在65區的一個會議上，他談到“戰爭、經濟不平等和種族不平等” 是交織在一起的三大罪行。類似的擔心在這本演講集的第二部分中體現得十分明顯。這部分圍繞一個時期來展開，在這期間金的議程從爭取民權轉變成為“經濟公平”建立基礎。幸運的是，在1964年和1965年國會通過《民權法案》和《選舉權法案》的過程中，有組織的勞工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如今，聯邦法律基于種族和性別的非法行為制定了雇主和工會就業的反歧視條例，登記黑人選民以建立一種勞工-民權聯盟，這是金長期以來孜孜不倦所尋求的結果。但是，這些勝利果實一旦被確定為民權運動的“第一階段”，就會有新的挑戰接踵而至。1965年，美國洛杉磯內城區“瓦茨騷亂”之后，一種可怕的緊迫感不斷地激勵著金，他感覺他并沒有完全解決南方以外的窮人和城市工作者的問題。“瓦茨騷亂提醒我們，北方所有的貧民窟都是被遺忘的人的牢籠。”金在1965年9月一次65區大會的演講辭中寫道。
從這點開始，金號召黑人自由運動的“第二階段”，超越民權和選舉權，來到“經濟平等”階段。他要求工會走在最前面，重新安排國家的優先權，使普通人也能從中受惠。1966年，金前往芝加哥，在汽聯和食聯的幫助下組織群眾運動，抵抗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和貧窮，并與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向處在慌亂中的密西西比進軍。但是，金的這兩次運動都沒有取得成功。隨著越南戰爭的逐步升級和內城區失業年輕人的起義，“黑人權利”成為大眾媒體描述黑人解放的主要言辭。金認為“黑人權利”這個稱呼是完全合法的，但是他仍然對這個國家的暴力傾向感到越來越絕望，并力求尋找一個框架來創建一種新的改革同盟。


在1967年和1968年，國家似乎面臨著發展的十字路口：是進行更根本性的改變，還是因為那些尚未解決的問題而進一步卷入到矛盾沖突當中。在本書的第三部分，金預言似地提到“兩個美國”，一個由富人和達到小康水平的人組成，另一個則是由一個看似處于富足社會、實則生活在“孤獨而貧窮的小島”上的絕望的窮人組成。在一個關于美國式種族資本主義的失敗的，嘲諷的，批判性的，預言式的評論中，金使他的勞工聽眾們記起，非裔美國人源于奴隸制的枷鎖，正是他們的無償勞動使得棉花產業成為了經濟中的老K。但隨后，機械化的農業和工業生產致使資本家們拋棄了他們的勞工，越來越多的資本家將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廠遷往具有更廉價勞動力的國外。
一直以來，金都號召他的國家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從而快樂地生活。但是，他現在要求美國政府超越法律中的正式權利來制定一個真實存在的經濟公平：工作、醫療保健、教育、住房以及對社會底層的人民的幫助。即使許多白人支持“第一階段”的民權和選舉權，但是金對他們反對“第二階段”中要求的“經濟公平”表示抗議。金警告說，為了保證運動起作用，勞工運動需要更加徹底，在工作場所之外建立窮人和工薪階層社區聯盟。
1967年，金發現他自己處于許多國家工會領導的對立面。在11月的全國勞工領袖和平大會上，他表明了他的希望，希望工會參與反對軍國主義，成為和平運動的一份子，還有對“前瞻性”的美國的希望。他把國會描述為“一心一意追求戰爭”卻“沖動地與窮人的需求為敵”。金現在公開反對有許多工會領導支持的越南戰爭。汽聯的國際事務主任，沃爾特?魯瑟的哥哥維克多?魯瑟（Victor Reuther），曝光了勞聯-產聯與中情局之間的關系。在大多數工會的支持下，美國西海岸的國際碼頭和倉儲工會的領導人哈里?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把美國政策稱作“有工會標記的美國帝國主義”。即使和平大會激勵金建立了更廣泛的和平、勞工和民權組織聯盟，但是隨后的邁阿密海灘勞聯-產聯第七次年度會議完全接受了戰爭。金的希望也似乎只是“奏響在風中”。
不僅金的反戰立場使得他與許多工會領導人疏遠了，而且他對經濟的分析也超過了那些領導人愿意去追求的程度。就像他在1967年4月4日在紐約河濱教堂（Riverside Church）的著名演講中所說的一樣，反對越南戰爭，“當把機器，電腦和利益動機，資產權利看得比人民更重要的時候，種族主義、實利主義和軍國主義這巨型三胞胎就不再能被征服”。不幸的是，金暗示道，美國可能已經變成這樣了。他把他對經濟公平的要求擺在一個認罪的“道德革命”的背景之下，從而把“以物為本”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
1968年，金一直努力推進他經濟議程的進展。3月10號，在紐約市1199地方分會的一次演講上，金講解了進一步推行變革運動的需要。他要求轉變美國的優先權，將用于炮彈和戰爭上的資金應用到醫療保健、就業、住房和教育中。他說，美國政府有經濟能力去消除世界貧困，但卻不愿意去做。他建議從窮人的運動中建立起這種決心。在他先前的發言中，金就曾告訴記者，在窮人運動中他是在“孤注一擲”。
在他動員窮人去華盛頓期間，金去到孟菲斯并再一次強調他的信念：加入社區運動，團結的力量可以撼動高山。美國州、郡、市聯合工會全國主席杰里?沃夫（Jerry Wurf），以及組織者威廉?露西（William Lucy）、杰西?伊普斯（Jesse Epps）和喬?佩斯利（Joe Paisley）在罷工前線領導了整個罷工過程。在婦女們發動市區業務抵制運動，并為罷工籌集資金，提供食物以保證罷工的持續性時，由詹姆斯?勞森領導的黑人部長們通過黑人教堂動員社會各界人士。孟菲斯的工人運動逐漸升級到令人震驚的地步。與此同時，來自反工會市長亨利?勒布（Henry Loeb）的家長式的，居高臨下的，殘忍的生硬阻抗力也在不斷升級。這個城市的不妥協，和警察對游行者的暴力襲擊，把罷工推向了種族爭端。
在密西西比河的棉花經濟中心，孟菲斯便是金所說的必須改變的歷史悠久的種族-經濟系統的典型。在孟菲斯，80%的非裔美國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仍然停留在社會經濟的底層，做著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環衛工人為爭取工會權利舉行的的罷工，威脅著白人至高無上的種族特征，也威脅著以廉價黑人勞動力為基礎的低薪體制。這是一次典型的民權罷工，匯集了許多金曾設法在窮人運動中講解的議題。金告訴美國州、郡、市聯合工會的工作人員和3月18日聚集在孟菲斯的支持者們說，地位低下的環衛工人就像醫生一樣對社區的健康很重要——這句話里每個字都沒錯，在內戰后，因為缺乏一個有效的公共衛生系統，有個小鎮因黃熱病幾乎徹底毀滅。金把道德和宗教、哲學以及勞工權利和人權問題合并在一起的能力，再一次說明了為什么人們不斷地要求他加入他們的斗爭。
“所有勞工都有尊嚴。”金提醒工人和他們的支持者。


金對工會的演講也許會幫助我們更充分地了解金與勞工問題，他的董事會中的工人階級及人權斗爭中未盡的事業之間的聯系的重要性。如果他現在還活著，金可能還會又一次地組建共產主義者聯盟去追求他的基督教社會福音運動中的“經濟公正”。這些珍貴的很難找到的演講資料可以幫助現在處于失業，無家可歸，饑餓、貧窮和戰爭中的人們重新思考這些困擾著我們的問題：仍然持續的種族分裂和政治仇視；搶走勞工飯碗的機器和公司；強制阻止社會進步的參議員們；在人權問題上失敗的策略所造成的經濟資源浪費；廣泛分布的由商業推動的反工會文化；大眾媒體對與種族主義、貧窮和戰爭有緊密聯系的毀滅性影響的不作為。
限制工業化的毀滅性影響以及工會在底特律和孟菲斯等地的工人中影響力的下降，促使金的演講在我們這個時代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我們出版這本演講集的目的，是為了完全恢復金的遺產和勞工權利聯盟，以及他一直想要創建的經濟公正。金的這些演講會幫助我們加深對“金時代”的了解，“金時代”是美國勞工運動時間最長的一部分，涵蓋了金為勞動人民爭取體面生活的斗爭。
金最后兩次在孟菲斯如詩歌般的脫稿演講表明了金與爭取勞工權利的工人之間的聯系，為他的基督教哲學和他一生的事業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金說憲法并未提供任何保障，但是獨立宣言中包含了一個經濟公正的承諾。“如果一個人沒有工作或收入，從那一刻起，你便剝奪了他的生命，剝奪了他的自由，而且你還剝奪了他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在3月18日如此宣講。
4月3日，他臨死前的那個晚上，金也告誡眾人“危險慷慨”的力量，要求我們在生命中危機四伏的杰里科大道上旅行時，要勇于冒險為他人謀求利益，做慈善的樂善好施的人。
在孟菲斯，他講道：“成功或者失敗，我們都在一起。”也許，我們還來得及登上頂峰，看到希望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