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科技文化研究（簡體書）

《國科大文叢：中國傳統科技文化研究》很多研究都借用和改造了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但歸根結底，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離不開科技內容。《國科大文叢：中國傳統科技文化研究》分為六個部分：進路與方法、傳統生命文化、傳統工藝、傳統與現代、科學觀與意識形態、科學的誤用，從六個不同的層次透視了中國傳統科學文化及其現代意義。追隨科學史家席澤宗先生和黃一農先生的腳步,把傳統科學與當代科學相聯繫,用現代科學知識去理解古人的認識，是文集的主要特色之一，也從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文章作者們共同的研究綱領。

方曉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

陳天嘉，北京大學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科技方法論委員會副秘書長。

《中國傳統科技文化研究》編輯推薦：話題深入，討論廣泛，不僅對科技哲學、科技史、科技傳播和科技管理等相關領域的師生及科技工作者有重要參考價值，也可供對該領域感興趣的廣大讀者閱讀。

三、契約初立及其運行缺陷（1949～1953年）
民國時期完成的初步科學建制化具有“小科學”的明顯特征，這一時期科學在社會中的合法性不證自明，科學與政治缺乏制度性聯系，研究機構和科學社團享有基于興趣的研究自由。這種寬松的政治科學關系使得絕大多數科學家并不擔心政權交替帶給職業生涯的影響，選擇在1949年后繼續留守中國內地，為中國科學在大科學時代的再建制化留下了可觀遺產。
中國共產黨主政后，掌握對經濟、社會以及科技領域的控制權力成為其全面統治中國的功能需要。共產黨在科技領域的勢力在革命時期一直較為薄弱，其領導層對國民黨時期科技事業的評價向來不高。中國科學的再建制化對執政黨來說是實現其對國家所有領域完全掌控，尤其是掌控薄弱領域的必要進程。
中國共產黨的另一重要目標是追求統治合法性，主要表現為國家較以往更為富強，保證惡劣國際環境下的國家安全。近代以來中國的精英階層早已認識到經濟、國防實力的增長與科學技術息息相關，共產黨也深諳此道。在亟須穩固政權的最初幾年，共產黨不僅需要掌握著“強國之鑰”的科技界作為政治同盟，更需要依靠原本稀缺的專家培養新的人力資源，以及解決工農業百廢待興的技術問題。因此，中共領導層雖然對科技事業和專家評價不高，卻無法做出疾風驟雨式的改造。
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與科技專家群體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即達成委托代理契約。作為重要“界別”的科學技術界參與制訂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共同綱領》，其中有關科學技術的表述便是政治與科學契約的文本表述：政治權威承諾提供資源，“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及“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這表明它承認包括基礎研究在內的科學研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科學共同體的義務則是用求實、有效益的研究成果，“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以上述條規為標志，政治權威和科學共同體間形成了“委托代理”關系，二者具有各自明確的功能目標和行為規則（表1），同時又圍繞委托代理契約關系行動。
由于委托者的功能局限，執政黨最初在“新科學”建制化中追求的是對科技事業的控制，在強調權力集中的同時也強調研究力量的集中，而未顧及這種集中化的建制方式是否有利于科學知識和技術成果的生產能否符合代理者的功能目標。執政黨改造中國科學的第一步便是“構建”代理者，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決定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負責籌建新的國立綜合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它囊括了國民黨時期最為優質的科研機構。執政黨期望通過集中研究力量使科學院具備足夠的實力引領全國科學技術乃至工農業的發展。在執政黨的支持下，新的綜合科學社團——全國科聯（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和全國科普（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建立起來，將各專業科學社團納入管轄范圍。二者名為民間社團，卻受中共中央書記處領導，具有半官方性質，實際起聚攏科學家服務新政權的作用。通過一系列建制化措施，執政黨一手構建了充當代理者的科學機構，為科學家提供了賴以生存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