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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志與載道之間：論周作人的文學選擇（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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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作家，但幾乎也是承受非議最多的一個作家。這“非議”，首先當然是因為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附逆”之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第一個有關周作人的學術會議，就是1986年11月12日由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主持召開的“敵偽時期周作人思想、創作研討會”。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首先是一個文學者，但作為歷史人物，周作人之被更多的人關注也就是因為他的這一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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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志與載道之間:論周作人的文學選擇》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目次
引言第一章 文學史講述與文學觀的表達第一節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節 “野記偏多言外意” 第二章 “言志”主導下的文學選擇 第一節 “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第二節 “人的文學”與“人生的藝術派的文學”第三節 “言志”“載道”與“文學上的主義或態度”第三章 “言志”主導下的文體選擇第一節 “小品散文的專家”第二節 美文、小品文與隨筆 第三節 在“言志”中走向“文抄”第四章 “言志”與“文抄”的成敗得失第一節 “文抄公體”散文的是與非第二節 “文抄公”的選擇及其效應第三節 文體選擇的困境及其超越餘論文學選擇與人生選擇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黃修己和高恒文二位先生均為專業的現代文學研究者，止庵先生則是對周作人的文章和思想均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他們的論斷自然都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據。比如周作人自己在“小引”中先是聲明“這講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然后又將其個人的“杜撰意見”與“公安派的文學歷史觀念”加以對比，這自然可以說他“講演里的主意”是在于其“文學歷史觀念”。然而，這樣理解的偏頗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止庵先生認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周作人“關于五四新文學運動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理論”有其“文學觀”和“文學史觀”這樣“兩個支點”，自是言之成理，但“支點”當然不是全體，因此似乎并不能說《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講述的就是這兩個“支點”或者這個理論。止庵先生在“文學史”上加了一個“觀”字，或者可以理解為他這句話針對、承接的是周作人對文學史的那個總結：“中國的文學史”就是“言志”與“載道”“這兩種潮流的起伏”。這一總結是周作人的“文學史觀”，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則是在這一“文學史觀”的指導下對中國文學史的敘述：第二講在宣布“文學史觀”之后對晚周至明末的中國文學史進行了簡單的梳理，第三、四講則是對清代文學的較為細致的描述，第五講是對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學史的描述。對文學史的敘述占了全書幾乎五分之四的篇章，再說此書不是一部文學史著作就實在太說不過去了。
退一步說，就算他們否認《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系文學史著作的說法真的可以成立，也同樣不能否認長期以來人們是像金克木先生那樣把周作人此書看做一部文學史著作的。就是黃修己先生自己，雖然已經認定“這部著作是‘論，不是‘史’”，但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一書中還是列專節對其進行了介紹。——當然，是勉強列入，所以對列入的理由有一個特別說明：“由于那時新文學史著很少，這樣一部與新文學史有關的著作，也在這里略作介紹。”——在其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文字中，也大都是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視為文學史著作的。比如，任天石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發展史》，就列有一節專門介紹了周作人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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