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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草堆中的恐龍:自然史沉思錄(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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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草堆中的恐龍:自然史沉思錄(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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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探索與發現科普文庫.乾草堆中的恐龍:自然史沉思錄》以科普散文講述演化淪,帶給讀者無盡的聯想和思索的樂趣。古爾德文筆優美,風格平實近人,文字典雅大方,條理清晰。他特別擅長將複雜的慨念解釋清楚。《青少年探索與發現科普文庫.乾草堆中的恐龍:自然史沉思錄》包含了一系列令人感興趣的話題,從大型化石、嗜好、真菌到棒球等,甚至包括《侏羅紀公園》的讀書體驗。總的來說,包羅萬象。古爾德看到了自然界的實質,因此對類似時間、政變和歷史這類更大的主題進行探索,把讀者帶回無法抗拒的進化時代。

作者簡介

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JayGould.1941—2002),美國古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與科學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促進會前會長。他既是科學家,又是科學作家,著作超過20部。憑藉《奇妙的生命》一書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

名人/編輯推薦

世界著名科學家史蒂芬·杰·古爾德著名的系列科普散文《自然史沉思錄》,以科普散文講述演化淪,帶給讀者無盡的聯想和思索的樂趣。
這套書中的文章包含了一系列令人感興趣的話題,從大型化石、嗜好、真菌到棒球等,甚至包括《侏羅紀公園》的讀書體驗。總的來說,包羅萬象。
本書為其中之一的《干草堆中的恐龍(自然史沉思錄)》。

米歇爾·蒙田(法,1533~1592)作為西方開先河式的散文家,在他的《散文集》(1580)中以一封短信作序,并在“致讀者”中寫道:
我希望在此書中展現自己真實、簡樸、平凡的風格……據說有些國家仍擁有按自然原始法則行事的美好自由,假如我生活在那些國度,我向你保證,我會心甘情愿地將自己十分完整、毫無修飾地描繪出來。
自1974年1月起,我每個月都會寫一些文章,最終匯集成一套書的第七冊,其中沒有遺漏任何一個月的作品,還包括了那篇為標志20年之完結而寫的文章。因此,序言中有必要引用這種文體創始人蒙田大師的話,以表明散文、雜文的關鍵所在——(包含深意的)平凡事物。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凡夫俗子。在這套叢書的第一冊(《自達爾文以來》,1977)中寫道,我只將自己視為販夫走卒,而不是什么博學之人,所經營的事業就是進化生物學。
我帶著積極主動的熱情投入到寫作中去,同時也保持著獨特的客觀態度。這是由于在創作這七冊書的過程中,我經歷了叛逆的青年時代,現在變成了一個反傳統、反權威的中年人,相應地,我的文章創作也在不斷提升,變得更加清晰明了,關注的焦點也增多了。對富有挑戰性的新觀點,我充滿極大興趣;對偉大光輝的傳統,我也堅定擁護;我相信自己已將這兩種感情適當地融為一體了(當然,為了破舊立新,也不能盲從傳統)。借用哈佛校長每年授予哲學博士學位時那熱情洋溢的套話,這里的傳統是為“悠久而眾多的學者所擁有的”。但有一點我沒有改變,那就是我的文章總會回歸到中心主題——進化。這是科學發現中最讓人振奮、最具影響力的自然真理;同時,也確如弗洛伊德所言,最重要的知識革命往往也是對人類的自負自大最具殺傷力、最尖銳的打擊,也是科學迫使我們接受的最讓人感到困惑混亂的認知轉變。過去,我們認為人類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來”的,統治著年輕的世界,世間萬物都是靜止不變的,都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現在看來,我們只是一根渺小的樹枝,仿佛昨天才剛剛抽出新芽,生長在古老茂密、不斷變化而又相互聯系的灌木叢里。試問,還有哪種轉變比這更加影響深遠呢?
第一冊《自達爾文以來》介紹了達爾文學說的基本原則。第二冊《熊貓的拇指》著重對這些中心原則進行了補充和評論。第三冊《母雞的牙齒和馬的腳趾》延伸到了進化論思想的社會意義,特別是我們與矛盾的“創世科學”進行職業的斗爭過程。“創世科學”曾經是那么有威脅力(后來我們據理力爭,一路贏到最高法院),現在已經偃旗息鼓了(但是不排除卷土重來的危險)。這多虧我們的警覺性、我們的觀點和資料所有的力量。第四冊《火烈鳥的微笑》強調了生命歷程的隨意性和不可預知的特點。第五冊《為雷龍喝彩》是一部論歷史本質的長篇專著,內容涉及面廣,進一步拓展了主題。第六冊《八只小豬》增加了環境主題(我必須自我批評一下,這一部分竟然在前面幾冊里都忽略了)。
第七冊《干草堆里的恐龍》進一步將進化論思想延伸到兩大主題:一個主要是學術主題(在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談到了文學,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個人偏好;第一部分論述了天文和歷法,這也是我童年時期熱情的延續,我曾將它們視為僅次于古生物學的第二大愛好)。另一個是社會政治主題(第五部分講到了博物館的重要作用,第六部分則談到了優生學的不同方面)。
本書也用了篇幅最長的兩個部分論述了中心話題——進化。這個中心話題又包含了我的兩大核心科學主題:一個是進化論,特別強調了達爾文主義的相關問題(第七部分);另一個是有記錄的生命歷史中的各種模式(通常會震撼和沖擊傳統概念,第三部分)。換言之,就是發展過程和模式,即機理和途徑:在我們的星球上,長達40億年的進化過程到底是什么,是怎樣進行的。最后,出于對歷史(不僅是生命本身的歷史,更是探索生命真諦的科學史)的熱愛,在闡述很多主題時,我列舉了一些歷史上了不起的人物: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瑪麗·雪萊、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勛爵、喬納森·斯威夫特,埃德加·愛倫·坡有關貝類動物的作品,默默無聞的瑪麗·羅伯茨,同樣無名的哥特赫夫·費希爾·馮·瓦樂德海姆、路德·伯班克、R.A.費舍爾和J.B.S.霍爾丹。這些主題在他們的人生和工作中都有所體現,另外,我還特別強調了他們不為人知或不受重視的冷僻研究領域,實際上這種待遇是不公正的。本書的最后一部分是三篇文章,挖掘了林奈和伊拉茲馬斯·達爾文兩人之間的一些精彩聯系,當然也少不r評價一下伊拉茲馬斯·達爾文那位更出名的孫子查爾斯·達爾文。
我的《于草堆里的恐龍》或許可以代表以細節作為概念基礎的范例。恐龍作為具有公眾魅力的優選細節,而“干草堆”則作為一個包容性的概念。兩者結合就構成了文章成功的秘訣,也就是蒙田原創的重要策略——誘人的細節和有結構性的概念“聯姻”,敘述時再烙上作者個人的印跡。
我算不上一個謙虛的人,但心里很明白,我幸運地擁有一個優點,卻也混雜了不少大毛病。我雖然算不上數學盲,但也多么渴望擁有數學才能啊!許多科學家正是擁有這個非凡的能力,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我在這方面簡直是一片空白。我也并不是一個邏輯混亂的人,但仍然希望像很多同行那樣擁有出色的能力,可以確定、拓展和檢測一個論證的線性含義。
每個人都有一些奇妙的超常技能,只是有些人從來沒能正確認識到自己的獨特性;而對于另一些人,他們的專長并沒有融入到職業生涯中去,充其量只是一種消遣方式或是派對中的小把戲。幸運的我,享受到了偉大的命運女神的恩賜——將我突出的才能最大限度地運用到最重要的職業活動中,這是何等歡欣愉悅的融合啊!只要是進入腦海的知識,我都不會忘記或清除,而且總能找到不同細節之間的有效聯系,絕不牽強。
然而,命運女神賞賜的能力總會衰退,除非是在愛神的協助下,她的姐妹勤勉女神方能將其鞏固。我已年逾50,但仍像一個5歲的孩童,全身每個細胞都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我熱衷于了解人類生活和大自然的點點滴滴,探究它們的成因。我會在初始階段下了解這些知識的最初表達,而不是通過別人的提煉來認識它們。我不相信有所謂感同身受的喜悅,即使要穿越不可思議的距離,我也會站到正確的位置,緊緊握住目標本身。雖然出于一種內在渴望“我只能這樣~,但這種激情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回饋。我看過威爾第的《假面舞會》,便知道古斯塔夫國王是誰(文章32)。我能閱讀費舍爾寫給拉祖莫夫斯基的拉丁文致辭,知道1812年的莫斯科發生了什么事,還禁不住去設想費舍爾的拉祖莫夫斯基可能就是貝多芬的贊助商(文章20)。
這種自我強加的精神壓力也許是一種負擔,但能加深個人的理解能力。年少時我老愛在書上畫箭頭做記號,弄花了祖父的書(文章15),因此我必須讀伯克,讀他寫的崇高美好的事物——伯克睿智的辯論也因此儲存在我的腦海里,這為閱讀瑪麗·羅伯茨關于自然史的書做好了準備。她是生活在19世紀的女子,其作品文風優美(不屬于莊嚴型的)。我還很后悔年輕的時候錯過了學習庫拉索島的帕皮阿門托克里奧爾語的機會,25年后,我終于彌補了這個缺憾,在某篇文章中恰巧涉及了與此相關的內容(文章27)。
現在,我從四個方面來概括一下自己是如何接近科學文章這種微不足道卻又古老真誠的文學形式的。首先,我有時會流連于拜占庭和一些不起眼而且鮮為人知的趣聞中——從棒球到蜂蠟再到風靡于紐約學生之中的溜溜球,但總會回到進化以及關于時間、變化和歷史的偉大主題中來。
第二,即使是關于最抽象事物的高度概括性文章,也是以能激發我和他人興趣的話題開頭(最終付諸筆端時,也許無法保證總能如此,但至少在我心里有這種意識):提到“萬湖會議記錄”執行段中的自然選擇——歷史中最不為人知的一段資料(文章24);17世紀自然史論文中“倒著印的螺殼”(文章16);一張令人心酸的收據,記錄了船員買啤酒和香腸時支付的荷蘭盾,這是某只羚羊消失原因的關鍵證據,而那只羚羊是不可能為自己申辯的(文章21)。
第三,也是很顯然的,我試圖用一種獨特但并不牽強附會、矯揉造作的方式,把這些有意思的細節串在一起,再融人到文章的概括性論述中,成為真正有用的例證,而不是不必要的裝飾或過度的融合——就像恐龍之于干草堆。我清楚,如果古斯塔夫國王和林奈見面,兩者之間只隔著一張鈔票那么薄的極近距離,他們一定有某種深入關系(文章32)。愛達荷州的自嘲和博物學家面對分子學同事時的自怨自艾一樣,都是一種可悲的習慣——兩種狹隘思想都必須在平等觀念上互相促進(文章31)。特大號的真菌確實闡明了達爾文理論中最費解、最抽象的難題,即什么是獨立個體的本質和怎樣確認進化中介(文章26)。最近鯨的進化又有了新發現,對創世論者可謂是當頭一棒,同時也解釋了多重適應高峰——最難的進化論原則以及歷史遺產的束縛(文章28)。霍爾丹曾諷刺上帝對甲蟲的寵愛,這可以歸為一個實證議題:究竟有多少物種生活在地球上(文章29)。《侏羅紀公園》僅僅是一部電影而已,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平臺,以討論流行時尚的本質和還原論的潛在危險以及博物館收集物品的“重要性”(文章17)。埃德加·愛倫·坡關于貝殼的書并不是文學資源宣稱的那種尷尬,如果你了解貝類學寫作的技術傳統,就能認識到愛倫·坡的原創性了(文章14)。我在這一冊中個人最愛的絕不會是流行的熱門話題,因為與之相關的事物過于拜占庭式,而且舉不勝舉,其中的人物又都是些無名之輩。能從對地方伯爵枯燥而諂媚的致辭轉移到1812年拿破侖攻城后莫斯科燃起的熊熊烈火;轉移到拉祖莫夫斯基兄弟截然不同的表現:一個沒有為費舍爾做任何事,另一個為貝多芬做了所有的事;轉移到莫扎特和費舍爾竟然有著相似的中間名;轉移到自給自足這個舊時的美德,我是多么欣喜啊——因為沒有間接來源(文章20),我還必須靠自己找到所有的相關資料。希臘的公交站能告訴我們關于伊拉茲馬斯·達爾文以植物繁殖為主題的英雄雙行體詩嗎?答案在文章34中揭曉。
第四,我必須和你們走在一起。多數科學“大眾”書籍都簡化了科學概念(通常也將它們淡化,也許是出于無意),因為人們相信這樣有助于普通讀者的理解。然而通常來看,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也許,有時也有道理,但對于我來說,那樣做的話,文章就不值得一寫了。當然,我會力求語言清晰,省略掉確實有礙公眾理解的專業術語。但我仍會保持自然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概念,不會簡化它們,也不會讓它們的意義變得更明確。我的文章不僅寫給專家們看,同樣也給一般讀者看。順便說一下,這是科技寫作的老傳統,從伽利略到達爾文都是如此,盡管實際上如今已經失去了這個傳統。如果我只是為了當前的同事寫文章,那我寫出來的東西就不會有任何不同了。因此,我希望你們意識到我的尊重,這相比于美國報章雜志的一般要求,我們之間的協定的確對你有更多的要求。探討林奈用于植物分類的“性系統”方法時,我會給出他給所有24綱植物的命名以及他的理由(文章33)。這難道不強過普通的新聞俏皮話——“林奈根據植物生殖器官差異來鑒定植物的種類”?因為我向你深入講解了林奈整理分類的詳情(接著,我還會呈現伊拉茲馬斯·達爾文關于林奈類別的英雄雙行體詩,作為對你們的感謝)。
我喜歡做這份按月計量的工作,但所有美好事物都有結束的那一天——即將到來的千年帶來了一個自然的終結(有的人會說這也是整個地球的末世——見文章2,另一篇我個人最滿意的文章,因為它體現了細節的優勢,即從1701年塞繆爾·休厄爾在波士頓公園的號手,到1901年1月1日,可憐的加里·內興踉踏入獄)。因此我盡量堅持每月創作,直到2001年1月(不管我在文章2中對2000年有何種維護,但就像北極附近的皮爾里,你不可能這么接近,不想滿足所有的理解)。因此這一系列還需要再寫兩冊。
我必須將混亂的思緒理清楚,但自然永遠不會理清她的思緒,那我們就充分享受其中的無窮樂趣吧,這是她無限的恩賜。現在,就讓我以劉易斯·卡羅爾最有預見性的認識來開啟第七冊:七個人類的設計都不能減少大自然驚人的富足。“海象和木匠”走在沙灘上,哭泣起來,因為他們想清除“這么多沙子”上的自然痕跡,但是他們感到無望了:
如果七個女仆拿著七個拖把,
用半年的時間來清掃沙灘,
“你認為她們可以掃干凈嗎?”海象說道。
“我不能肯定。”木匠回答道,
說著流下了一滴痛苦的眼淚。
而我流下的卻是歡樂的眼淚——正如華茲華斯凝視“麻雀窩”時那樣:
她給了我雙眸,她給了我耳朵,
謙卑的關愛,以及敏感的恐懼;
一顆心,如甜蜜的淚水之泉,
還有愛、思想和快樂。

書摘/試閱

伽利略曾用一句精辟的話來描述宇宙,這也是他最著名的言論:“這本宏大的書由數學語言寫成,其中的文字皆是三角形、圓形和其他幾何圖形。”為什么要用如此簡單易懂的基本數學來闡釋自然法則呢?為什么引力發揮作用時要遵循平方反比的原則?從蜂巢的六邊形構造到水晶的復雜結構——幾何圖形的足跡為什么會遍及整個自然界?《生長與形態》的作者達西·湯普森是我最早崇拜的學界英雄(還包括我的父親和查爾斯·達爾文),他說:“世界的和諧在事物的形態和數量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自然哲學的精神、靈魂以及全部詩意均以數學美的形式展示了出來。”由此,很多科學家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將富有創造力的上帝描繪成一位來自柏拉圖或畢達哥拉斯所在國度的數學家。物理學家詹姆斯·金斯就這樣寫道:“掌握了天地萬物的本質特點后,現在不難看出,宇宙的偉大建筑師就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
然而,大自然大體看來是繁雜無序的,與簡單的數學表達截然不同(至少在分形幾何沒出現時,我們還無法明確地表述山峰、海岸線或樹葉這樣的復雜形態)。有些科學家也用了同樣出彩的比喻來形容一個沉醉于細節的創造者——例如J.B S.霍爾丹有句名言(見本書文章29),說上帝絕對溺愛甲殼蟲。
實際上,我們所接受的知識,在很多方面都夸大了自然的數學精確性。即使是某個成果卓越的領域,研究的是抽象但可量化的美——這個領域被稱為天體力學,致力于天空的和諧——也包含了大量的混亂和各種不規則,讓人感到十分不方便。試問,上帝為什么不將地球的自轉和繞日公轉時間之比設置成一個簡單適當的數字呢?為什么他不讓一年的天數為一個恰好可以除盡的偶數?那樣,我們就不必每年都相應地對日歷進行復雜的修改。為什么是365天再加上差不多(并不是整整的)1/4天?——現在,我們不得不每4年就要增加一個額外的閏日,每100年就要取消閏日(因為上帝在365天后所加的時間并不足1/4天),而每400年的時候,我們卻不用取消這個閏日(如果你讀懂了這句話,你就會明白為什么即使在一些抱著純粹主義觀點的人看來,2 000年不能標志新千年的開端,但它仍然是個閏年——見下一篇文章)。
只是由于一些看得見的規則事物在人類歷史上占據了重要的位置,我們就制造了一個充滿偶然性的可笑理由,試圖將大自然束縛在一件柏拉圖式的緊身衣里,這一舉動也得到了大自然的無情嘲弄。每每發生日食和月食(當月球的陰影投射到太陽上時即發生日食,當地球的陰影投射到月球上時即發生月食),人們必定會一陣驚惶。這是我最喜歡舉的例子,很多評論家也對此進行過討論。難道如此嚴肅重大的事件不應該是精心安排過了的嗎?都沒有遵循某條簡明確切的自然法則嗎?其實,這只是一個歷史偶然事件。太陽的直徑是月球的400多倍,但太陽離地球的距離也是月球的400多倍。因此,從地球上觀測,太陽和月亮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可想而知,由于日月看上去大小相似,有多少人類的神話都依附于這兩大地球“衛士”的形象上:“神造了兩個大光球,大一點的管白晝,小一點的管夜晚。”
大自然一邊嘲笑我們,一邊時不時地跑出來露一下真面目,好像是為開了這樣一個大玩笑而懺悔。1994年5月10日,一次罕見的日食籠罩在北美的大部分地區。與以往壯觀的情景不同,這次日食并沒有造成大范圍的黑暗,但它不可思議的異常點反而更吸引人。月球在運轉過程中,與地球之間的距離是在不斷變化的,而且差別很大(行星軌道并不像高中教科書里的圖表所畫的那樣規則)。月球離地球最遠的時候發生日食,它的影子無法將太陽的表面全部遮掩,所以太陽的邊緣仍有一圈明亮的光環。這樣的日食就叫日環食,出自表示“環(annular)”的拉丁詞。日環食遠不及月球距地球正常距離時所發生的日全食那么壯觀,因為耀眼的太陽光環仍然釋放出大量的光線,比普通的陰天還要明亮;而當月球的陰影將太陽全部覆蓋時,天空就會完全變黑,仿佛上帝關上了電閘。
5月10日那天,我懊惱不已。在我的家鄉波士頓,只發生了88%的日食,而往北僅距離1~2小時車程的新罕布什爾州的康科德和新英格蘭等其他很多幸運的地方發生了日全食。等新英格蘭再次發生日環食時,就得到2093年7月23日了,我的手表不知要走多少圈才能等到那一天。所以說,5月10日或者無論哪一天(除非我長途跋涉)都不屬于我。我命令所有的學生驅車進入日全食區域,不聽從者就立馬開除學籍(教授們——在蕭伯納看來,“有能力的人做實事;沒能力的人當老師”,他們就喜歡看詭異的終結時刻——確實樂于動用自己那點有限的權力。我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可沒有一個學生去。他們雖然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但會為此而永遠感到羞愧)。為了赴一個在得知日食前就定下的約定,我南下去了紐約市。在那里,月球的陰影已經慢慢退去,日食面積更小。
在充滿眼淚的塵世,有很多事物在支撐著我們不斷前行,如嬰兒的笑容,巴赫的《B小調彌撒》和上好的百吉餅。有時,好像是為了賜予我們前進的勇氣,某種神奇的力量會出現,把我們生命中的某個小劫難轉變成一份快樂或者某段啟示。這個5月10日,(部分的)光圈的主人肯定是在朝我微笑。他將情緒低迷的我帶到出生地紐約市,接著又獎勵我一次更難得的經歷,遠勝于親臨康科德看日全食。
我熱愛原始的自然,但平心而論,我是個人文主義者,更加癡迷于有智慧的人類和宏大的客觀世界之間的復雜交流。現在想想你對紐約人的各種典型印象(他們驕傲,這毫無疑問,但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類型或群像,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影響力):紐約人惶恐不安,以自我為中心,忙忙碌碌,冷漠寡言。他們要是說盡好話、耍盡花招都無法從你身上得到任何物質利益,就會表現出十足的厭惡感。真是這樣嗎?當然了,所有的美國人,甚至那些從來沒有去過密西西比東部的人都知道他們的脾氣。可以說,日食算得上是能吸引正宗紐約人的最后一樣東西了。我說,老兄,別打攪我。什么?你讓我停下手上的活,抬頭看一下天空,看看那日偏食和日環食?我扯遠了,多虧了你的提醒,我才收住了神游的腳步。
然而,正如約書亞曾讓太陽停在基遍上空,紐約市于5月10日實現了這個禱告。在市中心曼哈頓,又正是繁忙的工作時間,紐約竟然停下來仰望太陽。我可一點也沒夸張。中午的人流穿行于第七大道上,很多人仍沉浸在自己的事里頭,但每條街上都聚集了大批日食觀看者。到底是什么讓這個全景并不恢弘壯觀的天文現象——日偏食和日環食,而非日頭全隱的日全食——激起了紐約人的興趣?讓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談談這次不同尋常的事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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