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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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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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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學做工》是20世紀社會學、人類學和教育學的經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動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寫,第二部分是精闢透徹的理論分析。作者通過展現一個工業城鎮裡12個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從畢業前18個月到工作後半年這段時期內的學習生活經歷,向我們解釋了工人階級子弟之所以繼承父業,不僅是社會結構性因素再生產的結果,更是他們對學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種反諷性的文化生產過程的結果。書中還收錄了作者於2000年所做的訪談,以及專門為中國讀者寫的序言,有助於讀者從一個比較歷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青少年教育和失業問題。

作者簡介

保羅‧威利斯(1945― )

曾任英國基爾大學管理學院社會/文化民族志教授,現執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是《民族志》期刊創始人兼高級編輯。1977年出版《學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會學/人類學領域“突破性”人物的歷史地位;1978年出版在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論文《世俗文化》;1990年出版《大眾文化》;2000年出版《民族志的想像力》,討論如何用民族志如實展現“活生生的日常文化”。

名人/編輯推薦

理解教育、勞工、階級固化問題的經典讀物
《跳出我天地》裡,比利‧艾略特的工人父親堅持認為男孩子應該學拳擊,而不是跳芭蕾;《光豬六壯士》裡,下崗的工人們告別鋼筋水泥,在聚光燈下跳起脫衣舞卻收到了意外的喜劇效果……
啤酒、煙草、男性氣概的業餘愛好、幽默但粗野的對話……是電影給我們展示的英國工人掠影。
而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的保羅‧威利斯教授採用田野調查的方法,通過展現一個工業城鎮裡12個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從畢業前18個月到工作後半年這段時期內的學習生活經歷,向我們解釋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何選擇繼承父業――這就是《學做工》一書所呈現給我們的精彩內容。

這本書的獨特貢獻在於,它用無比透徹清晰的筆觸,展示了那些貧窮的工人階級子弟在反叛學校的過程中,是如何讓自己走上從事工人階級工作的道路的。任何一個對教育或勞工問題感興趣的人,如果不仔細地閱讀和研究這本書,那都是他們的巨大損失。
――斯坦利‧阿羅諾維茨(紐約城市大學社會學教授)
我將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城市失業青年稱為“新失業群體”,他們正在成為不斷再生產的中國底層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學做工》一書的意義在今天不是在變小,而是變得更為重要。它為我們理解中國的“新失業群體”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和富有全球視野和歷史縱深的比較平臺。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文版前言
非常感謝譯林出版社及秘舒、凌旻華兩位譯者把這本書帶到中國讀者面前。中國正經歷著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歷史性跨紀元變化,文藝科學界正摩拳擦掌準備迎接全新的挑戰,以試圖理解“中國的重大轉型”,我的書能在這個時機被譯介到中國,真是我的榮幸。非常感謝!
我從未到過中國。與其直接討論令我神迷但我又知之甚少的中國現狀,還不如藉這個前言來概述一下《學做工》的一些主題和重點,這可能對你們——我親愛的中國讀者——研究和理解自身正在經歷的時刻最為有用。我沒有從某一特定學科,如教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人類學的角度出發來進行概述,而是秉著一種多學科或者後學科時代的精神。在我看來,這種精神對我所選擇的方法論的活力和未來至關重要;《學做工》正是使用這種方法的例證,它是批判性民族志的實踐。我和馬茨?特朗德曼共同創辦、編輯的《民族志》(Ethnography)學術雜誌也致力於打破並跨越學科的邊界,尤其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邊界。在我內心,我希望鼓勵中國的研究者,特別是博士研究生,跨越學科界限,並擔當起重塑民族志這一艱鉅而美好的任務,將大多數人接受國家公共學校教育時的經歷和文化描繪出來,而這些經歷和文化通常是隱形的。
文化與民族志的敏感性
我希望中國的民族志學者能重新審視“文化”這一備受爭議的術語和概念的重要性。文化指的是人類在特定環境中創造意義的各種實踐,而不能被簡化為對其他事物的反映,如個體心理、話語或經濟。它自成一體。對文化實踐和過程,尤其是社會底層空間的文化實踐和過程的重視,引發了一系列簡單但具有革命性的問題:“什麼是我們正在研究的人群的文化,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這個世界在他們看來是怎麼樣的?”“他們如何看待自身的處境、掌權者對他們所做與所說的?”“他們是如何引導我們對他們的看法的?”嘗試回答這些問題最終將引向民族志的敏感性和方法論。若要復原底層被統治群體及他們的人性,學者必須和他們一起,在共處和互動的過程中以開放、人性的態度去理解他們。
這裡我想強調的是,文化的特性在於社會能動者“意義創造”的積極過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處境,包括經濟地位、社會關係以及為維護尊嚴、尋求發展和成為真正的人而構建的認同和策略的過程中。
意義創造的文化實踐並非在抽像中運作,也不是無中生有地變出意義來。它們不是在個體大腦中或大腦間流動的電流。“意義創造”源於象徵性的物質、過程和行為。就像勞動過程中的物質生產一樣,文化層面也有生產過程,即文化生產,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從事感官上的實踐,用象徵性的原始資料生產出新的或者更新的事物,以滿足有用的人類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產品”是意義和表達,它們不僅自身俱有價值,同時對人類理解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也多少有用。
我認為,文化生產的文化實踐,其功能在於洞察或“看透”他們的生存狀態,從而從他們的角度決斷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動,以及可提供的製約和條件。洞察這一概念試圖在分析的某一時刻捕捉到文化生產的推動力,從而揭示文化所依賴的,及定位文化的結構元素。這些“洞見”嵌在他們的“民間”知識、實際“常識”和“將就”使用的意義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現行的文化形式對於後學科批判性民族志學者來說格外重要,這並非因為它們保留了一套奇怪的習俗,或者實體化的自我具有值得行為學和歷史學記錄下來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們包含了對自身生存狀態而言至關重要的、身體力行的洞見。它們是解決問題的實際、生動、就地的方法。如果對一個現存文化形式的民族志記錄感興趣,那麼就必須在認識論上取得某種突破。如果你相信某種馬克思主義或者後結構主義,那麼你就不必煩心去做田野調查。如果你相信關於孩子們所作所為的製度性或意識形態上的解釋,那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調查。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就是為了努力理解特定研究對像是如何理解自身及自身處境的,而這些方式無法被預知,甚至還可能“令你驚訝”。這種文化是如何為自身處境建構意義的?你又如何理解那種意義建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是如何認識到有可能出現一種由行動者根據自身處境創造出的中斷、差異、地方性知識的,這些對於外界而言,無論是在官方的或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還是在商業的層面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通過反學校文化的調解,《學做工》一書中研究的“傢伙們”洞察了學校的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他們的群體邏輯認為證書和考試永遠不可能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反只會造成資格氾濫,使中產階級特權合理化。他們並不幻想“事業”發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環境中付出自己的勞動力,判斷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來自於被支配地位的雙重侮辱:一種是真實的,一種是意識形態上的。他們釋放出的文化和心理能力在其他地方派上了用場:樂趣、娛樂、“找樂子”。
文化生產過程的“原材料”以及隨之而來的洞察以各種形式出現:可塑的、口頭的、文本的、音樂的;它們的來源亦紛繁複雜:歷史的和當代的、本土的和舶來的、商品化的和非商品化的。我們不應低估歷史文本中的“珍寶”、口述史的資源,以及老一代傳下來的建議。意識形態的敘述和文本也發揮了一定作用。雖然很多文化生產中使用的象徵性資源仍未被社會科學分類命名,但它們卻是對記錄真實生活的民族志的補充。在性、性別、種族、民族、年齡等常見類別中,經由社會傳承而形成的特定傳統和延續至關重要。它們在把其他各種象徵材料組織起來的同時,也提供了自身特有的象徵意義。由於它們服從於文化生產的作用,因此所有這些資源都可被塑造成新的形態,被放入產生新型混合形式的接合中。資源如何被組合,通過何種實踐、出於何種目的被組合,對於這些問題的追問極具民族志意味。
關於文化層面更為關鍵的一點是,“理解”結構位置的過程不僅“揭示”了過程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促成了過程的再生產,提供維護和再生產它們(依據權力組織起來的位置和關係)的日常生活中物化的形式。例如,在“傢伙們”的案例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洞察的形式恰恰也為他們進入下層經濟結構做好了準備。如果他們的洞察直截了當、真實無誤,那麼他們就不必承受那諷刺性的社會再生產的狹隘恥辱了。他們可能已被直接引向社會解放。
除了與對抗、洞察學校要求高度相關外,反學校文化中的反智態度也成為了“傢伙們”的第二天性,並在從學校過渡到工作以及之後的很長時期內,對他們的形體風格、態度和價值觀起導向作用。這個模式驅使他們終其一生朝向某種經文化調解、經驗感受形式的意義創造發展。危險的是,這種反智態度使得整個世界被分為兩派:腦力的和體力的。對各個階層的處境和政治做抽象的想像可能看起來無謂而遙遠,這種想像不能用體力來觸及、解決或理解。更為實際的是,所有需要動用腦力的工作,不論是在現在還是將來,看似都只是無聊的文書工作——“誰想整天被紙張文件所包圍?”這使得“再次”回到校園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變得更加困難和不可能。“傢伙們”的反智主義使他們以及和他們相似的群體向體力工作妥協,一輩子在沒有前途的工作之間換來換去——英國現在有很多長期失業甚至永久性失業的案例。
我們從民族志的視角來理解社會結構,正是由於舊事物的更新和變革具有連續性、波動的穩定性和辯證性。因此,民族志的關鍵問題不僅僅關乎文化實踐到底在“理解”結構位置中有多大的作用,而且也關乎同樣是這些實踐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諷刺性地維護了那些既有的權力關係和利益。這些問題也引發了一系列具有廣泛意義的政治問題:在未來這些相互關聯的關係循環中,這一平衡如何轉變成被統治者的優勢,在何種條件下對文化生產的洞察可能轉化為政治意識和實踐,並被動員起來中斷社會再生產,而不是反過來強化它。
理論上的不確定性
民族志需要具有生成力的而不是簡化還原的理論:徹底的不確定性對民族志觀點很有必要,以了解允許產生主體創造力和選擇的不確定主觀因素。對於宏觀理論家來說,這些可能僅僅是以一些範例來“解釋”的幻覺,而這些範例只是證明了他們認為本該存在的事情,毫無“驚訝”可談。一些簡單、開放、具有生成力的機制(創造性、洞察、再生產)在結局各不相同的群體中反復出現,如果我們對此予以理論關注,那麼就足以涵蓋各種可察覺的結果——這些結果會激怒那些坐在搖椅上的理論家,使他們生產出更複雜的理論,也會讓民族志學者心懷訝異地走進田野。
我主張對某些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進行嚴格限定,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意義來自於外界,是外界“添加”到他們的主觀性之中的。我的看法基本和上述馬克思主義觀點截然相反。如果你願意,意識形態也能反方向流動,被壓制的主體和受壓制的地位也能通過他們的文化形式享用認知上的資源,從而在意識形態上尋求異議,或者根據受壓迫者的利益或視角、用某種不同的方式進行重新闡述。
我所主張的觀點有悖於後結構主義的很多觀點。儘管在某些方面,《學做工》與後結構主義都先見性地對象徵性表達的生產和再生產感興趣。但是,對我來說,這些象徵性表達是以一種鮮活、主動的方式被創造出來的,而非以內在的、文本的方式。民族志就是要觀察客體和人工製品的功能,以及話語的關聯,並對它們新的表達抱以“好奇之心”——我們關注的不是表達的書面形式,而是在歷史的世俗背景、在具體情境中,表達是如何通過實踐,以一種生動的方式被有目的地建立、使用、動搖和擾亂的。交叉,顛倒,出人意料的組合,在不太可能的情形下重新定位,在不恰當的情境中做出不恰當的誇張,在兩個極端間轉變,監督他人發表特定話語的影響,以及在那種情形下的重組和重新排序——所有這些以實踐為基礎的對話語的使用都是民族志的題材,都能生產出不同的內容、意義和思想,這些都懸在空中,充分利用能指和所指之間常常難以把握、永遠無法知曉的關係。這樣製造出來的意義不能被統治關係或是任何處於支配地位的話語的內容和“主體位置”所同化。此處可能是“人本主義”民族志實踐和“反人本主義”的後結構主義之間無法實現合作的領域。但是,民族志必須把具體情境中的文化生產實踐視為最重要事物。實踐使所有像徵資源屈服,儘管這些資源可能正頑強地遵循內部“語法”來展現某種為了實現社會目的而使用的指示性,而非展現它們特有的內部腳本。那些被抽象探討,即使是被在混合關係中探討的孤立的話語,通常會有明顯的參照,並與腦體分工含蓄地勾結在一起。腦體分工描述了對腦力勞動的建構和表現,是與實踐的關鍵結合,也正是這種實踐,使被支配群體與眾不同。歸根結底,民族志就是要關注那些行動的主體及他們的“驚人之作”,如若不然,一切都可能是一種推論。沒有民族志這個後盾,後結構主義就只能在人類主體缺席的情況下主張多樣性和創造性。我完全意在展示主體在形成像徵體係時的複雜性和變化性,但是儘管如此,我仍然假定某類社會主體在形塑它的特有文化時是足夠成熟的。
這並非在為本質主義的人本主義辯護。意義的創造、自我的意義和自我認同並不能自動地、富於表現力地從人類自身之中生髮出來。洞察亦非完全形成於先在的統一主體。當人們以某種既有的方式察看周遭,依自己的條件、按自己的潛能和目標而追求自身完全發展的時候,洞察便在世俗的、有形的、毫無預見性的文化形式的作用下隨意發生了。“認同”並不先於此而存在,而是在實踐中形成並重塑。在《學做工》一書中,“傢伙們”洞察、探索和展示結構位置的方式,既不能構成反文化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也不是反文化得以發揮作用的話語參照。被支配的工人階級文化形式往往“無意識地”展示了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礙於他們從屬的歷史位置和關係,工人階級和底層行動者無法產生自身所必需的、自決的、“純粹”且“表現階級”的文化。他們藉助於各種話語和“已建立”的象徵資源發揮作用,並通過實踐那些令人驚訝的潛能、事先無法想像的“雙重”意義來展示自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那些意義早已存在,當然也沒有留下“工人階級文化”著作的烙印。
只有在充分利用強加的條件、掙扎求生的時候,現存的文化才能從根本上古怪地、間接地、近乎偶然地展示社會結構的各層面。例如,面對學校時,“傢伙們”的直接目標不是繼續搞階級鬥爭,而是尋求樂趣、轉變、“找樂子”,並向所有他們不喜歡的人或是學校具體制度中的種種限定提出挑戰。他們不想成為課堂中的出色學生,而是想成為好“哥們儿”。在那樣的追求中,對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生動洞察”與勞動力的本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得以實現。然而,這一切仍然只是文化啟示,無法被口頭表達出來,幾乎只能作為文化所依賴的隱性前提來分析——這就是其成員就自身而言,對世界如何運作所作出的無意識假設。
無論通過何種隱蔽的邏輯過程,洞察一旦形成,就有助於確定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只要你願意,它們就會因與它們的因果關係的隨意性截然不同的緣故,在實踐中被擴展並不斷地被“再選擇”。它們“標誌”著文化不僅產生社會有效性,也產生文化有效性,而且較之於那些特定社會條件的、可獲得的文化選擇或官方選擇,它們也有助於人們做出更好的“理解” ——通過認同和實踐的可行性,營造心理和真實的空間。這種“標記”亦使他們更有可能被攻擊為社會的對抗力量,形成負面的刻板印象和社會偏見,從而進一步強化他們獨特文化實踐的防禦性,並且由於某種自我懲罰而更加封閉和自我壓抑。
性別
性別關係、男女分工與其他分工之間的關係,是《學做工》一書的核心。這可以被視為本書最主要的“科學”發現之一,即性別類別與資本主義類別——特別是腦體分工——的意義重合併改變了資本主義類別,而腦體分工反過來又限定了性別形式的意涵。本書所描述的工人階級文化形式並不是必然的,而是以某種必要方式,形成於那些工人階級子弟的“自然本性”之中。但是,確切地講,這是一種建構的產物,一種與勞動力的獨特分工、腦體分工、獨特的國家構成相關的特殊形式的男性氣概。對於“傢伙們”來說,男性氣概可以就他們認為自己所面臨的緊迫問題發揮作用,因此男性氣概在階級的情景下被調動起來。男性氣概的象徵結構有助於體現“傢伙們”對學校的反抗,並且為這種反抗注入額外的力量。男性氣概賦予“傢伙們”駕馭女性的軸心力,但是也給予他們某種感受的現實基礎,至少是一種較之於其他明顯更為成功的男性——如老師和“書呆子”(循規生)——的模糊優越感。這種反應具有明確的邏輯,對反抗學校企圖實施的控制極為有效,而且它也為自我評價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非腦力的依據,為抵抗他人對自己的貶低提供了一套可靠的、有時候極強大的表現。但是,特定情境中的實踐先於性別和階級的組合,因而真實的社會效應便隨之而來。一旦形成,那“強硬”或“粗暴”的男性認同以及隨之而來的定型化的社會關係,會被證明是極為不可改變、難以駕馭和持久的。自此以後,無論形勢如何,男性氣概及其反映都會有助於組織同一整套防禦性/進攻性反應。此外,在學校中形成的反智主義和“傢伙們”的男性氣概與自我意識、特有的生命力交融在一起。對於“傢伙們”而言,體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種男子漢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則是女性化的。這些性別化的關聯彼此強化又互相鎖定,於是造就了一種性情和敏感,毫不誇張地說,這種性情和敏感可能持續一生。對於“傢伙們”來說,在他們注定的從屬命運中,腦力勞動不但成了毫無疑義的“爬格子”,而且是“娘娘腔”的工作。依照“傢伙們”的觀點,即使是高薪的腦力工作仍被視為“娘娘腔”。相反,那些耗費體力、受剝削、薪水極低的體力工
英國的情況仍然如此:學生被強制性地禁錮在學校這個非自然的環境中。在學校裡,壓力將不同的社會和象徵關係拼湊在一起,全然不考慮個體在心理上如何掙扎求生,而這些個體歷經苦難,將周圍的象徵性資源積聚在一起,以建立某種切實可行的文化認同,尤其是將性別作為像防彈衣一樣的防禦機制——這就為那些與可得到的工作不相匹配的工人階級男性積累了一些特殊的麻煩。但是,這無一處於歷史或經濟諸神的掌控之中。在不同的環境中,所有這些組合都可以按不同順序加以安排。這就開啟了一種偶然性的文化政治。
中國的社會變化
中國的物質條件與社會條件正在發生著巨變。你將面臨一個令人不知所措的嶄新世界,這個世界充滿對立影響,舊世界的深重危機與新世界的動盪不安交織在一起。在現在這種新形勢下,這種必然性要通過何種文化中介才能與自發性聯結在一起呢?儘管我對中國形勢並無直接了解,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批判性民族志的研究實踐為理解人類所展示的這幅歷史巨卷提供了依據。在最低限度上,而且作為一種先決條件,批判性民族志強調能動性,並且一貫堅持從屬群體在生產他們的特有文化和理解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民族志學者總是不加修飾地發問:什麼是下層階級創造的意義?翻天覆地的宏變往往被視為被動的過程,並被上層以動名詞加以描述——沒有人,沒有行動主體真正為此承擔責任。全球化?誰人使然?誰人為此遭受苦難?誰又理會那愚蠢的全球化呢?裁員——沒有人在解僱誰,這僅僅是一個過程——沒有人知曉它源於何處。重組?“啊!是呀,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現代條件。”那裡沒有能動性,它只是“發生”。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觀點。危急而又緊迫的是,人們需要一種來自底層的“實踐感”。
民族志進一步提醒我們:真正的社會能動者同時生活在上述那樣的生存空間之中——“空間”中的錯位與社會重組、經濟轉型,以及試圖牢牢控制、指導社會變遷和經濟變革的國家體制同時存在。民族志的工作必須囊括這些通常被分而視之、實際內部交織纏繞的事物,尤其是當它們構成能動者生存和行動的實踐領域的時候。當新的關係正在醞釀、傳統文化形式正被銷蝕的時候,新的可能性即將來臨,而突現的形式必將被審視,因為各種社會可能性會帶來社會變化的端倪。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新型社會能動者,不會自詡為新型的社會主體,也不會在自己的前額貼上自製的標籤。通常,人們只會藉助於對他們卑下地位的侮辱性刻板印象來認識他們。不要錯過下層群體創造意義的瞬間,這些瞬間在理論上無法避免,卻通常未被人注意。不要錯過那些看似不著邊際、實際具有像徵意義的資源,這些資源傳統而現代並以市場為導向,正是文化生產和洞察使它們發揮效力。不要錯過對那些“不可見的”或者“頗具代表性的固定”群體給予肯定和信心,正是他們進行了所有那些體現社會差異的自下而上的複雜變革。不要錯過萌生新倫理、性別和階級意涵的良機,因為對於社會能動者來說,平常的可能會改變他們的社會世界的象徵秩序。
學校將成為新的社會和認同結構的專屬地。我無法談論中國的學校及其與文化的內在聯繫,也無法談論受所有製度支配的底層群體的文化生產和洞察。不過,一如我在英國所做的那樣,我可以就中國的不同情境提出一些有待回答的問題。無論是來自於社會上層還是下層,在集體文化影響和個體抱負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矛盾?社會與製度背景、知識與智力技能的傳播如何造就了反對自身的社會對抗性領域?校園文化是如何從日常壓迫和剝削這個熔爐中鍛造出來的更廣泛的文化形式中汲取靈感,並與之發生聯繫、對之產生影響的?為什麼由於學校的當前安排,腦力工作的解放和機遇反而會成為這麼多人生活的羈絆?關於在更廣闊的製度背景下學校教育的作用,關於對社會公正的渴求,關於那些處於社會底層位置的社會能動者所表現出來的複雜的創造性和服從性,我們能從“倒退”、“反社會”和“反抗”的文化,或者是對於學校教育的回應中獲得什麼啟示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洞察與再生產之間將出現怎樣的錯配與臨界地帶呢?
實際上,我要傳遞給大家的信息很簡單:學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產和洞察的領地。當文化生產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時,我們就很難解開它們如何促成社會再生產這一謎團了。我希望批判性民族志能夠延續《學做工》的研究成果,在解釋類似的中國謎題時能夠發揮作用。
保羅·威利斯

目次

中文版前言
“茂寧賽德”版前言
前言
致謝
筆錄符合說明

序言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抵制權威,擯棄教條
非正式群體
打盹、哄騙和逃學
“找樂子”
無聊與刺激
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
第二章 文化的階級形式和制度形式
階級形式
制度形式
第三章 勞動力、文化、階級和制度
官方準備
連續性
職業
上崗

第二部分 分析
第四章 洞察
分析之要素
洞察
第五章 局限
分工
勞動力與父權制
種族歧視與勞動力
第六章 意識形態的作用
證實
擾亂
內部對話者
第七章 對文化形式及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注解
再生產與國家制度
第八章 週一清晨與千禧年

補充訪談
“茂寧賽德”版後記
中心與邊緣:保羅·威利斯訪談
索引
譯後記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抵制權威,擯棄教條
反學校文化最基本、最明顯、最明確的表現是對“權威”根深蒂固的徹底反抗。這種感覺很容易被“傢伙們”(thelads)(這是反學校文化分子的自稱)表達出來。
[談論教師的小組討論會]
喬伊(……)他們能懲罰我們。他們的個子比我們大,他們代表的機構比我們的大,我們就是小混混,而他們是大人物,你就是要拿回自己的東西。嗯,我想這就是憎惡權威吧。
艾迪老師們覺得因為自己是老師所以就高人一等、厲害一些,但他們其實什麼都不是,他們只是普通人,不是嗎?
比爾老師們認為他們就是一切。他們懂的更多,也比我們高一等,但他們只是自以為高人一等,其實不是。
斯潘克斯我們希望可以直呼他們的名字……他們自以為是神。
彼特要是那樣就好多了。
PW你們說他們高你們一等。那你們承認他們懂的比你們多嗎?
——
喬伊是,但不能僅僅因為他們稍微聰明點,就壓著我們啊。
比爾他們對待我們就應該像他們希望我們對待他們的那樣。
(……)
喬伊(……)現在我們得聽從他們的每一個奇思異想。他們想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得做,因為,呃,呃,我們就是,我們就是在他們下邊。我們這兒有個女老師就是這樣,我們都戴戒指,有一兩個還帶手鐲什麼的,就像他戴的那種,但是,她會毫無理由地說:“都給我摘掉。”
PW真的?
喬伊是啊。我們說:“這個摘不下來。”她說:“把你的也摘下來。”我就說:“那你得先把我的手指砍下來再說。”
PW她為什麼要你把戒指摘下來呢?
喬伊就是作秀唄。老師們就愛幹這些,忽的一下他們想讓你把領帶係好,諸如此類。你得應承他們所有的要求。如果他們想讓你做件事,而你覺得這件事不對,你如果反對的話,你就會被帶到西蒙斯[校長]那兒,或者挨頓揍,或者晚上多干點活兒。
PW你認為學校大部分職員都是敵人?
—是。
—是。
—大部分是。
喬伊這能給你的生活加點料,如果你以後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話。
這種反抗包括對權威所支持的常規價值觀的明顯反抗。勤奮、謙恭、尊敬——這些都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解讀。
[一次小組討論]
PW伊万斯[職業規劃導師]說,你們很粗魯(……)你們(在一次職業規劃講座中)很不禮貌,不好好聽講座。他說,為什麼你們沒意識到你們的成長正使世界變得粗野?當你們自己有孩子的時候,他們只會更糟。你們想過這個嗎?
喬伊他們不會。他們只會很直率。媽的,他們不會是言聽計從的笨蛋。他們會是坦白正直的人。
斯潘克斯如果我的小孩能像這兒的這些人一樣,我會挺高興的。
這種反抗主要表現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體現在無數細節中,已經成為這些孩子們日常生活中幾乎儀式化的一部分,與學校制度格格不入,能夠被老師們一眼識別出來。老師們不得不成為精明的陰謀理論家。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們熱衷從“疑犯”中找出“真相”。他們生活在顯而易見的陰謀中,儘管沒有通過言語表達出來。這很容易使得很多老師整日提心吊膽。
當“傢伙們”走進教室或參加集會的時候,他們總是相互點頭示意,似乎在說“過來坐,和我們一塊兒找點樂子”,臉上帶著笑,斜眼瞅著老師在哪兒。這些小動作可能因為老師的命令或註視而停止一會兒,然後“傢伙們”又四處走動,臉上擺出一副“老師,我只是剛好走過”的表情。若再受阻止,他們總有一堆理由:“老師,我得把大衣脫了。”“誰誰誰讓我去見他,老師。”集會開始後,被同伴落下的孩子會從椅背上爬過去或者從禮堂的窗簾裡鑽出來,一路上踢著別的孩子,或者試圖把別人坐的椅子拆散。
“傢伙們”擅於節制,在激發正面衝突前收手。教室裡,他們紮成一堆,不斷磨蹭著椅子,被問到最簡單的問題時只會氣呼呼地發出“咳咳”聲,並不斷在椅子上擺出各種坐躺的姿勢。自習時間,有些人把腦袋靠在課桌上,想以公開睡覺來顯示他們的不屑;有些人則背靠著課桌呆呆地盯著窗外或是牆壁。教室裡瀰漫著一種漫無目的的桀驁不馴,滿嘴托詞和藉口,讓人難以抓住把柄。如果有人坐在暖氣上,那是因為他的褲子被雨淋濕了;如果有人在教室裡穿行,那是因為他要去拿紙寫作業;如果有人離開教室,那是因為他要“像往常一樣”去倒垃圾。半開的課桌裡,連環畫、報紙和色情圖片混雜在課本中。教室裡,竊竊私語聲像不斷拍打沙灘的海浪一樣綿延不絕,滴溜打轉的眼睛和誇張的口型間傳遞著鬼鬼祟祟的秘密。
課堂上,正式命令總是遭遇學生們暗地裡的對抗:“不,我聽不懂,你這個笨蛋。”“你說什麼呢?”“操,才不可能呢。”“我現在能回家了嗎?”要是不小心有任何關於性的雙關語出現,後排就會發出咯咯傻笑和故作驚訝的“哇嗷”聲,同時某人抿著嘴唇色迷迷地在腦袋上邊用雙手做著誇張的手淫動作。如果這些陰謀遭到挑戰,他們就在老師背後擺出勝利的“V”字手勢,把指關節扳得“咔咔”響,而前排則裝出一臉無辜的模樣。學生都盯著領帶、戒指、手指,或是桌上的污點——反正不會是老師的眼睛。
走廊裡,校長經過時,拖著腳走路的人要么過分熱情地打招呼,要么突然安靜下來。有人走過時,會爆發出嘲笑或者瘋笑,也許是針對過路人,也許不是。無論你停下來還是繼續走,都會十分尷尬。你常常可以看到一排學生集體站在走廊兩側,形成“印第安人式夾道攻擊”的隊列,但你永遠無法證實他們的企圖——他們會說:“老師,我們只是在等斯潘克斯。”
當然,個體情況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教學方式多多少少能控製或者壓制住這種言行上的對峙。但是,學校規則的遵循者——傢伙們眼中的“書呆子”——態度顯然不一樣。這並不是說他們支持老師,他們支持的是老師這個概念。他們認同教育的正式目標,支持學校制度,並從中獲得自我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放棄了自己找“樂子”的權利——於是他們要求老師至少應該敬畏同樣的權威。這與忠實信徒提醒牧師恪盡職責完全相同。
[和漢默鎮男校“循規生”的一次集體討論]
蓋瑞好吧,我不認為他們現在足夠嚴厲(……)我是指格雷西先生還有其他一些老師,比如格勞喬,連一年級的學生都能耍他(……)他們那些“傢伙們”應當受罰,這樣他們長大了才不至於厚臉皮(……)其他一些老師還行,你能和他們處到一塊兒去。我是說像彼得斯先生那樣,一開始上課每個人就會保持安靜,如果你沒做作業,你就必須回來做完。但也有一些老師,從第一年開始,他們雖然佈置作業,但是如果你不做,他們也從不過問,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實際上,正是對直接權威的熱情,並成為直接權威的同謀使他們——“書呆子”或“軟耳朵”——成為“傢伙們”的第二大攻擊對象。“書呆子”這個詞本身就暗含著好學生在“傢伙們”眼中的消極和荒誕。他們似乎總是聽從,而從不行動:他們過得死氣沉沉,順從權威,毫無個性可言。耳朵是人體最不具備表達力的器官:它只接受他人的表達,蒼白無力,易屈服於淫穢之語。這就是“傢伙們”對那些遵循學校教育正規理念的學生的印象。
關鍵是,“傢伙們”不僅排斥“書呆子”,而且自認為高人一等。這種優越感最明顯的顯示途徑也正是“循規生”恰好放棄的樂趣、獨立和刺激:找“樂子”。
[一次小組討論]
PW(……)為什麼不像那些“書呆子”一樣,為什麼不試著參加並通過中學畢業考試(CSE)呢?
—他們不開心,不是嗎?
德瑞克因為那些人是傻瓜,有個傻瓜,他現在的成績單上有五個A,一個B。
—誰?
德瑞克博查爾。
斯潘克斯我是說,他們的學校生活能記住的有什麼呀?他們以後回顧現在,有什麼東西可回顧呢?坐在教室裡,坐到屁股冒汗,而我們可是……我是說看看我們能夠回顧的東西,和巴基斯坦佬打架,和牙買加佬打架。還有我們對老師所做的惡作劇,我們以後回過頭來看這些的時候可是樂事啊。
(……)
珀斯你知道的,他沒什麼樂趣,你看斯潘克斯整天玩耍,找了不少樂子。班尼斯特就整天在那兒坐著,屁股直冒汗,而斯潘克斯無樂不做,而且開心得很。
斯潘克斯第一、第二年,我學習真的很不錯。你要知道我拿過兩三個A呢。以前我回到家,我常躺在床上想:“啊,明天還要上學。”你理解吧,我還沒做功課呢,對吧……“我還得把功課做完”。
—對呀,就是這樣。
斯潘克斯但是現在我回家的時候,很安靜。我不用想任何事。我就對自己說:“噢,好極了,明天上學,會有樂子。”你懂吧。
威爾可你還沒來過呢!
斯潘克斯誰?
威爾你。
[哄笑]
(……)
—你沒法想像……
—你沒法想像[聽不清]進普勞酒吧說“給我上一品脫啤酒”。
弗雷德你想像不出來博克利泡妞回家,和她幹上一場。
—我能,我見過他。
—他泡上妞了,哦,博克利這傢伙!
—就是。
弗雷德但是我沒法想像他泡她,你知道,像我們泡妞那樣。
“傢伙們”特別愛在性方面展現相較於“書呆子”的優越感。“鑽出你的殼”,“丟掉你的羞澀”,這是成為“傢伙們”一員的一部分,這也是“泡妞”的成功途徑。這是一種對老師和“書呆子”之間關係的扭曲反映。“傢伙們”覺得自己和老師一樣在優越性和經驗方面在權威結構中佔據了相似的位置,但是以一種不同的、反社會化的方式。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我們[傢伙們]都泡過妞……有一天我們數來著,有多少人真正和女人有過一腿,我們認識的孩子中那些真正有過一腿的,在五年級一百多個孩子中,我們好像隻數出二十四個來,這才四分之一。
PW但是你總能知道這種事嗎?
喬伊是,我能(……)你要知道,這種事情總能在我們當中傳來傳去,還有我們認識的那些“半吊子書呆子”,他們和我們或者那些“書呆子”都不一樣,他們是另一伙的,就像德福、西蒙斯和威利斯那幾個。他們都在自己的圈子裡混,但是他們走路、行事的那副德性,還是他媽的一股孩子氣。他們沒法讓我們開心,我們卻能逗他們樂,有時候他們看我們鬧都能笑出眼淚來,但他們就沒有那個能力讓我們笑。這就是我們(……)他們[“半吊子書呆子”]當中一些人泡過妞,我們知道這種事。那些“書呆子”,他們就等著吧。我的意思是說,看看湯姆?布萊德利,你注意過他嗎?我總是看著他,然後想:好吧,我們經歷了人生所有的痛快和煩惱,我們喝過酒,我們打過架,我們體驗過挫折、性、憎恨和愛所有這些玩意兒,但是他對此一無所知。他從來沒有過女人,他從沒去過酒吧。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猜想是這樣——我敢說,他如果乾過肯定會來告訴我們——但是他從沒有過女人,他從沒喝高過。我從沒聽說他打過架。他對我們經歷的那些情緒一無所知,這一切他慢慢等去吧。
喬伊是公認的小頭頭,時不時喜歡扮演飽經滄桑的年長角色。就像以上訪談及別處所顯示的,他也是個相當有洞見和表達能力的傢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或許可能不足以使他成為典型的違反校規的工人階級子弟。但是,儘管喬伊可能不是典型的工人階級子弟,但他無疑是他們的代表。他住在一個工人階級社區,來自於一個以打架出名的大家庭,一家之長是個鑄造工人。他離校時不會得到學歷文憑,是老師們公認的惹是生非的學生——這更加深了“他有股那個勁”的印象。儘管可能有些誇張,但他著力表達的那些經歷只可能來自他親身經歷的“反文化”。他所描述的文化系統具有代表性、核心性,即使他以一種獨特方式與這種文化關聯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喬伊以自己的語言,並通過這個群體的調解,對本學年和本校的社會風景構建了完整的理解和看法。他認為信息會傳到“傢伙們”那裡去,因為他們是這道社會風景的焦點。“公開反叛”的一個鮮明標誌就是建立一套諸如此類的社會觀點和評價系統。同時,應當注意的是,“傢伙們”所建構的非主流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老師們認可——至少是私下里認可。在教師辦公室裡,你常能聽到年輕老師褒獎某些男生的男性魅力:“他實際上比我說的還要行。”
遵循學校價值的學生沒有形成類似的社會圖景,他們也沒有發展出描述其他團體的暗語。他們對“傢伙們”的反應通常是偶爾的畏懼、不安的嫉妒和普遍的焦慮,唯恐自己被牽扯進違紀的圈子,並對“傢伙們”阻礙正常教學流程感到無可奈何。學校中的循規生接受了正式體制,放棄了其他人所享受的樂趣,這意味著他們期望學校體制承認的領導和教職員工能來處理學生的違規行為,而不是由自己出面阻止。
[與漢默鎮男校循規生的小組討論]
巴瑞……你知道,他[一個老師]總是說“每個人要……”我不喜歡那樣,他們總說“每一個人……沒有人喜歡這個,沒有人喜歡那個。你們都遇到麻煩了”。他們應該說“你們幾個……”像彼得斯先生,他就這麼說,他不會說“每個人”,他總是點那幾個人的名字。這樣更好,因為我們有些人還是感興趣的(……)
奈傑爾問題是當他們開始鬧、耍弄老師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浪費寶貴的上課時間。這就意味著他們浪費了我的時間。有時候我真希望他們直接打包走人(……)
巴瑞他們現在這樣可能更好(……)他們把他們都放在一個班[CSE班級不是混合班,是按能力分班]。他們做不做作業都無所謂,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在自己班]管好自己就行,因為這兒如果有人講話,他會讓你閉嘴繼續做功課。
PW(……)你有沒有曾經覺得自己應該試著阻止他們?(……)
巴瑞我從來都不管他們(……)現在是五年級了,他們應該……你知道,你不能在教室裡走到某個同學面前大聲嚷嚷,你知道,你得說話理智些。[老師們]應該更嚴格一點。
“傢伙們”行為做事,總愛顯示他們對教職人員的反抗,以及與“書呆子”的格格不入,這形成了他們特有的整體氛圍;但是,我們有必要更具體地討論一下這些工人階級子弟如何使資本主義提供的三種消費商品——服飾、香煙和酒精——為其所用,從而形成了我們所說的某種“風格/象徵的話語”。服飾作為反抗老師和勝過“書呆子”的最明顯、最個人化,也是最顯而易見的元素,對“傢伙們”意義重大。一個“傢伙”“公開亮相”的首要信號是服飾髮型的迅速改變。這種另類服飾的特定風格受外界——尤其是更廣泛的青年文化符號體系的流行趨勢——影響。當前,一個“傢伙”的裝備包括:梳理整齊的長發、厚底鞋、寬領襯衫——領子翻到馬甲外面、牛仔上衣,還有必不可少的喇叭褲。不管什麼樣式的衣服,他們有一樣肯定不穿——那就是校服,他們也很少系領結(如果校服沒法強制,很多學校就會退而求其次,要求系領結),而且利用色彩來製造衝擊力,與單調乏味、統一的校服形成鮮明反差。他們對製服有深深的成見——比如,斯派克描繪製服領子的形狀時說:“你知道的,那個就跟老師的一樣!”
我們也許會注意到,外界整個商業化的青年文化系統為這些孩子提供了一套關於時尚的詞彙,這些詞彙早有內涵,能被這些“傢伙們”用來表達他們自己更個人化的含義,儘管這些服飾以及相關音樂可能純粹是商業產物,並不能代表其追捧者的真正渴望,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年輕人崇尚和使用時尚的方式具有個性表達的真實性和直接性,而這在最初的商業生產中是缺失的。
教師和學生之間就服飾問題而產生衝突並非偶然。對一個局外人而言,這種衝突可能很傻。但是,焦慮的老師和牽涉其中的學生都明白:服飾是他們爭奪權威的陣地之一。這是文化衝突的一種現代形式。歸根結底,這是關於學校作為機構的合法性的問題。
與服飾緊密相關的當然是“傢伙們”的個人魅力問題。穿著時髦是他們向學校豎中指的一種挑釁,也是將自己和“書呆子”區分開來的方式,這為他們製造了機會,使他們在異性面前顯得更有吸引力。客觀事實的確如此,和同齡學生相比,“傢伙們”約會女孩的數量確實要多得多;而且我們也已看到,他們中大部分都有過性經驗。性吸引力以及其隱含的成熟,加之學校禁止性行為,這些都使得服飾穿著不僅僅是膚淺的炫耀,而是表達製度/文化認同的一種機制。這種雙重的表達是反學校文化的特徵之一。
如果說著裝方式是教師和學生髮生爭執的主要明顯原因,那麼吸煙僅居其後。我們能再次從中看到“傢伙們”與“書呆子”的區別性特徵。他們大部分都抽煙,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被人看到在抽煙。男生抽煙的要點是在校門口抽。“傢伙們”的很多時間都用來商量下一次怎樣抽煙,或者如何“翹課”去“抽一口”。如果“傢伙們”抽得洋洋得意,並炫耀自己的魯莽行徑,那麼資深教師至少不能視而不見。一般說來,學校會經常頒布嚴格的禁煙規定。正因為如此,如果“傢伙們”繼續在公共場所吸煙而且視之為榮耀的話,學校領導就會覺得這是對他們權威的挑戰,因而惱羞成怒。如果和另外一個挑戰——撒謊——同時發生,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最近和教師發生的小衝突進行的小組討論]
斯派克我們就進去了。我說:“我們沒抽煙。”他說(……)然後就變得特別生氣。我以為他會揍我一拳什麼的。
斯潘克斯“竟說我是騙子。”“我不是騙子。”“那回來。”我們最後承認了;我們確實吸煙了(……)他氣急敗壞,說:“還說我是騙子啊。”我們說我們沒抽煙,想扛到底。但是西蒙斯大發脾氣。
斯派克他確實看到我們點煙了。
對學校領導而言,對抽煙的懲罰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孩子自然明白。
斯潘克斯好吧,他[副校長]沒法怎麼樣,他不得不打了我三下。我挺喜歡這個傢伙的,我覺得他工作幹得不錯。但是我在校門口抽煙,博特從我後面過來。我一轉身就被抓住了,然後我就直接去見了他,挨了板子。星期一早上,我一到學校,我就挨了三下……你知道他不能放過我。
鑑於上述事實,在學校這種持續發生“游擊戰”的環境中,對於“傢伙們”而言,發現同情者或者敵對陣營中薄弱和“愚笨”對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哪些老師——通常是年輕老師——會在看到一支點燃的香煙後不採取措施。
法茲我是說阿徹,他幾乎每天早上都看到我在帕德洛克那裡抽煙,因為我在等我泡的馬子,他每天早上都看到我。可他一句話都沒說過。
威爾他在註冊的時候跟我說過。
PW(插話)這個阿徹是誰?
威爾阿徹啊,他說:“別在吃晚飯的時候上那兒去。”他問道:“你去那兒乾什麼呀?”“在那上邊,就在那上邊,周圍。”我說:“哦,去小灌木叢。”哦,但是他就那麼著了,我們都樂了一回。
同樣,當學校和外界意義相結合時,對“傢伙們”而言,抽煙象徵著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和言行,因此,抽煙就好比在學校面前作亂。成人世界,尤其是成年男性工人階級的世界,成為他們反抗和排外的重要材料來源。
除了能產生“好的”效果,“傢伙們”公開喝酒也是因為這對教師和“書呆子”們而言是最具決定性的信號,以此宣稱個人已經從校園中獨立出來,加入了一種更另類、高級、成熟的社會生存方式。他們興奮地複述著被老師目擊出入酒吧的故事,這比談抽煙還要有滋有味;要是哪位老師看到他們“連夜酗酒”卻沒有作為的話,那麼學校陣營裡誰是“背叛者/同情者/弱者”就更加顯而易見了,而且要比對“抽煙”無動於衷更甚。他們對這種特殊意義的領悟力導致一些進步的年輕教師身處困境。有些老師採取了奇怪的解決辦法,搞得“傢伙們”不明所以:以下這個例子就涉及到一位擔憂、進步的年輕老師。
[關於老師的小組討論]
德瑞克然後阿爾夫就說,哦,“老師好”[在一家公共酒吧里遇見教師時],但他沒有回應,然後他就說:“老師好?”於是他轉過身,就那樣看著他,哦……他還不回應。第二天,他說:“我找你,阿爾夫。”他走到跟前,他就說:“昨天晚上是你在那兒嗎?”他說:“我在參加一個足球聚會。”他說: “好吧,你難道不覺得你那樣做就像侮辱某人?”他說:“不會啊。”他就問:“那如果我羞辱你,你會感覺如何?”“你這是什麼意思?”他說:“在那種地方跟我打招呼,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回應你?”他繼續說:“好吧,下次不要跟我講話,除非我先跟你說話。”“好的,老師,我以後不會再打招呼了,”他說,“哪怕走路時碰見,我也不打了。”
“傢伙們”當然很清楚喝酒所具有的重要像徵意義,即加入成年人行列、反抗學校。對他們來說,最後一個學期的最後一頓晚餐應該在酒吧里吃,而且必須喝到盡興。正是在這一刻,他們終於擺脫了學校,在未來的日子裡他們會將這一刻銘記於心。
[工作中的個人訪談]
PW為什麼最後一天喝醉那麼重要?
斯潘克斯這很特殊。一生只有一次,不是嗎?我是說,那天我還在學校,是學校的學生,但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PW當然,你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斯潘克斯是啊,我喝醉了,睡一覺,然後我就去上班(……)如果我們沒喝醉,你知道的,我們就不會記得那一天了;我們也可以留在學校(而不是去酒吧),但那隻不過又是一天。不過我們那樣做了,我們的最後一天就有東西可以回憶了,我們離開學校的那刻就有回憶了。
這些漢默鎮的“傢伙們”在酒吧里確實製造了很特殊的氣氛。斯派克總是解釋說,儘管他有時候看起來像個“可惡的笨蛋”,但他真的很喜歡他的同伴,以後會想他們的。艾迪下定決心要保持“紀錄”,喝掉八品脫酒——按照校長的話說,艾迪在學校被抓時“爛醉如泥”,很不體面地被他開車送回了家。法茲解釋說他那天早上如何差點把桑普森(一位老師)弄瘋,結果被送去見校長,“但是他沒怎麼樣,就是開了點玩笑”。更重要的是,酒吧老闆和成年顧客都接受了他們,還買酒給他們喝,詢問他們今後的工作。即將離校的時候,他們會像大人一樣許諾幫別人修理管道、砌磚,但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承諾並不可信。
這些“傢伙們”到校遲到,渾身酒氣,甚至有時微露醉態,但是他們並沒有完全肆意胡鬧,學校老師也強調了這點。為了表明學校的權力有法律和國家強製手段為後盾,校長叫來了警察。校長和一名警察等在校門口。這個架勢嚇到了“傢伙們”,當他們試圖避開警察的時候,奇怪的一幕發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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