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青年攝影家採訪筆記（簡體書）

《接近：青年攝影家採訪筆記（紀實卷）》主要內容包括：歷史的“戰鬥”機、默默地登陸“諾曼底”、用影像追趕時代、願鏡頭前不再有硝煙、攝影記者是個“良心”活兒、用天使的面孔講述魔鬼的故事、目擊時代的現場、我們為什麼拍照片、正青春等。

孫慧婷，就讀於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編導專業和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專業，碩士研究生。曾參加臺北世新大學、葡萄牙UniversidadeCatolicaPortuguesa大學學術交流項目。參與過多部獨立電影、宣傳片、廣告片的拍攝並擔任編導、製片、攝影等。先後在《中國攝影報》《人民攝影》等媒體發表作品。現為中國藝術攝影學會會員。

《接近:青年攝影家采訪筆記(紀實卷)》用整理采訪的文字真實記敘了當代青年攝影家的創作與生活，用大量攝影家自己的作品來表現他們獨特的藝術品格和人文精神，不僅在攝影界影響巨大，在大眾讀者里也是很好的藝術人文讀本。高雷、黑墨、賈代騰飛、李木子、李強、劉杰、柳熹、商華鴿、王琬瑜……用文字揭示年輕一代攝影藝術家的真實思想與生活，用影像表達藝術新主力的先鋒觀念與精神。

歷史的“戰鬥”機
默默地登陸“諾曼底”
用影像追趕時代
願鏡頭前不再有硝煙
攝影記者是個“良心”活兒
用天使的面孔講述魔鬼的故事
目擊時代的現場
我們為什麼拍照片
正青春
時間的對話剛剛開始
山不過來，我就過去
用頭腦啟動快門
拍攝生命，用影像呼吸
足跡留下，影子取走
西北雙城逐風掠影
回首向來

“你”走后的家，空了
2011年，新華社舉辦一個選題為“貧困”的攝影比賽，因為攝影部實行“采編合一”的體制，雖然劉杰的第一職業是編輯，但是新華社也會給他們留出創作的時間并且沒有發稿任務，所以可以沒有任何負擔地自由創作。劉杰作為一名“菜鳥級”攝影師開始了自己的攝影創作生涯。他的住處離北京火車西站不遠，一年四季，雨雪風凍，天天能見到衣著簡陋、扛著大小“家當”趕路的農民工。他們為什么要背井離鄉？他們在城市里過得怎么樣？最終歸宿是什么？帶著這樣的疑問，他選擇了最代表中國農耕文化的陜西省。多年來，進城務工浪潮在不斷蠶食農村“男耕女織”的傳統生產生活結構，一種“移民”模式成為現在農村的真實寫照。他在陜北和陜南的很多個村子里拍攝。發現陜北人的傳統觀念較強，不愿意離家太遠，這一地區的農民，大多在本省或本市打工，而且有一種“集體效應”。比如，陜西定邊縣石洞溝鄉的農民工在外以從事建筑業為主，在城里蓋樓；而相鄰的堆子梁鎮的打工者以餐飲服務業為主，在飯店打工或者自己開餐館。陜南地處秦嶺山脈以南，生活習慣與四川相近。這里的一些山村家庭，幾乎舉家遷往城市，有的村子甚至只剩下幾戶人家，用當地人的話說：“有能耐的都去城里干活了”。
劉杰從小在農村長大，那時鄉下常見到七八十年代的家庭合影。在國與家的某個重要時刻，幾代老幼舉家來到照相館，在單調而經典的背景布前正襟危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站錯了要被老人家罵。和今天家庭聚會后的留念照相比，那時更像是一場家族儀式，掛在墻上經歷一代又一代的傳承。現在，受到城市化沖擊的農村地區，人口流動非常活躍，加上攝影本身的變遷，拍一張一家老小“誰都不缺”的合影，已屬不易。劉杰心里想，怎樣才能拍攝出缺失家庭成員的合影呢？表現“不在的”，只能通過“還在的”，于是就借用了按人頭分配的凳子。劉杰知道凳子在一個農村家庭里的意義，大多數時候，全家人圍在桌前吃飯用的凳子，一般跟家庭成員的數量相當。
本來他可以在一個地區或者一個村子里就能拍完所有照片，但是他選擇了走訪更多村子的空巢老人。因為他覺得單一地區的影像不具有代表性，環境肖像要表現出不同環境中的不同生活狀態的老百姓遇到的普遍問題。劉杰在村里里遇到老鄉就打聽，四處找拍攝對象，村里的老人很熱心，劉杰說他覺得農村就是他的家鄉，看見老鄉就是親人，特別有親切感，拍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飯，毫不拘束，被拍攝的老人們也愛跟他聊家常，畢竟好久沒有晚輩聽他們說說話了。
他拍攝的《空凳子》這組照片，采取了環境肖像擺拍的形式。劉杰的擺拍有它的客觀性，既還原事物原來的狀態，又創造性的改變了原來狀態；他的“還原”和“創造”不但沒有引起受眾誤解而且更直觀刺激了大眾的思考。如果沒有劉杰的參與，照片場景中的人和物不會彼時以照片中的狀態出現。它的環境人物肖像相對真實地反映出現實情況，把暗含在畫面外的信息視覺化成直白的方式展現出來，他的真實在于是宏觀上的真實，與照片中的個人無關。劉杰說：“我的再造場景與觀念攝影有很多類似之處，只不過目的和服務對象不同。我的拍攝過程本身，是一種毫不摻假的真實。”
《空凳子》系列剛傳到新華社的圖片庫內，就立馬被各大網絡媒體轉載，在網上引起廣泛的熱議，網易上一天內的評論達到四萬多條。劉杰覺得自己的影像創作的過程就像孩子的誕生，經歷艱辛孕育在看到它的時候就驚喜萬分。
沒有團圓的全家福
劉杰一直向往著拍攝出能夠留存在歷史檔案中的圖片，他意識到歷史除了畫面感還需要深刻的社會價值和與百姓密切相關的故事。所以在他拍攝的作品中都會反映出他對社會和大眾生存的思考，比如《空凳子》中表現的留守群體，除了受貧窮所迫，還失去了必要的家庭生活，夫妻不相見，子女長相思。而從這些家庭走出去的進城打工者，由于難以真正融入城市，只是生活在與工作相關的一片狹小區域內，過著與城隔絕、離家千里的“軟隔離”生活。對劉杰來說，攝影就是在不斷變幻發展的時間和空間中開一扇窗，將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整合在一起，固定下來。不要小看這個動作，在攝影出現之前，沒有任何藝術和技術形式能做到這一點。
新聞紀實攝影師，從社會身份上來說，既是醫生又是病人，伴隨著一種身份上的分裂，扮演著雙重角色。醫生也是凡人，吃五谷雜糧，受人間病苦。從精神層面講，新聞紀實攝影師轉身又成了病人。他們心里承受著各種是非對錯、黑白美丑的博弈。
2011年下半年，劉杰決定將攝影的博弈繼續下去，利用自己的假期再次去關注農民現狀，將目光轉向了另一個農村群體“留守兒童”，目前留守兒童的數量已經相當于一個中等規模省份的總人口，人數還在增長。劉杰拍攝之前做了大量的相關調查，他總結出農村留守兒童面臨三大問題：生活、學習和心理，其中心理問題最為嚴重。留守兒童家庭普遍經濟困難，加上父母不在身邊，孩子營養狀況堪憂。孩子多由祖輩照料，生活上有的因老人年齡過大，疏于照管，有的則過度溺愛。學習上他們難以得到輔導，與老人代溝明顯，難以深入溝通。不少兒童心理尤其敏感，有的受到欺負，自卑、自閉傾向居多，不愿與人溝通，有的甚至走上歧途。不少孩子與父母長年分居兩地，雖然可以電話聯系，但中國人感情普遍內斂，電話溝通多數是生硬套話，一些父母兩三年才能見孩子一面，由此導致親子感情疏遠。
劉杰背著相機到了四川省的農村小學，尋找合適的學生。他說有幾個學生第一次見就給他一種強烈的感覺，他們面對鏡頭時下意識地想微笑，可是他發現他們已經不會笑了。他們大多數都沉默寡言、自卑消沉，也許是親情缺失導致內心情感無處宣泄，他們習慣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忘記與外界的交流。劉杰說：“希望工程實施已有二十多年，有學上對大多數農村孩子來說，已經不是奢望。但是，隨著農村進城務工人口的增多，農村留守兒童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學校有了，父母走了；知識近了，親情遠了；收入多了，快樂少了。這是‘后希望工程’時期亟待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劉杰對拍攝的具體呈現方式思考良久，怎樣將兩個生活空間的親子放在同一個畫面中，他想過很多辦法。他想租下農民工父母工作城市的某個大屏幕，把孩子的影像投放上去，再讓父母進入畫面，這樣既有城市的商業區背景，又將親子關系展現出來。但是需要大量的公關工作，對于時間緊缺的劉杰來說很難實現。他最終決定將在農村先拍攝好的孩子的照片用photoshop分割成一百份然再后沖洗出來。畫面里呈現出的孩子影像都是他一個人在賓館的床上拼貼出來的。我問他為什么不直接打印出來1米5大的照片，要那么費勁的拼湊幾千張小照片。他說四川那里影像工業不發達，很難找到專業的輸出地，而且一張要好幾百塊錢，而這樣一百張照片拼貼成一張完整影像，不但可以降成本壓縮在百元之內，而且還具有了形式上的寓意，馬賽克樣式的影像正好傳達出農村留守兒童情感和精神世界的支離破碎。
劉杰把拼貼好的照片帶到孩子父母工作的工地或者廠房里，讓他們能一家“團聚”，在一種充滿思念和傷感的氣氛中他按動了“合影”的快門。他的這組個人創作再次感動了很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身份相關的人，有農民工，有農民工子女，這些外出打工的父母和遠離父母的子女都紛紛在網上寫出了自己的故事，令劉杰欣慰的是，沒有人會提到他拍攝形式的問題，沒人質疑他的擺拍行為。大家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了畫面內容要傳達的情感本身。
拍攝，像活著一樣
劉杰的創作過程，也是一個尋找自我、療治心靈的過程。一個嚴肅攝影師關注的題材與其本人成長經歷密不可分，不同階段的作品能暗示其世界觀的變化。他拍攝的《空凳子》和《合影》等作品，都是表現的社會大背景下農民的生活現狀，他說那就是他的一部傳記——感覺就像說自己，從小父母遠離村莊，長大后自己也離開了家鄉。他通過攝影完善了自己的內在精神和外在人生。
劉杰羨慕其他媒體記者的自由程度，他們有大量的時間拍攝選題，還有相對自由的輿論空間，審核壓力與政治壓力都相對較小。市場化媒體的記者帶有強烈的競爭意識，會讓他們的影像水平不斷地完善。他喜歡馬格南的攝影，他覺得攝影應該就是以天使的面孔講述魔鬼的故事，就好像薩爾加多一樣，把血淋淋的現實美化成視覺的藝術品，在享受美的同時產生深刻的反思。
我們面對這樣一個攝影時代：有時會因為填表格缺一張證件照而著急上火，而社交網站facebook目前每天有近一千萬張新上傳照片；一個紀實攝影師可能用畢生心血拍一個專題，過著清貧的生活；狗仔攝影師在海灘上埋伏幾天，偷拍到的Lady Gaga曖昧照可能賣到上萬美元，這是一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攝影時代。劉杰對攝影曾經迷茫不知所措，但他說：“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也許我們不應指責照片和相機，就像不應指責炸藥和刀劍”。對嚴肅攝影師來說，鏡頭后和鏡頭前，一個是真實的自己，一個是理想的幻象。為了追尋這個從未謀面的幻象，他不惜攀山涉水，不惜寂寞長路、生活清苦。理由很簡單，像為了活著一樣而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