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簡體書）

“文革”是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對鄧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歷程、他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的悲歡離合，作了生動的記述和理性的分析，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情節。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在大動亂的年月所表現出來的品格、氣節、胸懷、膽識和智慧，進而引起我們對“文革”浩劫的反思。

鄧榕，又名蕭榕，幼名毛毛。1950年生於重慶市。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文化大革命”中在陝西省陝北地區農村插隊。後畢業於北京醫學院。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工作，任隨員和三等秘書。回國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辦公廳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多年從事議會政體及立法工作的研究工作。曾任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現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中俄和平、友好與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國際音樂節組委會執行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對鄧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歷程、他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的悲歡離合，作了生動的記述和理性的分析，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情節。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是“我的父親鄧小平”之一。

1999年8月22日，
是父親九十五歲誕辰紀念日。
父親八十歲生日時，
我送給他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以為賀禮。
十五年后的今年今天，
我寫此文以寄托緬懷之思。
十年“文革”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一場浩劫。其影響之深，涉及之廣，破壞之大，史無前例。凡經歷過“文革”的人，無不懷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時光流逝，歲月如梭，回首往事，諸事淡薄，唯有心中的感知，仍舊縈繞于懷，不能磨滅。
父親是“文革”十年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寫“文革”，不能不寫鄧小平。而“文革”十年又是父親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頁．寫鄧小平，也不能不寫“文革”。寫下父親的“文革”經歷，既是對他不平凡人生的回顧，也是對那蹉跎歲月的回顧。
我所寫的，不能稱作父親的傳記，也不是我個人的回憶錄。一時茫然，不知歸類，在此權稱“感情流水賬”吧。
愿人們隨著這感情的流水，回溯往事，在對“文革”的回顧中，感悟一二。

序多事的年禍起蕭牆炮打司令部批判劉、鄧向“走醬主義道路物當權派”打倒劉、鄧、陶秋日的悲涼狂濤中的一葉孤船“鄧小平專案組”成立記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恐怖的五月天降橫禍“鄧小平專案組”舞臺演邏始末“九大”與“繼續革命”戰備疏散孤獨的南行座機初到江西勞動生活回家啦！飛飛回來啦不變中的變數廬山會議風波不安定的“平靜日子”朴方的遭遇皇天不負有心人峰迴路轉江南春來早對極左做法的糾正解除禁錮上井岡故地重遊再見了，步校複出工作堅持“文革”路線的黨的十大進入軍委、政治局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風波一場惡戰四屆人大“組閣”鬥爭意味常任長的四屆人大全面整頓的序幕毛澤東批評“四人幫”全面整頓全面整頓三個文件偉大成就“評《水滸》”與最後的周恩來惡人先告狀艱難時日悲壯的殉難“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偉大的四五運動“兩個決議”和鄧小平的兩次被打倒波瀾不驚天怒人怨一人偉人毛澤東的逝世徹底粉碎“四人幫”光輝的複出結束語鳴謝

毛澤東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
劉少奇沒有想到，毛澤東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許許多多的不滿和怒氣，絕不僅僅是簡單地、就事論事地針對彭、羅、陸、楊的。
1958年“大躍進”失敗以后，特別是在60年代對“左”的冒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調整以后，毛澤東對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協調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已開始不滿。當然，對居于首位的劉少奇，怒氣就更多。此時的毛澤東，為了維護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了防止在中國產生“修正主義”和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已作出決定，由竭盡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替劉少奇作為黨的接班人。這一點，劉少奇沒有覺察，鄧小平沒有覺察，黨的高級干部們也都沒有覺察。
對于今后將要發生的各種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對于毛澤東超越常規常理的一系列想法做法，劉少奇、鄧小平和各級干部們先是未能察覺，察覺后又不能理解，這種政治上的“遲鈍”，注定了他們將從一開始的“跟不上形勢”，到必然地犯“錯誤”，到更進一步地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沒和擊倒。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羅、陸、楊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劃下，貼出一張大字報，攻擊北大校黨委和北京市委。這就是那張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此大字報一經貼出，整個北大即刻嘩然。二姐鄧楠那時在北大上學，看到大字報后，馬上打電話給媽媽詢問大字報的事情。媽媽當時就說：“聶元梓這個人不好，在延安時就表現不好。不過你不要對別人講啊！”媽媽的態度，是代表爸爸的。顯然，對這張突如其來的“大字報”，父親是持反對意見的。
風暴既來，便無人可擋。當日，北京大學內各種意見的大字報已逾千張。北京震動了，給校領導提意見及各種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風一樣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學校。6月1日以后，大字報更是像雪片一樣在北京的校園中紛紛飛落。一股強烈的躁動的氣氛，像瘟疫一樣不可抗阻地流動著，北京大中學校頓時全面陷入混亂局面。造反行動不斷擴大升級，一些學校出現了批判揪斗校長、老師，甚至體罰打人現象。
5月28日，根據毛澤東的部署，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姚文元等任組員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劃活動，而日后則要登臺扮演重要角色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正式披掛上陣，粉墨登場。
毛澤東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則，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此時的他，身在外地，遙看著北京這一番大破大亂的局勢的發展，當覺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面對眼前這突如其來的混亂，則陷入極其為難的境地。定電話報告在杭州的毛澤東，并取得同意。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聯名向毛澤東正式發電報進行請示，毛澤東當夜批示：“同意這樣做。”
正當中央一線領導忙于部署領導運動事宜時，形勢發生了突然變化。6月1日，毛澤東作出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指示新華社全文播發，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并說“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這篇社論是由陳伯達主持連夜起草的，發表前沒有報告中央。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一天之內，風云突變，劉少奇0周恩來和鄧小平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甚感驚愕。此后幾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大量煽動性的社論、報道和文章，形勢急轉直下，運動迅速席卷全國。
劉少奇于6月3日緊急召集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如何應付局勢。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認識下，會議制定了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連、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準打人污蔑人等八條規定；決定派出工作組以控制首都大專院校近于癱瘓的局面；并決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派消防隊救火一樣的快。鄧小平在會上說，中央的八條傳達要快，開個十萬人大會，一竿子插到底。
會后，北京市委根據會議精神，向一些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運動，工作組進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亂的發展；事態反而變得越來越難以駕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頻繁開會，研究處理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