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傳（簡體書）

《舒同傳》主要內容包括：竹筆黃泥伴少年、革命洪流逞英豪、黑暗室裡暫存身、戰地黃花分外香、雪山草地礪英雄、邊區建軍抗日寇、衝破封鎖奔延安、有理有節爭和平、隱蔽戰線立新功、渤海整軍肅奸特、毛驢鞠躬負重任等。

王建華，1956年生，江西省東鄉縣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教授，北京語言大學博士生導師，浙江科技學院黨委書記，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199.5年度全國優秀教師，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主要從事語言學研究。獨立承擔或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和浙江省社科基金項目10項，出版專著7部：《文化的鏡像：人名》（1990）、《語用學在語文教學中的運用》（1993）、《老舍的語言藝術》（1996）、《語用學與語文教學》（2000）、《現代漢語語境研究》（2002）、《語用研究的探索與拓展》（2009）、《人名文化新論》（2010），主編《21世紀語言文字應用規范論析》、《信息時代報刊語言跟蹤研究》等著作和教材16部，還在《理論動態》（中央黨校）、《中央黨校報告選》、《中國語文》、《語言文字應用》等國家級和省級刊物上發表論文80多篇。十多次獲得各級優秀科研成果獎，包括中國高校優秀社科成果獎1次，省政府獎4次（一次突出貢獻獎、一次二等獎、兩次三等獎），陳望道修辭學獎1次。謝一彪，1964年生，江西省南康市人，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教授，紹興文理學院越文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主持《中國共產黨與蘇區憲政建設》、《毛澤東人權思想研究》和《光復會史稿》、《徐錫麟評傳》、《浙江光復會人物研究》等5項省規劃辦課題，已在《中共黨史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和傳記70餘篇，合著《陳奇涵傳》（1997）、《陶成章傳》（2009）以及《中央蘇區貿易史》（2009），獨著《中國蘇維埃憲政研究》（2002）、《光復會史稿》（2009）、《毛澤東人權思想研究》（2010）、《徐錫麟評傳》（2011）、《浙江光復會人物研究》（2011）、《褚輔成》（2012）等著作。

《舒同傳》由王建華和謝一彪著，記錄了著名書法大師的一生。
毛澤東：紅軍書法家，黨內一支筆。
江澤民：長征過來人，書壇譜新章。
溫家寶：舒同同志是值得紀念的。他不僅有非凡的革命經歷，而且有深厚的藝術造詣，他的書法凝聚了他的精神和人格。
曹禺：一代宗師，吾黨之榮。
何香凝：國共有兩支筆，國民黨是于右任，共產黨是舒同。
啟功：千秋翰墨一舒同。

千秋翰墨一舒同
舒安
王建華、謝一彪同志所著《舒同傳》即將出版，此書的寫作自始至終得到我全力支持，不僅提供了我珍藏的所有有關資料，還幾次應作者之請校閱全稿，盡我所能去偽存真，幫助作為文學、歷史學者的他們給公眾還原一個真實的舒同。所喜大著完成，他們希望我寫個序，便將所撰《千秋翰墨一舒同》呈上，以代序言，并期拋磚引玉罷！
舒安
2012年8月于滬上
先父舒同(1905一1998)出生于江西省東鄉縣一個貧寒之家，幼年時聰穎好學，得父母及私塾先生鐘愛而入私塾。讀書刻苦，尤酷好書法，有削竹為筆、調泥為墨的佳話。少時因書榜書“如松柏茂”而以神童譽于鄉里。現存一塊當年他書寫的“杖國延年”匾，從中可以看到其顏筋柳骨的功底，氣貌昂揚，且已蘊有厚重豐盈、雄勁靈動的特征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舒同作為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文化青年，很自然地接受了新文化的影響，并渴望從中得到一個改變自己、改變民族命運的浩然正氣。他在江西第三師范就讀時，與同學交流革命理想，辦《師水聲》雜志，宣傳革命。并寫有《中華民國之真面目》等文章，表達了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抨擊當時政府的虛偽，以致弓I起當局注意，要予以通緝。而他自習書伊始，即對書法史上以忠君愛國、伸張天地正氣為內涵，以正大雄闊為突出特征的顏體情有獨鐘。他早期書法在顏體的框架中，充滿著向前的活力與追求光明的勇氣。
1926年后，舒同在北伐革命的洪流中，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并擔任了東鄉縣黨部書記，卻又很快在革命高潮后的國共分裂中，因成為江西省頭號通緝犯而逃亡！他堅持理想與氣節，一直到處尋找轉入地下的中共黨組織，由江西到上海、安徽、武漢、南京，一度不得不賣字為生。最后他化名入南京國民黨中央軍校為錄事，隱蔽了一年多時間。當得知江西紅軍活動動向之后，即以回家侍奉老父為名掛冠而去，幾經周折，加入了紅軍。經歷了五次反“圍剿”，又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他的文章與書法，一直是服務于革命與戰斗的武器，雖“從戎”而未曾“投筆”，在大起大落的革命生涯中，逐漸錘煉磨礪成自己獨特的風貌。不僅一直有文章抒發胸臆，更在行軍途中、戰斗間隙，處處書寫標語以壯紅軍的士氣！當時便被毛澤東主席和廣大指戰員譽為“馬背書法家”、“軍中一支筆”。
遺憾的是，現在已找不到他在長征路上書寫的書法作品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時，受毛主席之命為著名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題寫的校牌、校訓(照片)；1939年他協助聶榮臻同志開創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并任軍區政治部主任期間，在《抗敵報》上以聶榮臻、舒同署名發表、被后人稱為“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對話”的《致東根清一郎書》；看到他那時為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醫生的追悼會與陵園所題寫的大字；以及抗戰時期所寫“精神總動員大會”的橫額與對聯；還有他回到延安再受毛主席之命為“延安新市場”題寫的匾額。經歷了艱苦的人生磨礪與苦心孤詣的追求，他的書法藝術有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已從顏體走出，以更渾圓、飽滿、生動的嶄新風貌獨立于世。
作為一位“馬背書法家”，舒同以自己的天賦悟性，注意從總體的氣勢、精神內涵，以及動筆上把握了正大宏闊的顏體楷書的精髓，又將其融入行書的豐富多變生動流暢中，形成更富有活力與動感的時代風貌。舒同作為革命家與軍人，親身投入了長期革命的殘酷斗爭，經歷了無數生死血火的險境與磨難。作為他精神體現的書法，自然有著文人少有的博大的政治家胸懷，豪邁的將軍氣概，始終保持著積極的革命理想主義。從外部的復雜形勢一步步化險為夷，到內部的肅反擴大化造成的兇險，都使得他對鋒芒不露的韌性的戰斗有著更深刻的領悟，因而表現在書法上便又有了充分的厚重、內斂。這個時期的舒同書法因為革命事業一步步拓展而顯得日益自信，深發于傳統而又寄托著大眾的強勁吶喊，匯合了民族自由解放的浩然正氣，既雄渾博大又生動活潑，既莊重沉穩又靈活多變，以氣貫長虹之勢使人振奮，獨樹一幟。
在成為執政的領導干部之后，舒同的人生又經歷了大起大落。他作為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與陳毅等一道進入解放后的大上海，先后任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文教主任委員，黨校、華東革大校長，解放日報主編等多種要職，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書法服務社會，留下許多牌匾書作至今仍可見到。后調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政委，更為工作所需題留多種墨跡。在全國性的“刮五風”錯誤中，他被撤去第一書記職務，下到章丘縣為縣委書記。住院療養期間，更精研書藝，在人生遭遇挫折之時，走上書法藝術的更高階段。
中國書法家協會在紀念舒同誕辰100周年專文《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中評述道：“從建國初期到上世紀60年代，是舒同書法展現其成熟面貌穩定發展的階段。這一時期他的作品數量迅速增加，技巧上的把握越來越熟練，風格面目也是更加明顯和突出。他借鑒唐代顏真卿‘顏體’書風雄壯的字形結體，在用筆的動作上強調連綿飛舞的變化，并通過聚散開合以及連帶顧盼的技巧處理，對字形加以重新組織塑造，從而構成了自己的藝術語言。特別是他的行草書，用筆流暢灑脫，擒縱提按的轉換自然。結字行草互用，在統一的特征中穿插著不同的姿態處理，因而在整體上形成豪邁恣肆而又富于虛實節奏的藝術效果。”
20世紀60年代初，舒同結識了山東著名書畫家、收藏家關友聲先生。在千佛山與家中兩地療養期間，與關先生過從甚多，得以更系統地研究書法史，探討書藝。特別是對孫過庭的《書譜》有深入的精研之后，書法理論的提升更使他明確了實踐的方向，更明確地汲取百家之長。在看到鄭橋板自稱其書為“六分半體”時，也戲稱自己的書法可謂“七分半”——以顏柳楷行草篆隸以及何紹基為主要內涵，形成獨特的風貌。此時他有更多的精力臨池濡墨，為各界朋友寫字，質量與數量都是空前的。甚至留下眾人為得墨寶爭搶硯臺磨墨的“千佛山爭硯”軼事。他于1963年調陜西工作，至1966年“文革”前，他的藝術達到了空前的高峰。這個時期的舒同書法有著特別持重與內在激情。無論書寫毛澤東詩詞，還是唐詩對聯佳句，行筆多沉穩含蓄而內力深厚，常可看到一種波動的運行筆勢，如同要沖破無形的壓迫而舒展恣意的生氣勃勃。其突出代表為1965年創作的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七律·冬云》等，前者被有些評論家看做書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文革”風雨驟降，舒同又經受了8年專案審查(其中6年被軍管)的不公正待遇，成為“階下囚”。但即使在那個人被批斗，作品被迫銷毀、砸爛、焚燒的時期，也有人找機會求他的墨寶；仍有人冒著危險藏起他的書法；甚至他寫出的檢查大字報，也會一夜之間不翼而飛——被書法愛好者偷偷揭下收藏。而他自己以一貫的積極態度面對審查，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當所謂的專案審查再也拿不出證據，卻仍然要一再將他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打倒時，終于在6年被軍管專案審查的一忍再忍之后。拍案而起，寫出了后來被人們稱為“全面否定‘文革’”的《致專案組的新年賀詞》展示出他外柔內剛、不畏強暴的個性！“文革”中，他也留下許多未留名款的書作，草書“暮色蒼茫看勁松”，蒼勁有力很好地體現了他這時期的內心世界。
晚年，舒同又迎來了他人生也是書藝的又一輝煌。1976年后，他去中共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專案審查連同1960年的撤職處分一起得到平反，舒同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大軍區正職)，負責戰史編著審工作。又被選為十二屆中顧委委員、政協常委。1981年他率領中國書法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受到隆重歡迎。回國后負責組建中國書法家協會，并被選為第一屆主席、第二、三屆名譽主席。1984年又率領書協代表團訪日，此后又多次接待日方回訪，進行文化交流。他不顧年邁體衰，奔走全國各地，促成了各地書協成立，掀起了全國的“書法熱”。盛譽之下的他應社會各界要求而筆耕不輟。此時的書法更多的是一種經歷磨難之寬博、放松、自然，以及爐火純青的澄澈、老到、完美。1979年所書《元旦頌》，20世紀80年代所書“漢柏凌寒”，近80歲時所書榜書牌匾“黃鶴樓”，都是一種珠圓玉潤的正大光明。一種江河入海的從容舒緩，一種大氣如云的飽滿酣暢，一種心意滿足的通透愉悅。晚年的舒同應社會強烈要求，辦了此生唯一一次書展，巡回各地，反響空前。此后，又經上海字模廠、北大方正集團提議，由他的學生完成了電腦“仿舒體”的字形。他因此而成為第一個字體以姓氏命名，輸入現代電腦軟件的當代書法家，“仿舒體”一發而不可收地傳播到世界各地。1997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為首屆舒同書法節題詞：“長征過來人 書壇譜新章”，文聯主席曹禺先生的題詞是：“一代宗師 吾黨之榮”。
舒同的書法在用筆上，全部藏鋒內斂，中鋒運筆。其厚實飽滿的線含蓄、內斂，卻又有著巨大的張力，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而最富特色的是如墜石般渾圓的點，折筆成勾時頓筆回鋒又送出，以及波動運行后回鋒再緩出的捺，都是極具個性的。結字寬博，字形雄壯，中宮開闊，顯得大度豪放莊重；行筆凝重又靈動，張揚活潑的生命力。在行筆與氣勢上，則體現了特定歷史時代的生氣勃勃的動感與沉穩雄壯之勢。儒家的正大光明與浩然正氣，道家的以柔克剛，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所給予他的積極的革命樂觀主義——這些應該是他所以能作為書壇革新家而獨創那個時代代表性書體的哲學底蘊了。舒同書法，成為優秀傳統的開拓創新的代表，為不同階層的人們喜聞樂見，雅俗共賞。
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籌拍三集專題片《舒同》時，先兄舒關關去請啟功先生題字，啟功先生欣然題下：“千秋翰墨一舒同”，并笑道：“這個題目好，文辭對仗，意思也準確。”在中華文明的千秋翰墨史上，舒同作為那個英雄時代紅色文化的代表人物，留下的極為濃重的一筆，給子孫后代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財富。

代序千秋翰墨：舒同第一章竹筆黃泥伴少年舒同出生在貧苦農民家庭，從小酷愛書法，因家境貧寒，只能自製“文房四寶”練字。舒同有書法天分，又得名師指點，少年時便在東鄉小有名氣。14歲時，一位老拔貢過60大壽，請舒同寫了“如松柏茂”四個剛健雄厚的大字，其“神童”之譽不脛而走。舒同就讀於撫州省立三師，與李井泉、饒漱石等先後同學，在那裡受到新思想的影響。第二章革命洪流逞英豪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挺進撫州地區。舒同在縣城南門外的耶穌堂前組織歡迎大會，題寫“歡迎北伐軍群眾大會”會場橫幅和各種宣傳口號，第一次將書法活動與革命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開始了“革命加書法”的一生。舒同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創建國民黨東鄉縣黨部和中共東鄉縣支部，成為東鄉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東鄉大革命高潮。第三章黑暗室裡暫存身大革命失敗後，兒子夭折，妻子自殺，革命同志慘遭殺害，舒同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他輾轉上海、安徽、南京等地尋找上級黨組織。以書法作為武器，過了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文丐”生活。舒同以書法作品報考國民黨中央軍校，成功地隱蔽自己的身份。舒同在軍校撰文紀念孫中山和黃花崗烈士。舒同從國民黨《中央日報》看到紅軍向贛東南方向發展的消息時，立即以父親患病為藉口，離開中央軍校，奔赴蘇區，重新回到革命隊伍。第四章戰地黃花分外香舒同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第一至五次反“圍剿”戰爭，成長為一名紅軍指揮員。舒同的書法藝術在戰爭的烽火中得到磨練。舒同為毛澤東的革命氣魄和感情世界所折服，毛澤東詩詞再現了革命畫卷，舒同一生將毛澤東詩詞作為書法創作的主要內容。戰場的烽火硝煙凝聚成革命友誼，共同的理想信念支撐著人生之旅，二人的這種交往昇華出藝術的高峰。第五章雪山草地礪英雄長征路上，環境極其艱苦，不易找到紙墨，舒同仍然不忘以書法作為革命宣傳武器，書寫文告和傳單。即使騎在馬背上，也要在膝蓋上用手指“劃拉”幾筆，以提高自己的書法技藝，被毛澤東譽為“紅軍書法家”，成為長征中的佳話。舒同的書法藝術，與陸定一的長征小調、黃鎮的沿途寫生、李伯釗的歌舞、廖承志的木刻，構成紅軍長征中亮麗的文化風景線。舒同撰寫的《遵義追擊》《蘆花運糧》等文章是反映長征歷史的珍貴文獻。第六章東征西伐討頑軍紅軍到達陝北，舒同任紅四師政治部主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美國朋友斯諾和馬海德輾轉來到西征前線，舒同撰寫了慰問信，由師長李天佑、政委黃克誠、政治部主任舒同共同簽署。斯諾後來撰寫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將蘇區採訪的真實情況公之於眾。舒同代表紅四師寫的這封信，斯諾一直視如珍寶。斯諾逝世後，斯諾夫人于1972年將這封信的影印件贈送給中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現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