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研究（簡體書）

胡漢生，1949年生，北京昌平人。文博專業研究館員、十三陵特區明代帝陵研究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客座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易學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多年來，從事明代帝陵制度史和明史研究。著有《明十三陵大觀》、《明十三陵》、《明朝帝王陵》、《明代帝陵風水說》等著作。

《明十三陵研究》對明十三陵的建筑藝術、法式特點、帝陵以外其他相關古跡，以及墓主情況也做了必要闡述，以期使讀者對十三陵有個較為全面的了解。《明十三陵研究》由胡漢生著。

第一章綜述
第一節明十三陵形成的歷史原因
第二節陵寢建筑特點
第三節歷史沿革概況
第二章明十三陵的營建
第一節卜選陵址
一、卜選人
二、卜選程序
三、卜選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二節制定陵寢規制
一、參與陵寢規制制定的人員
二、影響陵寢規制制定的因素
第三節組織施工
一、遣官督造
二、集結匠役
三、籌集物料
四、籌辦經費
五、安排施工順序
第四節擬定陵名
一、與前代陵名的重復現象普遍
二、各陵陵名在“陵”字之前均只一字
三、陵名寓意多含褒揚吉祥之意
第三章陵寢建筑及附屬建筑設施
第一節天壽山諸陵的玄宮建筑
一、定陵玄宮制度
二、其余十二陵玄宮制度的推測
第二節地上寢園建筑
一、原有規制
二、沿革變遷
三、現狀
第三節陵區附屬建筑與相關古跡
一、軍事防御建筑設施
二、行宮、園林
三、其他相關古跡
第四章明十三陵陵寢制度的源流及建筑藝術成就
第一節天壽山陵寢制度源流探析
一、皇、孝二陵陵制變革奠定了天壽山陵制體系的基本內容
二、天壽山陵制對清陵制度產生的巨大影響
第二節明十三陵的建筑藝術及其法式特點
一、明十三陵在風水術的理念指導下，陵寢建筑與自然景觀融為一體，形成了以山水為創作主體的陵寢景觀藝術
二、陵寢建筑的空間序列組合恰當，有音樂的韻律之美
三、明天壽山陵寢建筑的法式特點
第五章陵區內的明代皇妃、太子、太監墓
第一節明成祖皇妃墳——東、西二井
第二節明憲宗皇貴妃萬氏墳
第三節明世宗皇妃、太子墳
一、沈、文、盧三妃墳——悼陵
二、四妃、二太子墳
三、賢妃墳
第四節明神宗皇貴妃鄭氏暨二李、劉、周四妃墳
第五節明崇禎帝太監王承恩墓
第六章陵寢相關禮制
第一節帝后殮葬禮儀
第二節長、獻、景三陵皇妃殉葬制度
第三節陵寢祭祀禮制
一、明朝
二、清朝及民國初年
第七章帝制時代的天壽山陵寢管理
第一節明朝——視天壽山陵區為神圣禁地
一、監、衛、署并行的管理機構
二、陵區、禁山的管理制度
三、守口與巡山
第二節大順政權——下令合葬崇禎帝后于田妃墓中
第三節清朝——以最優厚的古帝王禮管理十三陵
一、司香內使、陵戶及明裔一等侯的設置
二、禮葬崇禎帝后，營建明思陵
三、廢陵禁，護陵園
第八章明十三陵的文物保護和利用
第一節國民政府對十三陵的保護
第二節定陵的考古發掘及其歷史意義
一、定陵考古發掘的目的及經過
二、定陵發掘的歷史意義
第三節新中國成立后十三陵文物保護和旅游事業的發展
附錄
一、長陵神功圣德碑上的碑文
二、長陵第一進院落碑亭內龍趺碑上的碑文
三、思陵神道碑上的碑文——順治十六年（1659年）金之俊奉敕撰《皇清敕建明崇禎帝碑記》（刻于碑陽）
四、王承恩墓前方趺碑上的碑文
五、王承恩墓龜跌碑上的碑文——清世祖順治十七年（1660年）《御制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碑》（刻于碑陽）
附表
一、明十三陵墓主表
二、明十三陵大事年表
三、明十三陵陵寢建置表
四、明十三陵建筑形制、尺度表
五、明朝帝陵一覽表
參考文獻

1.皇權及政治因素的影響
在封建社會，陵寢和宮室建筑一樣，屬于禮制性建筑。既然是禮制性建筑，則“其體至大，而其儀至嚴”，用漢相蕭何的話說，就是“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必須有一定宏偉壯麗的規模才能發揮出“正名分、辨尊卑、別上下”的禮制渲染作用，才有利于皇權和王朝政權的鞏固。但從另一方面看，宮室、陵寢建筑如果修得過于奢華壯麗，又暴露出了帝王生活的奢侈和腐化，與古帝王經常標榜的“節儉”之德相悖，所以，有時在基本符合禮制的前提下從儉修建宮室或陵寢建筑也是同樣有利于皇權和王朝政權的鞏固的。
鑒于上述原因，天壽山陵寢規制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
長、永、定三陵墓主由于在政治上有利用陵寢建筑的禮制渲染作用來強化皇權專制性的需要，因此其陵園的修建不僅規模大，而且裝飾也極為華麗。其中，成祖所建長陵，殿宇規模一遵孝陵制度，很有氣勢，就是想利用宏偉壯麗的陵寢建筑去體現皇權的崇高偉大，使之以高屋建瓴之勢對參拜者產生巨大威壓和心理震懾作用，從而達到鞏固皇權的政治目的。而朱棣之所以要強化皇權統治是因為在他奪得皇位后，仍然有不少大臣站在封建正統觀念的立場上反對他，甚至希望建文帝東山再起，推翻他的統治。如建文帝手下有個名叫景清的御史大夫，歸降朱棣后得授原官，但他竟在一天早朝時身藏利刃，企圖行刺。被抓住后朱棣責問他，他憤然回答：“欲為故主報仇耳！”朱棣為了鞏固統治，曾對忠于建文帝的大臣進行了長達十余年的大屠殺，時有“誅十族”、“瓜蔓抄”之說。陵寢建筑既然可以為鞏固皇權服務，朱棣自然不會不利用。同樣道理，世宗朱厚熄越泰、康諸陵之制建造永陵，神宗朱翊鈞制過昭陵建定陵，也與皇權需要強化的政治背景有關。其中，世宗朱厚熄因系以興王世子身份人繼大統，即位之初曾面臨過以皇太后張氏及大學士楊廷和為代表的先朝勢力強大的制約力的束縛。最后他雖然在短短的數年內在政治權力的角逐中獲勝，徹底擺脫了這種制約，但維護自己皇權運用的絕對自專性，無疑是這位出身皇室旁系的帝王心中最關注的問題。神宗朱翊鈞雖然出身于皇太子，是理所當然的皇位繼承人，但是他在即位后開始的10年中卻始終是在大學士張居正“專權”的形勢下度過的。由此可見。永、定二陵宏偉豪華的陵寢建筑實際上正是世宗、神宗二帝皇權膨脹心態的物化反映。
獻、景二陵墓主仁宗、宣宗二帝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們不僅都是法定的皇位繼承人，而且即位時都是經過多方面鍛煉的成年君主。他們只要注意養息民力，發展經濟，使國家富強起來，就可以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所以，他們不僅生前沒有為自己建陵，死后還都有從儉建陵的遺詔頒世。顯然。獻、景二陵的規劃設計者是想以陵制的儉樸打動拜謁者的心靈，使他們被帝王的“儉德”所感動，從而激發起他們效忠朝廷的信念。
另外，明代所建天壽山十二陵，每座陵都有一座無字的石碑，人們統稱為“無字碑”。其中，長陵的無字碑即第一進院落內的“龍趺碑”，其他陵則是陵前的神功圣德碑。
這些石碑為什么當時不刻文字，歷史文獻沒有明確的記載。清乾隆皇帝覺得此事蹊蹺，在他御制的《哀明陵三十韻》中曾提出疑問：“明諸陵，唯長陵有圣德神功碑文，余俱有碑無字。檢查諸書，唯徐乾學《讀禮通考》載，唐乾陵有大碑，無一字，不知何謂？而明諸陵效之，竟以為例，實不可解也。”
其實，這些無字碑的形成是與嘉靖時期的宮廷政治斗爭密切相關的。
按文獻記載，獻、景、裕、茂、泰、康六陵陵前原來并沒有神功圣德碑及碑亭，長陵第一進院落內也沒有圣績碑及碑亭。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壬寅，世宗召大學士夏言等面諭：“前在陵工曾諭卿，獨長陵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無以彰顯功德，今宜增立，示所司行。”但是，只為六陵增建神功圣德碑，世宗覺得還沒有完全展示出他這位出身于興王世子、帝系旁支的帝王對祖先的尊崇和孝思心理，又下令在長陵陵宮內為成祖修建了圣績碑亭及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