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簡體書）

東南亞地區的地理位置使東南亞各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格局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美國調整自己的全球發展戰略，高調重返亞太，其他國家也紛紛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凸顯自己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因此，中國更需要從國際發展戰略的世界格局角度來看待東南亞社會的發展。由於東南亞地區宗教多樣性非常突出，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著不同的作用和影響，因此，研究宗教在東南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顯得非常必要。《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以“東南亞宗教與區域社會發展”為主題，聚集國內外學界和宗教界專門研究東南亞宗教的學者，彙集了大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從宗教與東南亞地區社會結構、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人手，深度探討了宗教在當代東南亞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遷中的作用，以期為我國社會和文化發展戰略提供重要的參考和建議。

鄭筱筠，女，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全國青聯社科聯理事、全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文化》副主編、《中國宗教研究年鑒》執行主編。2012年獲中國社科院“巾幗建功先進個人”稱號。主要研究方向為東南亞佛教、宗教慈善。學術代表作是《佛教與雲南民族文學》（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中國南傳佛教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2012年版）。

《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是中國宗教學界第一部研究東南亞宗教與區域社會發展的專論。《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以“東南亞宗教與區域社會發展”為主題，聚集國內外學界和宗教界專門研究東南亞宗教的學者，匯集了大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從宗教與東南亞地區社會結構、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入手，深度探討了宗教在當代東南亞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遷中的作用，以期為我國社會和文化發展戰略提供重要的參考和建議。《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由鄭筱筠主編。

序一序二序三序四序五第一編宗教．東南亞．社會發展宗教與東南亞區域社會發展關注宗教與東南亞區域社會發展的互動作用東南亞宗教的特點及其對我國對外戰略實施的影響華僑華人宗教與民間外交研究當代東南亞宗教現狀、特點及發展戰略第二編佛教．本土化．改革運動近現代南傳佛教教育的展現從說一切有部的無諍法看阿羅漢的利他行論析佛教第一次結集時比丘戒條的總數論佛教與當代發展觀的重構：以泰國為例以社會為中心的思想性介入：佛使比丘與當代泰國的佛教改革運動泰國北部佛教文化初探對僑僧身份歸屬及其研究的思考：從轉道法師被遺忘說起前田惠學與東南亞佛教研究第三編伊斯蘭教．道教．民間宗教從漠視到重視：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伊斯蘭黨關係試析東南亞伊斯蘭教育現代化及影響：以印尼和馬來西亞為例論印尼恩魯克網絡的形成與發展論道教在越南的傳播方式德教“十章八則”考原神旨與人謀之間：新馬地區德教會歷史上的“丁未年事件”探討新加坡的“真空教”第四編華人宗教．東南亞社會從中式寺廟看泰國華人的宗教信仰青雲亭華文碑銘與海外華人宗教信仰民間信仰與華僑華人生存空間的構建及其意義轉換東南亞華人“祖神”崇拜的特徵及社會功能海外華人華僑宗親組織及其與傳統宗教的關係透視第五編跨境民族．宗教．區域文化南傳上座部佛教與傣族原生性宗教的調適與互動：試析上座部佛教在雲南的本土化路徑雲南臨滄市南傳上座部佛教慈善事業現狀及模式探索貝葉經典籍對中國南傳佛教地區社會發展的影響東南亞視野下對“雲南回族”的重新認識景頗族基督教信仰在中緬邊境的跨境交流與互動：基於隴川縣廣山村的個案研究緬甸邊境基督教發展及其對雲南跨境民族的影響：基於歷史、現實與理論的思考

理論研究和經驗表明，人類的需求包括三個層次：物質、精神和心靈。迄今天為止的發展理論和發展觀大多以物質為中心，至多關注到人的精神層面的發展需求，對心靈的關注極少，一般認為那是宗教的事情，而沒有把它與發展問題聯系在一起。即使是自詡“以人為中心”的第三代發展觀還是停留在關注人的外在和物質需求層面，以各種可測量的客觀指數衡量“人的發展”（比如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理論家們試圖關注人們精神需求，但也只是停留在低層次的需求，而沒有提升到心靈的層面。因此，反思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對人類心靈需求關注的缺失對明確發展觀重構的方向和理路至關重要。
（二）重構發展觀和發展道路的方向和理路
在反思物質主義發展觀的缺陷和弊端的基礎上，政治家和學者紛紛提出了重構發展觀的方向和理路。以下三種理論和觀點最具顛覆性和批判性，筆者認為，它們代表著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和希望。
1.后物質主義
實踐證明物質主義的發展觀并不能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因此，弱化物質性，強化精神和心靈境界的提升，追求人類心靈的寧靜、和諧及由此產生的幸福感是重構發展觀過程中值得思考的大方向和根本出路。在批判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是發展觀重構的方向之一，并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
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認為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出現的兩個標志事件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出以經濟增長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并不可取；以及1973年英國佛教經濟學家舒馬赫提出“小的即是美的”有關理論和觀點。他較早關注到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和人類幸福感的非物質性關聯。1977年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在他的《悄悄的革命一一西方公眾變化中的價值觀和政治時尚》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后物質主義”概念和原則①，并對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相關問題進行長達30多年的跟蹤研究。受到英格爾哈特等先驅學者的影響，冷戰結束后，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從一種流行的民間社會思潮，成為大學和研究所的熱門話題。英格爾哈特通過對世界幾十個國家長期的跟蹤研究，發現當經濟增長達到一定水平后就不再與人們的幸福感直接相關，而在當今先進工業社會中，由于生產的增長已經遠遠超過人口的增長，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以及安全方面的保障導致人們已經不再擔憂自身生存，人們將注意力從對于工業社會興起至關重要的經濟增長和個人收入等物質主義價值觀轉向生活質量、自我實現和政治自由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②
根據英格爾哈特的觀點，后物質主義價值觀關注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而非經濟增長、追求公平正義、關注人權與公民自由，在生活質量方面重視精神需求而非物質享受，對人的解放理解為心靈的自由而非身體的解放。強調宗教信仰。英格爾哈特指出經濟發展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之間的關聯，“繁榮時期的延長傾向于鼓勵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傳播；經濟衰退傾向于起相反效果”。但他又指出，“在經濟水平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流行之間并不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③這種經濟現代化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出現后物質主義價值取向的模式，在發達工業國家非常普遍，但也不能否定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出現的其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