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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的有效性取決于前置的意識形態是否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自律,也就是說,在意識形態和公共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和公共服務體系之間能否構筑起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結構,意識形態的自律。這種自律表現為它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制度設計和體制運轉中擁有充分的前置選擇權力,一旦文化服務體制和制度建立起來,它就應該最大限度地確保政府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的科學性和技術規范性,并極力地克制自己對文化服務體系和公民文化權利的干預。
然而,現實中政府行政文化權力的行使,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都烙上了意識形態的屬性印記,政府在更多時候把民眾當作“受教育的對象”,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內容和形式取決于黨和政府的意志,突出了黨政方針政策和時事政治的宣傳功能,尤其是考慮到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整體偏低的狀況,在首長意志和政治形態意識的影響下,鄉鎮政府忽視農民文化訴求和文化權益成為一種必然,結果是文化資源浪費,供給了不受歡迎,沒有多大實效的文化服務,加劇了公共文化服務供需之間的矛盾。
(四)農戶自身因素的影響
具體而言,以下農戶自身的一些因素影響了農民公共文化的需求意愿:(1)受教育的程度。農村居民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也就越高,也越傾向增加和提高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2)農戶家庭用于文化消費的資源投入。如果農戶家庭的整體生產消費水平居于一個較低層次,其資源投入會以生產為主,文化的消費和需求愿望并不強烈。
(3)公共文化服務的付費或農戶付費消費的承受能力。一般而言,文化服務收費越高,農戶增加文化消費支出的意愿就越低。
(4)農民文化參與的意識和能力。現行的農民文化參與基本上是缺乏組織性的松散參與,文化消費盲從性、私利性和狹隘性特征突出。二決策機制運轉錯位從決策的角度來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這種制度外的決策機制表現為物品供給是由農村社區外部的政府組織及其指令決定的,農村社區內部的農民需求被排除在外。這種錯位運行的“自上而下”決策機制長期存在得不到改進的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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