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圖文珍藏版)（簡體書）

《鄧小平傳(圖文珍藏版)》是西方鄧小平研究專家、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三十年心血之作。作者與鄧小平多次面對面接觸，獨家掌握材料，真實再現重大歷史事件，全方位揭秘鮮為人知的鄧小平，是一部公觀公正的紀念碑式傳記作品。

20世紀50年代中期，作者來到中國，擔任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政治參贊。他為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報告所吸引，並對鄧小平本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84至1988年，他擔任英國駐華大使，更加深入地瞭解了中國和鄧小平。

作者耗時多年，搜集資料，潛心研究鄧小平本人和他的著作，最終完成《鄧小平傳(圖文珍藏版)》，目的是講述一個故事裡的故事――20世紀中國歷史大故事中的鄧小平生平故事。他站在獨特的立場，以平和的眼光看待並展示鄧小平波瀾壯闊的一生，也帶著讀者重溫20世紀中國的跌宕歷史。

作者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英國前駐華大使，一生與中國結下不解情緣。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他三度赴華任職，前後在中國生活了8年時間，與鄧小平有過數次面對面接觸，直接參與了香港問題談判。
30多年來，他始終關注著中國，關注著鄧小平，精心搜集第一手資料，完成了本書。

譯者田山，長期從事中共黨史、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相關文獻的編輯和研究工作。

理查德•伊文斯先生1928年出生於英國，1952年開始就職於英國外交部門。1950年代中期，他來到中國，擔任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政治參贊。他到中國後，最先做的幾項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把1956年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傳遞回英國。那時的伊文思先生，對鄧小平瞭解的不多，也不瞭解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然而，他卻為鄧小平的報告所吸引，並對鄧小平本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以後的30多年中，一直從事外交工作的伊文思先生，不論在北京，還是在倫敦，不論在日內瓦，還是在巴黎，始終關注著中國，關注著鄧小平。1984年至1988年，他擔任英國駐華大使，有機會更加深入全面地瞭解中國。他參與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為促進中英友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伊文思先生花費了多年時間搜集資料，研究鄧小平本人的經歷和他的著作。經過多年的努力，1993年伊文思先生完成了本書，將他30多年來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尤其是對鄧小平本人的瞭解展示給了廣大讀者。他站在獨特的立場，以平和的眼光看待並展示鄧小平不平凡的一生，也帶著讀者重溫20世紀中國的發展歷史。
在這部書中，伊文思先生按時間順序分15章，敘述了1904至1993年鄧小平的主要歷史活動，展示了一位“農民的兒子”到國家領導人，到光榮退休的革命歷程。
由於本書作者是國外人士，其立場和觀點與國內學術界有不盡一致的地方，某些提法亦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僅供參考。另外，由於本書涉及眾多的歷史事件與人物，時間跨度大，內容上難免有不夠準確之處，請讀者在閱讀時加以鑒別。除第14、15章個別地方作了些刪節之外，翻譯、編輯時對明顯錯誤的史實做了必要的訂正。

前言
第一章 農民的兒子（1904—1920）
第二章 油印博士(1920—1926)
第三章 軍閥與布爾什維克（1926—1927）
第四章 身處險境（1927—1931）
第五章 長征（1931—1935）
第六章 轉戰太行（1935—1945）
第七章 逐鹿中原（1945—1952）
第八章 百花齊放（1952—1957）
第九章 大躍進（1957—1965）
第十章 走資派（1965—1973）
第十一章 打倒“四人幫”（1973—1976）
第十二章 收拾善後（1976—1981）
第十三章 國家領導人（1981—1984）
第十四章 天安門（1984—1989）
第十五章 可敬的老人（1989—1993）
結論
附錄：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

第十三章 國家領導人（1981—1984）

在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他不是党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于他過去的經歷、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1958年至1966年間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鄧小平和陳雲。那段時間（以及更早以前）陳雲的地位一直比鄧小平高。但陳雲沒有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抗陳伯達、康生及1975年對抗“四人幫”那種聲望。他樂於避開眾人的注意，在幕後施加他的影響，因而，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高層人物，如彭真、葉劍英、李先念，都缺少鄧小平那種威望和經驗。另外，葉劍英比鄧小平年長7歲。逮捕“四人幫”前，葉劍英和李先念都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倘若他們知道後來要反對華，他們或許會改變當初的做法。
作為一名領導者，鄧小平的風格與毛澤東截然不同。毛澤總是高高在上地與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鄧小平則和他們打成一片；毛澤東善於掩飾自己，經常隱藏自己的真正感覺，鄧小平則盡可能地把自己的觀點表述清楚；毛澤東常處理抽象事物，鄧小平則喜歡處理具體的事情，即便闡述一些原則問題時，亦是這樣。鄧小平的領導風範已不僅僅是風格問題。他有遠見且實幹，他能夠並且已經按照自己的思路設計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當一個問題出現時，他不是等待和觀望，而是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他待人嚴厲但不殘酷。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結論後，他沒有組織新聞媒體毀壞華的聲譽，更沒把他投入監獄；1987年初，他堅持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允許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處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幫助過他的高級領導幹部問題時，鄧小平也絕不心慈手軟。1982年，他要求韋國清辭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因為韋國清安排(或是容許)軍方機關報刊出一篇文章，攻擊“文化圈的某些負責同志”。在許世友公開表示他反對為劉少奇平反後，鄧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與毛澤東和華國鋒不同，鄧小平堅決抵制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許甚至可以說是鼓勵國家出版社以文選的形式出版他的講話；允許專業和省級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講話和有關他軍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懸掛他的畫像或豎立他的雕像，不允許在任何文章或講話中誇大他的作用。人們總是稱他為“鄧小平主席”或“鄧小平同志”，而不是什麼“英明領袖”（如華國鋒）或“導師”和“舵手”（如毛澤東）。跟毛澤東和華國鋒一樣，鄧小平強烈反對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
作為一名決策者，鄧小平有兩項優點：他看得很遠，而且他規定，所有的計劃和提議都應該先試試看行不行得通。就前者來講，他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與中國政治的傳統。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澤東的作法。1930年代，毛澤東主張黨和軍隊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一場持久戰。鄧小平則更進一步。他所設定的一些政治和經濟目標，有的他生前或許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這輩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樂意把1997年定為香港回歸中國的日期，把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中葉分別定為黨和政府實現其經濟目標的日期。同多黨制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相比，鄧小平有條件把眼光放得更遠。但是他不一定非要這麼做。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看得這樣遠。對可行性進行實驗是與鄧小平在反對華國鋒時使用的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一致的。堅持這兩個口號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表明在他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與繁榮富強相聯繫的（這是馬克思的觀點），他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這一繁榮富強。他不想讓那些沒有參與過社會與經濟實踐只是在辦公室中勾畫藍圖的人來實現他的計劃，也正因為如此，一些非共產主義作家稱他為實用主義者，或實踐派。
鄧小平國際上的威望來自於他所積極參與的外交活動。在這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毛澤東。1978年，也就是他對華國鋒的態度由小心監視轉變為公開挑戰這一年，他頻繁出國訪問。冬天，他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朝鮮。1979年1月訪美期間，他顯示出了傑出的公關才能。在德州的賽馬盛會上，他欣然戴上一頂大牛仔帽，給美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美國的報紙上很出風頭。年底，他出訪了日本，再次顯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風度，掀起一股“鄧旋風”。 
之後，鄧小平留在國內。但他花費大量時間接待外賓。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當然是他的份內事。但他還像以往一樣熱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與來訪者的交談中，他總是引導他們談一些與其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同時也會向他們透露兩三件重要事情，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國內的公開談話深入些。他的坦率與平易近人給大多數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則相當欣賞他的智慧。
在和外賓的談話中，鄧小平一再談到三個主題。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已經成為過去，今後不會再發生。第二，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願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但中國要保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的壓力，也不會將自己置於容易受到壓力的境地。
隨著鄧小平在國際上的威望不斷提高，他在國內的威望也與日俱增。人們意識到，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了新生，並在國際舞臺上佔據了一席之地。人們還承認，在國家統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點是毛澤比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