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走向均衡：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政治經濟學（簡體書）

我們認為財政能力並不是決定農村公共服務從非均衡走向均衡的決定性因素，中國農村公共服務從非均衡走向均衡存在深刻的宏微觀政治機制；政治合法性基礎與利益博弈。因而走向均衡供給的政策設計需要從“三維”（宏觀、中觀、微觀）聯動的框架才能夠破解基層政府公共服務非均衡供給的政策實踐困境。

胡志平，華東政法大學政治理論部講師。

《非均衡走向均衡: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政治經濟學》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思考中國農村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格局問題，跳出了“就財政論財政”的研究范式。對一些新觀點、新思想、常識性概念予以延伸與深化。

第四節 中國農村公共服務從非均衡走向均衡發展的政治合法性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要緊緊依靠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形成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溫家寶總理曾經說過“民生是當前最大的政治問題”，民生問題關乎社會治亂與政權興亡。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是讓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民生問題其實就是公共服務供給問題。
隨著政治合法性基礎逐步由績效合法性轉向法理型，能否提供公共服務關系到政權的鞏固。因為民族國家建構與民主國家建構的原則不一樣，如果說民族一國家建構的核心是主權原則，那么民主一國家建構的核心是人權原則，其目的在于能以法律制度的方式確認其本國國民為享受法定權利的公民，公民權是主權在民原則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因此現代民主國家建構的政治合法性就在于政府能否給予國民待遇，實現平等，提供公共服務，體現在政府的實踐中就是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如2009年重慶市民生性財政支出達到51％，創歷史之最。重慶市代市長黃奇帆表示，2010年重慶財政支出將繼續向民生傾斜，占比不低于50％，總投人650億元以上，全市將集中力量辦一些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實事，讓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這就充分說明隨著政治合法性基礎需要的新變化，政府逐步從公共服務的非均衡供給走向均衡供給的努力，構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礎。
政治合法性基礎逐步走出績效合法性困境，必然帶來中國農村公共服務的非均衡供給逐步走向均衡供給。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農村公共服務的非均衡供給：城鄉非均衡供給、總量非均衡供給和結構非均衡供給；逐步轉向城鄉均衡化發展、總量均衡發展、結構均衡化發展。
一、政治合法性基礎轉變與非均衡供給類型Ⅰ的轉變：城鄉均衡化發展
過去使用績效合法性代替政治合法性，“發展是硬道理”，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對城鄉之間均衡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葉麒麟（2007）運用“現代國家建構”理論框架來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變遷，得出的結論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轉型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內在邏輯使然。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由民族國家建構過渡到民主國家建構的過程，正是中國公共產品由城鄉二元供給體制轉變為城鄉一體化的供給體制的過程。這就是說隨著政治合法性基礎逐步走向現代民主，更加需要國民待遇，打破一直以來的城鄉分割的體制，自然也包括公共服務非均衡供給體制；因而隨著這種轉變城鄉之間公共服務的非均衡供給將逐步走向均衡化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