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探索：以性別文化等為中心（簡體書）

梁景和，歷史學博士（博士后），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社會兼職有：全國教育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女性文化》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學術委員等。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關注兩方新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近現代（包括1949年以來）婚姻、家庭、性別、性倫、娛樂生活等方面的問題。主持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曾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主要專著有《近代中國陋俗文化嬗變研究》、《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清末國民意識與參政意識研究》、《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論辯》、《中國陋俗批判》。主編有《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社會生活探索》、《中鼠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并主編大型叢書“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論叢”、“婚姻·家庭·性別研究”等。已發表學術淪文百余篇。
鄭文濤（1974—），男，山東臨沂人，首都師范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法學博士、哲學博士后。先后主持省部級課題2項，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

《社會生活探索:以性別文化等為中心》是研究和探索20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和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現當代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之間相互關系及其形成系統知識體系的學科。

婚戀卷
民國時期知識女性婚姻研究
民國以來中國的婚介形式及其質的嬗變
戀愛自由與民國時期的新式婚姻現象
試論“文革”時期婚姻關系的政治化
“文革”時期北京的婚姻文化（1966—1978）——以男女青年的特殊交往方式為切入點
“文革”知青女性的婚姻問題
“70后”與“80后”的婚戀觀比較研究
1978年以來當代中國婚姻家庭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我國罪犯結婚權探析
女性的角色變遷及其對婚姻家庭的影響
女性卷
《醒俗畫報》所反映的晚清天津女界眾生相
晚清中國的羅蘭夫人熱
20世紀30年代“勞動婦女”職業述略——以《女子月刊》為中心
20世紀30年代“知識婦女”社會職業述略——以《女子月刊》為中心
20世紀30年代婦女宗教信仰狀況述略——以《女子月刊》為中心
近代女子中學初探
以王法易風俗：近代知識分子對國家干預纏足的持續呼吁
五四時代張競生的婦女問題思想
張競生“新女性中心論”解析
抗戰前夕女性的角色認同述略
論新中國初期（1949—1966）女性性別形象
平等·暴力·異化——“文化大革命”中的女性身體與政治
“文革”時期女性形象的再審視——基于對描寫“文革”歷史的敘事性文本的解讀
論“文革”時期北京地區的女性服飾形象
民間歌謠反映下的遼縣婦女生活
城市外來農村媳婦：城鄉聯姻造就的城市新移民
女性身體言說——山東沂源纏足女性群體研究
性倫卷
五四時期《婦女雜志》關于“新性道德”的討論
饑餓文學中的性別政治——透視《殺夫》食與性中的女性欲望表達
抑不住的悸動：“文革”時期“性倫”文化探微——以“文革”時期“手抄本”現象為例
當今中國男人的“處女情節”
綜合卷
西方新文化史述略
中國社會文化史理論與實踐述論
抗戰時期華北偽政權的“圣人”祀典
民國時期中共根據地與解放區的紅色禮俗
論五四時期的倫理文化觀
北京十七年（1949—1966）的文化生活——以電影、戲曲、小說等為中心
檔案、史志與口述——中國當代婦女史學科建設的史料問題
現代中國“娛樂城市群”述論
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面面觀——評梁景和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
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展現——評梁景和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
社會生活與觀念意識互動的新視野——評《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
20世紀中國婚姻·家庭·性別·性倫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文革”史學術研討會綜述
“首屆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在當時的情況下，“拍婆子”只是一種單純的男女交往方式，主要是為了發泄被壓抑的感情。也有人回憶當初“拍婆子”勾搭女孩只是為了多個聊天的對象而已，并沒有想入非非的想法。因而，男女拍成婆子后，一般多是摟個肩膀，或是“黑燈瞎火時偷偷接吻”，大多數男孩并未真正占有過女孩的身體。他們在一起，最多是唱唱黃歌、抽抽煙、聊聊天，以此來消磨日子。男女之間的交往始終保持如保爾冬妮婭般的純情，如果真要是發生了肉體關系，反而會被人瞧不起，女孩兒就會被稱為“賣大炕的”。
不過，也有人通過“拍婆子”而喜結良緣的。有一位男青年在秋天的黃昏用“拍婆子”的手段勾搭上了一個女孩，不久便成了她的男朋友，兩人相戀了七八年后就結婚了。從這一方面來說，“拍婆子”也算是為男女青年間的相戀多提供了一種途徑。然而“拍婆子”的流行主要是在“文革”剛開始的兩三年里，到知青上山下鄉時它便相應地消退了許多。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文革”時期不談“感情”，只談“革命”，但是卻不能阻止男女之間自發流露出對異性的吸引與渴望。一方面，青年們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接受集體主義的教育，時刻奉行“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觀念。自然而然將它作為人生的行動準則與思維方式，但是在感情萌動時期，這樣極端的思想便會與生理發展產生強烈的沖突。另一方面，政府主導的社會對一切輿論的掌控，將男女之情列入了禁區。“文藝作品不許描寫愛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為‘禁書’不準閱讀；報刊上不讓登載有關戀愛婚姻的指導文章；電影上不能出現愛情的鏡頭；青年團也不能關心青年的生活問題”。如此一來，在政治與社會的雙重壓抑之下，青年們不能過多地討論男女之情，于是便出現了“拍婆子”這樣特殊的交往方式。
此外，青年們境遇的突然轉變也刺激了這種交往方式的產生。“文革”剛開始時，青年們的紅衛兵運動風起云涌，十分受重視。但是隨著形勢的轉變，紅衛兵逐漸遭到拋棄，許多紅衛兵的父母受到打壓。這些青年的處境猶如從天堂到了地獄，本來就飄忽不定的思想此刻更是陷入了迷茫。從前的極端崇拜革命此刻突然變得沒有意義，轉而演變成了不具備革命意義的追求自我快樂。而且在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出臺后，青年們的人生之路從此被定格。他們沒有了過多的追求，對現實的失望讓他們在時代的束縛下開始有了些許反抗與斗爭的意識。他們的反抗方式便是無條件地放任自己的欲望，這也就促使了“拍婆子”交往形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