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受傷的文明（簡體書）

與第一次(《幽黯國度》)感受到的震驚、憤怒、羞愧與鄙夷不同，這
次他感到自己的游歷“不能僅僅是看風景”。都寫在了《印度三部曲:印度
--受傷的文明》。
在滿目瘡痍的現實表象下，他看到的印度，是其被殖民的歷史、幾千
年的宗教文化、種姓制度、甘地主義_……共同影響塑形的結果。作為被征
服者，印度“知性上已寄生于別的文明”，因此，獨立后的印度，顯得“
毫無創造力、知性桔竭、無力自衛”，“是個早已被挫敗的國度”。
這一次的探訪，奈保爾對印度和印度文化投入了更為復雜的理性和情
感。他在《印度三部曲:印度--受傷的文明》用尖俏的諷刺讓位于沉郁乃至
悲愴的分析與描述。千年古國的難題一一揭示，現實中的國度卻未找到再
生的原點。

V.S.奈保爾（V.S.Naipaul，1923— ），英籍印度裔作家，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與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稱“英國移民文學三雄”。 他慣以辛辣詼諧的語言表現后殖民社會的世態人心，記錄非洲、印度、加勒比等地區的時代亂象，在西方享有盛譽。主要作品有《靈異推拿師》《米格爾大街》《畢司沃斯的房子》《河灣》《抵達之謎》等。曾獲毛姆獎、布克獎、大衛·柯恩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 
 

孟買機場的燈光照著雨天；午夜過後一兩個小時，飛機緩緩滑行人港，猛吹著水泥路面上的季風黏土。這會兒是八月中，雨季還有兩周才能正式結束(盡管這個雨季可能延長)。狹小潮濕的機場樓裡，有早些時候海灣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所謂海灣是那個聚集了很多石油國家的波斯灣。在這些旅客中，印度商人們身著西服，等待著海關人員格外仔細的盤查；有幾個日本人；一些阿拉伯人身著傳統沙漠服裝，這類服裝如今在機場或者異國城市裡出現，就像是一群新的、突然風行起來的拜金教祭司身上的白色長袍；還有兩個纏著頭巾、皮膚黝黑的錫克工匠，他們完成了在石油國家的工作後回到印度，帶著扁平的箱子以及同樣扁平的、黃色軟革質的新皮鞋。
這些日子，世界上的熙來攘往有了新的面貌。又一次走運的阿拉伯人散佈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印度則再一次處於這個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圍，如同西元8世紀一樣，那時候新興的伊斯蘭教四方廣布，阿拉伯人(據說是在一個17歲男孩的領導下)侵佔了印度信德王國。歷史學家們說，這只是一段插曲。但是信德如今已不屬印度，印度自從阿拉伯入侵以來就縮小了。沒有任何文明對外在世界那麼缺乏抵禦能力；沒有一個國家那麼輕易就被侵襲和劫掠，而從災難中學到的又那麼少。阿拉伯人征服信德500年後，穆斯林在德里建立其統治，那是外國人的統治，人民分裂了；而外族的統治——前500年是穆斯林，後150年是英國人——直到1947年才在德里結束。
印度的歷史很容易被疊縮；這次遊歷印度，我在一個北方城市碰到個年輕人，一個年輕的公務員。他說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800年前、12世紀伊斯蘭大擴張的時期就來到了印度。我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說：“我這一家在德里住了500年了。”這話在歐洲聽起來會被當成是吹牛，在印度可不是。這是個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們的姓氏“古來氏”(Qureshi)顯示著這家人幾個世紀以來履行的宗教職務。家中一員進入行政部門工作，這打破了承繼了800年的、靜止的傳統。年輕人對比了他的家庭與那些穆斯林石匠和採石工的家庭，那些是莫臥兒宮殿與清真寺的建造者們的後代，在德里，他們仍然圍坐在沙．賈汗(Shah Jehan)的賈馬•馬斯吉德(Jama Masjid)大清真寺，像祖先們一樣，他們是窮困潦倒、衣衫襤褸的工匠。每個人面前都放上祖傳手藝的工具，期待受到雇傭，準備為什麼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20世紀後期的印度看起來依然故我，仍然根深蒂固於自己的文明，它花了很多時間才明白，獨立的含義遠不只是英國人的離開；獨立的印度，是個早已被挫敗的國度；純粹的印度歷史在很久前就結束了。隨著“緊急狀態”的出現，人們已經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驚栗感了。
印度於我是個難以表述的國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為我的家；而我對它卻不能拒斥或漠視；我的遊歷不能僅僅是看風景。一下子，我離它那麼近卻又那麼遠。我的祖先百年前從恒河平原遷出，在世界另一邊的特裡尼達，他們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的社區，我在那裡長大。那個社區與甘地1893年在南非見到的印度人社區相比，組成更為單一，與印度也更加隔絕。
印度，這個我1962年第一次探訪的國度，對我來說是一塊十分陌生的土地。100年的時間足以洗凈我許多印度式的宗教態度。不具備這樣的態度，對印度的悲苦幾乎就無法承受——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長時間來適應印度給我的這種陌生感，來確定是什麼把我從這個國家分離，同時，也明白了，像我這樣一個來自微小而遙遠的新世界社區的人，其“印度式”態度，與那些仍然認為印度是個整體的人的態度會有多麼大的差異。
對印度的探究——即使僅僅是對“緊急狀態”的探究——很快就不局限在政治層面。它不得不成為對印度姿態的探究，不得不成為對文明本身的探究(正如它現在所是)。盡管我在印度是個陌生人，但這項探究的起點卻正是我自己——這比書中所表達出來的還多。因為，就像我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帶著嬰兒時期的瞬間印象一樣，我身上也一直存留著古老印度的夢幻記憶，它來自於延續至我童年時代的家庭儀規，它為我勾勒出一個已經全然消失的世界。
比如，我知道牲祭之美對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牲祭將烹飪轉化為一種儀式：最初烹飪的東西(通常是一個未發酵的特製的小圓面餅)總是奉獻給火神的，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放棄這個習俗(如果我現在試圖談及那種對孩子來說只是一時的錯誤)，就是棄絕了土地與古老大地之間的聯系，那最源初的東西。早飯前的晨禮，點燈前的晚禮，這些一個接一個的禮儀與宗教相連，而宗教又像是一種對歷史的感悟。所以說，我們現在對大地和宇宙的敬畏，需要在以後、以另外的方式重被發現。
童年時候的習俗是神秘的。當時我並不知道，祖母房中神龕裡光滑的卵石，我祖父把它與其他家當一起，一路從印度帶來的卵石，其實是生殖崇拜的象徵：卵石代表了更為露骨的圓形石柱。而又是為什麼，剖開南瓜非要以男人之手操刀呢?我一度認為這一祭祀儀式暗含著性的因素：因為南瓜自上而下可以對分的外形。而就在最近，這本書即將結束的時候，我才了解到更令人吃驚的真實情況。在孟加拉以及毗鄰的地方，南瓜是一種代替活牲祭祀的菜蔬：男人之手所以是必需的。在印度，我知道我是個陌生人；但我漸漸明白了，我對印度的記憶，那個在我特裡尼達童年裡的印度的記憶，是通向深不可測的歷史的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