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1945.08-1949.10）

緒論 關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間自由主義文學的敘事史

chapter 1　自由作為一種觀念背景
　一、無限的自由與有限的自由
　二、自由的最低限度

chapter 2　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困境
　一、文學形勢的變動
　二、文學策略的變與不變
　三、組織與權力的合流
　四、文學理想自身的困局

chapter 3　消極自由與文學選擇
　一、自由主義文學與自由主義報刊
　二、消極保守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
　三、消極自由與個人選擇

chapter 4　自由主義文學的藝術趣味
　一、文學之獨立趣味的區分
　二、敘事性文體的寫作趣味
　三、非敘事類文體的寫作趣味

chapter 5　自由主義文學的藝術良心
　一、內心的法官
　二、苦難的意象與複雜的罪惡感
　三、連帶的責任關係
　四、自我的去向

chapter 6　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
　一、文學自由與文學責任的關係
　二、自由主義文學前提的消失
　三、消極自由的崩潰　

結語

主要參考書目

【自由主義文學前提的消失】

大同世界烏托邦理想的光芒指引、療救華夏民族受損的自尊心以努力趕超英美的迫切、對唯一絕對真理的信賴、單一哲學前提的確立、文學志趣的嚴重分歧、文學隊伍的劃分、文學及其它計劃制度的強力介入、作者個人的內心猶疑恐懼等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自由前提的消失。這種消失，最終導致了自由主義文學良心體系之自我承擔的不可能。

這裏所講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所指乃朱光潛、沈從文這一批人所提出並努力為之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終結了，不合時宜的文學理想，在文學領域裏夢想著思想自由發生、作者自由選擇的理想消失了，在向著同一目的進軍的中國大陸事實上消失了。

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基於一個有限時間內對特定文學理想狀況的判斷。自由主義文學理想，被亢奮而高昂的主流文學理想、被美好但實際上遙不可及的大同社會理想而沖淡，並至消失，在朱光潛等人的有生之年，自由主義文學理想再也沒有能夠從他們身上復活。

考察促成自由主義文學前提消失的諸多因素，十分必要。上文提到的諸因素，很說將它們截然分開，而文學規範制度是其核心因素，這一問題，已引起學界的重視。

二十世紀五十後期，中國大陸開始有類似於「當代文學」這一名稱的提法，比如說「新中國文藝」、「建國以來的文學」等等，為了遷就一九四九年這個有政治含義的特殊時間，也為了應和人們對新舊分野的興趣，「『當代文學』的概念的提出，不僅是單純的時間劃分，同時有著有關現階段和未來文學的性質的指認和預設的內涵。

當代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的這一理解，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以後的若干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中」。「當代文學」這一提法有其自身的立場與考察視角，「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提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當代文學」這一說法的不完全性，我們不能妄斷哪一種提法更為優越可信，因為各種提法都有各自的言論視角。

但「當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更有利於我們去理解文學規範體制如何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使文學「一體化」全面實現的過程，反過來理解，於本文而言，在「當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內，我們更容易去捕捉自由主義文學消逝的事實。

制度性因素對文學格局的影響，學界一般是將其放在文學思想、文學方向、文學政策、文學機構、文學刊物、文學團體、文學批判等因素上面。這裏面的基本邏輯是，在黨性、階級性、人民大眾的大前提下，文學思想與文學政策領導文學機構、文學創作、文學批判、文學活動，思想落實到層層的管理機構，最後落實到文學的創作出版上，文學在教育體系的傳承上，進而形成一整套文學管理體制、規範體制。

社會主義文學思想脈絡在中國的形成，最早要從李大釗、瞿秋白等人身上追溯起，當然，在文學上的功利性要求，近代可以追溯到黃遵憲、梁啟超等人因時局之憂而在詩歌、小說身上所寄託的厚望。

毛澤東將之具體化、理論化了，也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毛澤東有選擇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文學觀，對馬克思主義文學觀裏的個人創造性避之不談），其〈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等文章，被視為促成「當代文學」一體化的重要決定因素，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五月二十三日）更是被第一次文代會確立為當代文學的方向。

從上述文章裏可以看到，「文武雙全」的指導思想始終貫徹於毛澤東的文學思想裏，對敵對勢力與假想敵的緊張、警覺幾乎是從來沒有放鬆過。「文武雙全」也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無論是文，還是武，其核心都是「鬥」，在文學領域裏，也須像軍事領域裏，分出敵我勝負，能夠團結到統一戰線裏的小資文學家，可以幫他們克服缺點，改造再改造，如果不能團結改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清除，以保持「我」方的純潔性。

從這些文學思想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要求在黨性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保持純潔性的理想是前後貫通的，而毛澤東對軍事手段在人身與心靈等不同領域裏的運用，也是一直有所偏愛，這種偏愛，直到其晚年，都沒有減退，可見戰爭的殘酷性、民族生存與個人生存的殘酷性留給他的終身影響。這種偏愛，與其說他對階級論終身追隨─階級隨時可翻雲覆雨（今天你可能還在階級內，明天你就在階級外了），倒不如說他是對軍事論的終身信賴─勝負才是定論。

毛澤東的文學思想成為「當代文學」的最高指導方向，與其說具有法律效應，倒不如說他具有比法律更高的效應。毛澤東的文學思想得到了有組織有計劃有紀律的執行，儘管這些執行工作與毛澤東的文學思想並沒有完全吻合，下對上的理解總是會有偏差，趙樹理筆下的民間，雖然人民「喜聞樂見」，但仍然與毛澤東筆下的人民群眾有不少的誤差，儘管下與上未必完全心意相通、內部有分歧，但是在排除異己、保持「我」方純潔性的動作上，卻一直沒有停頓下來。

對最高文學方向具體承擔、貫徹執行的過程中，除了郭沫若、周揚、丁玲等政府高官的反覆闡釋、過度闡釋、不停指導之外，具體落實的機構，就是成立於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一九五三年九月改為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

中國文聯下容納各種團體會員，包括有中國作協、中國舞協、中國音協等，其機構隨其他行政機構，層層設立。在權力的監控下，創作人員被分等級、被劃分成分，創作行為是被領導的行為，被允許加入作協，就意味著有了發表作品、出版作品的權利，反之，則不能享有這種權利。

第一次文代會，朱光潛與沈從文都沒有被邀請出席會議，沈從文直到一九五七年才被允許加入作協（隨之很快又被剝奪了出版作品的權利），被作協的拒絕，不僅意味著生存空間與生存手段的窄化，還意味著他們的個人歷史不為新的規則所認可，除非他依照文學路線、文學政策主動去轉變他的人生方向、人生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