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綏遠省政與在綏西施治歷史研究（簡體書）

《抗戰時期綏遠省政與在綏西施治歷史研究》(作者丁平)，作為民國時期綏遠發展史上一個特殊階段的研究課題，其內容不僅包括由于日本侵略，加之當時綏遠軍政受制于第二戰區閻錫山司令長官，致使綏包于1937年10月相繼淪陷，其省政中心被迫西移于綏西陜壩；而且綏遠省政府在特定的戰爭環境下，圍繞著戰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在綏西進行恢復和重建，最終使綏西在國統區范圍內形成獨具自身特點的格局。基于這一點，《抗戰時期綏遠省政與在綏西施治歷史研究》選用了一個更為客觀、多元的框架來審視、重現綏遠省政這段多種因素交織、多條線索共存的歷史。這一研究視野無疑有效地擴展了抗戰時期綏遠省政在綏西施治研究的學術內涵和外延。
本書前言介紹選題及其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內容以及所采用的基本史料，并對其創新之處作出說明。
本書共分五章。第一章“西移陜壩前的綏遠省政”，首先對抗戰前綏遠省政作了概略地記述，目的在于為本書的研究做一些鋪墊。而重點則是探討綏遠省政中心西移于陜壩及其原因，并對綏遠省政府流亡于晉陜期間這段歷史給予了一定程度地關注，而這時綏遠政局的演變，其主要線索有兩條：一是蔣介石與閻錫山爭奪傅作義已付諸于行動；一是傅作義與共產黨走上了合作抗日道路。這兩條線索及其之間的消長，主導著綏遠省政府返綏后形勢發展大局，關系著綏政的定位和走勢，理所當然地成為本書聚焦的領域。第二章“動委會與新縣制”，動委會與新縣制在綏西的成立和推行，作為抗戰時期綏遠省政在政制演變進程中的晴雨表，不僅展現了傅作義在與共產黨合作抗日道路上亦進亦退的歷史軌跡，而且提供了作為以縣為自治單位的新縣制實施歷程。第三章“土地整理與土地合作經營”，綏遠省政府于1940年在綏西推行和實施的土地整理，在當時的國統區內，可謂獨樹一幟，而這一舉措又成就了合作運動在綏西的興起和發展，這就是當時國民黨人所稱道的“綏西實行著兩項有價值的民生主義的新政”。雖然土地整理在不妨礙地主生產的范圍內和合作場社以承租方式施行，但它是趨向于改善與農民關系的一個步驟，有利于增加戰時生產，配合了軍事勝利之需。第四章“治水與經濟復興”，主要記述綏遠省政府于1940年3月五原戰役勝利后，其省政工作的首要之圖，即為擴大耕作面積，增加農業生產，以保障軍糧民食。為促成這一目標，傅作義提出“治軍與治水并重”的指導方針，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成立了水利工程指揮部，決定動用兵工疏浚渠道，大興水利，開創了河套水利史上軍事水利建設的先例。由是，將綏西推向以治水為中心的經濟復興之路，國家的政權控制力量完全深入到了經濟領域。第五章“文化與教育的復興”，文化宣傳在抗戰時期的綏西，作為傅作義政治動向的標志性參照物，政治化的特征始終貫徹著綏遠省政府在河套的整個過程，故有“延安文化”風行、“重慶文化”猖獗、“美國文化”滲透三階段之說。而教育作為百政之母和建設之基，綏遠在綏包失陷后，一些文化教育機構也隨軍政人員的逃離而停辦。除淪陷區外，當時綏遠政權所及的地方，僅有五原、臨河、安北、東勝等縣局，其學校教育也只有幾所小學校。鑒于此，綏遠省政府首先籌設國立中學，繼則推行國民教育，而傅作義也在綏西創辦了私立奮斗中小學，踐行其“救國之首，教育當先”的指導思想，就此開始了綏西教育復興的黃金時期。
結語部分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研究，從總體上來看，綏遠省政府作為國民政府的下屬政權，其省政自然代表它所屬階級各個階層、集團的長遠和共同利益，而在這短暫的八年時間里，抗日救國浪潮不可遏制地推進到政治制度變革層面，波波相續，異彩紛呈。生活于這個政治大環境中的綏遠省政府，其省政無不打上時代所具有的新舊雜陳、半生不熟、矛盾多變的歷史烙印。所以，抗戰時期綏遠省政府的根本政策大計、施政方針、軍事大計、財政經濟計劃及戰時生產，以三民主義之名，行國民黨一黨專政之實，則成了綏遠省政府統治集團的最終出路。這就是抗戰時期綏遠省政被時代所賦予的發展性、進步性外殼被保留下來的原因。同樣，它也是綏遠省政府在抗戰八年中能夠立足于綏西而又左右逢源的基本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抗戰時期在綏西施行的綏遠省政，其影響和作用都是具有雙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