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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不光是中國和聯合國關系上的分水嶺,也是聯合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是發展中國家經過長期斗爭取得的。所以這個事件本身也大大鼓舞了發展中國家的斗志。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后,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也壯大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所以在這之后比如說1974年,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提出并且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之后又通過一系列反帝反殖的決議。在1975年的時候聯合國大會宣布猶太復國主義就是種族主義。到此為止美國的容忍度到了極點,美國的常駐代表在1975年聯大閉幕的時候發表了講話,提出了聯合國出現了“多數的暴政”。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利用它們在大會里面所掌握的人數上的多數,不顧真正有實際影響力的西方大國的利益和態度,強行通過一系列決策,在聯合國實行了“多數的暴政”。他講這個話的時候,忘了以前25年間美國是怎么實行它的暴政的。美國輿論也開始出現這個論調,認為聯合國應該搬出去,不應該待在美國了。
但是無論是南北矛盾還是東西矛盾都不是直線上升。進人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話與緩和開始取代斗爭和爭奪,成為聯合國大會的主旋律。從美蘇來說主要是搞緩和、搞軍控。有的是在聯合國里面搞,有的是在聯合國外面搞的,到聯合國里面確認一下。另外就是南北之間開展了“全球談判”,用石油換金融的談判。全球談判的背景就是由于兩次石油危機之后,美國等西方國家認識到國際經濟關系當中出現了互相依存的關系,不光是發展中國家要靠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也有求于發展中國家。所以愿意參加這場談判。發展中國家想利用石油問題來換取西方發達國家對三大機構——那時候叫做關貿總協定、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進行改革,放松金融的控制權,并且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這場談判跨越持久,達三年多一點,最后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主要就是利益最攸關的雙方不肯讓步。石油輸入國不愿意放棄它們的定價權利,它們能夠決定石油的產量,從而決定石油的價格,不愿意為了整個發展中國家集體利益而放棄這一權利。而美國、日本、德國這樣的金融大國不愿放棄對國際金融的主導權,所以沒有成功。
總的來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聯合國內部圍繞上述兩對矛盾進行了激烈斗爭,而美國已經在聯合國不占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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