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代的副本（簡體書）

《一個年代的副本》與《文學的祖國》不同，這本隨筆集作品大都是“以人為本”。也可以說是一部以“我”為本的隨筆集。作者為了本次的出版，重寫了隨筆集中的大部分作品。．

薛憶溈，1964年出生於湖南。後任教于深圳大學文學院。2002年起移居北美。1989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遺棄》。在中國文學圈，他是一個被傳說的名字，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界最迷人的異類。有批評家認為他的一些短篇小說達到了“博爾赫斯的高度”，並覺得文學界對薛憶溈作品的冷漠是一種羞恥。日前其五本新書：長篇小說《遺棄》、書評集《文學的祖國》、微小說集《不肯離去的海豚》、散文集《與馬可．波羅同行》和《一個年代的副本》，由上海文藝、上海三聯、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
去年底，薛憶溈中斷他將近８年離群索居的生活，重食人間煙火，受聘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與語言學系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訪問學者。他的“回歸”激起了批評界對他的寫作新一輪的關注。批評家吳亮主編的、典雅的《上海文化》雜誌在２０１０年第一期刊出了關於他的戰爭小說的長篇評論。而同時與顧彬教授主持嶺南大學“中國當代文學課程。。。（展開全部）1964年出生於湖南。後任教于深圳大學文學院。2002年起移居北美。1989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遺棄》。在中國文學圈，他是一個被傳說的名字，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界最迷人的異類。有批評家認為他的一些短篇小說達到了“博爾赫斯的高度”，並覺得文學界對薛憶溈作品的冷漠是一種羞恥。日前其五本新書：長篇小說《遺棄》、書評集《文學的祖國》、微小說集《不肯離去的海豚》、散文集《與馬可．波羅同行》和《一個年代的副本》，由上海文藝、上海三聯、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
去年底，薛憶溈中斷他將近８年離群索居的生活，重食人間煙火，受聘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與語言學系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訪問學者。他的“回歸”激起了批評界對他的寫作新一輪的關注。批評家吳亮主編的、典雅的《上海文化》雜誌在２０１０年第一期刊出了關於他的戰爭小說的長篇評論。而同時與顧彬教授主持嶺南大學“中國當代文學課程”的旅美學者劉再複教授偶爾讀到了他的《通往天堂的最後那一段路程》（這部作品與《阿Ｑ正傳》等１１種經典作品一起入選由林賢治、肖建國主編的《中篇小說金庫》第一輯）。興奮之余，劉再複教授寫下《閱讀薛憶溈小說的狂喜》一文，稱薛憶溈的小說用“金子般的文字”寫成，似乎故意是與德國同行的“垃圾論”大唱反調。文章還為薛憶溈的“名”不副“實”鳴不平，稱薛憶溈的寫作有非凡的實力，卻沒有與之相稱的超凡的大名。文章在香港《明報》月刊二月號發表後，又很快於《南方都市報》發表，引起了世界各地華文文學讀者和學者的注意。接著，《明報》月刊又在五月號發表了《遺棄二十年：一份奇特的文學檔案》一文。薛憶溈那部著名的“舊書”又再一次成為了“新聞”。而香港的哲學家李天命在讀到薛憶溈的小說之後，直截了當稱薛憶溈為“天才”。“他還有英式的幽默感，善於自我嘲諷和貶抑。這在當代中國作家中也非常罕見。”薛憶溈的德國朋友有一次跟他討論起卡夫卡的幽默，她說他是中國作家中少有的有幽默感的人。．

《一個年代的副本》編輯推薦：中國文學最迷人的異類

與《文學的祖國》中那些以“書”為本的作品不同，這部隨筆集中的作品大都是以“人”為本。這些人對我的生命和寫作發揮過各種各樣的影響。而這里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我自己(我戲稱為“與我形影不離的人”)，因此，這也可以說是一部以“我”為本的隨筆集。
受北島約寫的關于我“70年代”的經歷(“一個年代的副本”)以及受《收獲》雜志約寫的關于我“流浪遠方”的遭遇(“異域的迷宮”)是這部隨筆集的主體。它們一前一後，不僅框定了我為寫作“鞠躬盡瘁”的四十年的生活，也揭開了這種生活固執的淵源和去向。
“外婆的《長恨歌》”因為被《讀者》等雜志轉載而贏得了眾多的讀者，應該是這部隨筆集中最出名的一篇。在這篇“名作”發表兩年之後，《南方都市報》特意在我外婆95歲生日的當天(2010年9月18日)發表了我的“最平凡的‘中國之最’”。我很高興我的外婆仍然健在，仍然幽默，仍然能夠背誦無數的古典和現代詩文。我很高興她仍然在用她的生命力挑戰我的創造力：我還能想出什么樣的標題來為她的下一個生日作文呢？
“頭條”發表于《南方周末》的“是這么這么一回事”十三年前將《遺棄》的傳奇帶給了無數的中國讀者。從那之後，我的這部“舊作”成為了不斷的“新聞”。近年來，關于重出《遺棄》的呼聲不絕于耳。我將這篇文章與另外那篇題為“一本不存在的書”的文章收集在這里顯然有“繼往開來”的用意。
按照我個人的慣例，為了這次出版，我重寫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
薛憶溈
二零一一年十月
于蒙特利爾

1
出發去干校的那一天，父親瞞著所有的人來幼兒園看我。我們之間隔著幼兒園大門的欄桿。我仍然記得他頭上草帽的形狀以及帽沿在他肩部留下的陰影。他說我們很久不能見面了，因為他要去很遠的地方。他的語氣觸動了南方夏日的天氣，正午的陽光突然顯得更加晃眼。我沒有問他任何問題。我沒有問他“很遠”有多遠。
那是我對“距離”最早的記憶。那是我對“距離”最早的恐懼。
四個月之後，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祖國迎來了“偉大的”七十年代。歷史學家有理由和責任對七十年代第一篇元旦社論中的這個形容詞提出質疑。他們很容易在字典里找到“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其它選擇。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它與一個年代的相處只有一次。那是無法選擇，無法替換的“一次”。
站在七十年代的入口，我只是一個將近六歲的孩子。沙漠還在延伸，黑夜還在繼續，但這就是我的必經之路。我必須走進這個年代，將它當成我的水、我的空氣、我的土壤和我的恩師。我所有的感官都將由它啟蒙。我全部的夢想都將從它發源。在它的出口，我骨骼的發育將接近尾聲，而“死亡”和“語言”這兩顆種子將在我“靈魂的深處”萌動，渴望著以文學的名義在隨後的年代開花結果。
2
我錯過了1970年春天北京的槍聲。《出身論》作者的名字以及他不可能與身體一起被消滅的思想十年之後才驚動我的聽覺。這種錯過是那個年代的常規，那種政治的專利，與北京和我居住的城市之間的距離沒有關系。事實上，地理的距離在七十年代一開始就已經不再是信息傳播的障礙。技術向大門緊閉的中國炫耀了它創造的奇跡：就在北京經典的槍聲響過之後的第50天，我像許多中國人一樣從收音機里聽到了天籟之音：So-So-La-Re，Do-Do-La-Re……這是七十年代最世俗的樂曲，但是這一次，它來自神秘莫測的天外，來自一顆僅重173公斤的“星星”。
那顆人造的“星星”就像在今天的卡通片里出沒的寵物和怪獸，激起了孩子們無邊的想象。夏天的夜晚，家長們將竹板搬到了我們那一排平房前的空地上。孩子們乘機開始了一場視力和聽力的角逐。我從來沒有用肉眼看見過那顆“星星”，也沒有直接（不經過收音機）聽到過那劃破夜空的樂曲。但是，有兩個孩子卻聽到和看到了。他們在我耳邊哼唱起他們直接聽到的旋律，同時指著夜空說：“就在那里，動的那一顆，像流星一樣。”我有點自卑，也有點嫉妒。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感覺不到年紀相近的孩子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感覺得到的奇跡。
好在很快又出現了新的奇跡。它出現在隨處可見的宣傳畫上。它驚心動魄的形狀讓我著迷。這已經不是從中國的沙漠上升起的第一股蘑菇云，但這是進入我記憶中的第一股。它陰森森的美震撼了我幼小的心靈。母親總是提醒我不要去碰路邊的蘑菇，而我又隱隱約約聽說過家族里曾經有人死于蘑菇中毒。這從飛機空投下的氫彈中生長出來的“蘑菇”是不是也會有毒？它的毒性會有多么劇烈？
像所有身心健康的男孩一樣，我對武器充滿了敬意。在我出生那一年成功爆炸的原子彈和我三歲那年成功爆炸的氫彈早已經是我和鄰居的孩子們游戲時使用的常規武器。我們有許多次關于原子彈更厲害還是氫彈更厲害的爭論（當然，解決那種爭論的最後方式通常是原始的拳打腳踢）。為了游戲能夠不斷地“升級”，我們總是盼望著新的武器（準確地說，是新武器的名稱）。七十年代激烈的軍備競賽豐富了我們的語言和想象。
如果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和新一次的核試驗都只是技術的奇跡，“遠在天邊”的奇跡，1970年還為我展示了人的奇跡。那個人用一個瞬間就征服了世界：他縱身一躍，創造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紀錄。而且對我來說，這還是“近在眼前”的奇跡，因為那個世界紀錄就誕生在我居住的城市里，它所克服的地心引力每天都在精確地作用于我自己的身體。剎那之間，“2米29”侵入了我們全部的生存空間。我們在餐桌旁談論它，我們在廁所里談論它。在我們擁有了衛星的生活中第一次出現了“明星”，因為一個瞬間而耀眼的明星。它對感官的沖擊不亞于沙漠里升起的蘑菇云。
除了這些屬于“我們”的奇跡，1970年還帶來了只屬于我自己的奇跡。它比那個世界紀錄離我更近。它隱藏在湖南長沙第四中學（歷史上著名的周南女中）校園東北角那一排平房中間九平米大的一個房間里，隱藏在房間里的那張屬于校產的書桌里，隱藏在書桌左側最下方的抽屜里。
周南女中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做出過杰出貢獻。它的學生名冊提供了中國現代史知識競賽的一些標準答案（向警予、楊開慧、蔡暢、丁玲……）。在七十年代，那其中的不少名字因為各種原因失去了光彩，而且，學校的大門已經為另外那“半邊天”打開，我們這些生活于校園里的孩子們不會因為它顯赫的歷史而自豪。我們也沒有太在意它正在轟轟烈烈地經歷著的現實。我們有自己的世界。它就在與我們那一排平房相聯的一條綿延曲折的長廊的盡頭。那是我們的“五星花園”。那里有蘭花，有蝴蝶，有層出不窮的樹叢。穿過長廊兩側貼滿的標語口號和大字報，我們進入我們的童話世界。我們在那里游戲、吹噓、爭吵、打鬧。我們在那里扔下過無數的原子彈和氫彈，但沒有造成任何的傷亡。我們還在那里埋下過許多的西瓜籽，但從來沒有看見過夢想的結果。
很多時候，去參加政治學習的母親并不想讓我們如此散漫。她將我和姐姐鎖在九平米的房間里。窗外就是街道，我不僅經常能夠聽到百姓的摩擦，偶爾還能夠聽到革命的風暴。可是這些都不能激起我的興趣。我經常會覺得百無聊賴。有一天，我覺得無聊透頂，開始翻箱倒柜。在書桌最下層的抽屜里，在一大堆文件和報紙的下面，我翻出了一本名為《革命烈士詩抄》的書。這書名中的“革命烈士”對我沒有什么吸引力，因為我已經知道我們的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但是，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詩集：“詩”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和姐姐隨意地翻動著詩集。突然，我們的視線被兩行詩抓住了：
在埋葬我骨骼的大地上，
將有愛情的花兒開放。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