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與法律制度創新（簡體書）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知識經濟與法律制度創新》的內容以其內在關聯性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知識經濟與法制創新的基本理論”，即本課題研究的理論總攬部分，主要圍繞“什麼是知識經濟？”、“如何認知、評價和應對知識經濟進程中所發生的利益紛爭和價值選擇？”、“法律制度如何應對并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伴隨知識的創新，法制創新的基本向度是什麼？”等基本問題展開論述，并形成了具有獨立見解的核心理論和觀點。本部分共三章，第一章“知識經濟與法制創新的互動與同構”、第二章“知識經濟的秩序模式選擇”、第三章“知識經濟的制度框架構設”，分別探討了知識經濟的基本要義，知識經濟背景下法制創新的基本動因、價值取向和主要內容，作為知識經濟進程中的基本秩序模式，自由市場機制、政府規制機制、公共自主機制的基本內容及其具體制度框架等多個問題。

張文顯，1951年出生，河南南陽人，法學碩士、哲學博士。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國家二級大法官。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顧問、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會長；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法學學部召集人；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第五屆、第六屆專家組法學組召集人；“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法理學教材”課題組首席專家（召集人）。主要研究方向為法理學、當代西方法哲學、法律政治學、司法學。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法哲學范疇研究》、《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哲學通論》、《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理論、方法和前沿》（主編）、《法理學》（主編）、《張文顯法學文選》（十卷本）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求是》、《人民日報》等報刊雜志上發表論文二百余篇。

第一部分 知識經濟與法制創新的基本理論
第一章 知識經濟與法制創新的互動與同構
一、知識經濟的展開
二、法制創新的基由
三、法制創新的路向
第二章 知識經濟的秩序模式選擇
一、作為基調的自由市場機制
二、作為輔助的政府規制機制
三、作為對接的公共自主機制
第三章 知識經濟的制度框架構設
一、教育科研制度
二、自由市場制度
三、政府規制制度
四、公共自主制度

第二部分 知識經濟與信息權利
第四章 信息與信息權利
一、人類對信息的認識過程
二、信息的法律意義
三、信息在權利結構中的位置
四、何為信息權利
第五章 信息權利的權利推理
一、權利推理的基本類型
二、演繹式信息權利推理
三、歸納式信息權利推理
第六章 信息產權與基因知識產權
一、信息產權及其制度安排
二、基因知識產權及其制度安排
第七章 信息社會與權利理論面臨的挑戰
一、信息社會的網絡化結構
二、權利認同
三、權利證明與權利論證
四、信息方式與主體性
五、網絡邏輯與關系性權利

第三部分 知識經濟與中國知識產權發展
第八章 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時代背景、困境及其成因
一、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時代背景
二、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困境
三、中國知識產權發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第九章 知識產權理論基礎的重構
一、當代西方知識產權理論述評
二、當代西方知識產權理論的本質
三、知識產權新思潮的沖擊
四、知識產權制度的分析基礎
五、知識產權價值的合理定位
第十章 中國知識產權的發展路徑
一、中國知識產權的發展意義
二、知識產權的歷史發展脈絡及規律
三、典型國家的發展模式的經驗與借鑒
四、中國知識產權的出路
后記

在比較各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時候，人們會發現，雖然在授予發明專利權、承認著作權等相關制度方面幾乎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價值觀不同，導致各國的法律自身和法律運用有明顯的不同。這種價值觀的差異最主要的就是來自于對平等的理解。一般來說可以分為美國、英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型和法國、德國為代表的萊茵型。?
盎格魯撒克遜型強調“機會均等”，認為在具有同樣機會的情況下，由于勝利者和失敗者能力的不同，難免會出現一方富有，一方貧窮。美國在其有關知識產權的對外貿易中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強調公正和機會均等，這與美國作為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不無關系，說它純粹是因為它的歷史短暫，不具有任何遺留的封建傳統和世襲的身份限制，它提供給每個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不管誰都有可能基于努力獲得成功。有成功必然就會有失敗，應當允許社會存在這種差別，而不是必須保持一致。英國的情況在于它主張產生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前提就是“機會均等”，從事創作（創造）的機會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平等的。而萊茵型主張的是“結果平等”，即強者成功地獲得了市場，必須給弱者以繼續生存的權利，其方法就是對成功的果實（利益）進行平等的分配，以保護共同體的利益。《法國民法典》確立了絕對的個人所有權，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為了適應所有權社會化的趨勢，法國陸續頒布了許多規范性法令來限制所有權的自由。德國是殘存著封建色彩濃厚的國家，如果一味強調機會平等，可能會使一些企業破產，從而增加社會問題，所以德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更加注重的是利益的平衡和分享。《德國民法典》對所有權權能的行使比《法國民法典》規定了更多的限制，其第226條規定：“權利的行使不得專以加害他人為目的”，開了“禁止權利濫用”立法的先河。不僅如此，《德國民法》還確立了“所有權的合憲性解釋”和“所有權的社會義務”兩項原則。此外，在法院的司法實踐中，還創立了個人特殊犧牲理論、情勢限制性理論，限制所有權人權能的行使。這一點在魏瑪共和國后更加受到重視。德國1931年《魏瑪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所有權的行使應服從公共福利。
以英美和歐洲大陸在著作權制度上的明顯差異為例。英美制度更加強調投資保護，常常有意如此，以至于損害了作者和表演者的利益，而歐洲大陸則致力于在這兩方面建立一種平衡的制度，使作者、表演者的天賦權利和制作的投資者的利益都受到保護。在歐洲大陸，著作權不僅服務于作者的利益，而且也通過為個人和社會的創作活動提供最佳條件，服務于文化產業和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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