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士風研究（簡體書）

李磊，男，1977年生，湖北武漢人。2001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獲歷史學、哲學雙學士學位。2003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0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6年起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為該系講師。曾公開發表論文十數篇。

《六朝士風研究》由武漢出版社出版。

東漢名教之治從東漢後期開始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危機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士大夫無法阻止皇權“非道”，另一方面是崇尚儒家名節的統治方式導致了世風之虛偽。面對皇權“非道”，東漢士人篤信道德的力量，發動清議運動，士風由“保身懷方”重“去就之節”轉向“蹈義陵險”的“嫜直之風”。黨錮事變的結局動搖了士人的名教信念，使士人由“嫜直"而“大直若屈”。漢末士人恢復漢朝統治的努力失敗後，其名教理想幾乎完全破滅，他們開始尋求新的社會政治理想。面對世風的虛偽與偏至，東漢士人曾有意識地加以矯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現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態度。竹林名士繼承這個傳統，并援引《莊子》賦予其玄學意義，開創了魏晉“達"風，其外在表現形式是“不拘禮俗”。士大夫對社會政治理想的反思和踐行，與對自身處世態度的反思和踐行，二者交匯的結果是在魏晉之交出現了旨在思想革新、社會革新與政治革新的新士風——玄風。兩晉玄風的表現是：思想上崇尚玄學，行為上崇尚放達，任官崇尚不盡職守。在朝、在野兩種玄學指導著晉代的士風。在朝玄學是道家化的儒家，在野玄學持道家立場，二者都在反傳統的方向上推進晉代士風。
南朝士風大體上繼承了魏晉的士風形態。但南朝士大夫對魏晉傳統的堅守，旨在維護士大夫相對獨立于皇權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社會意識的領導權，而非如魏晉士風旨在玄學理想的踐行或曰“利便”。南朝士風始變于晉宋之際，清談地位下降，對玄學義理的探討淡化下來，“仕貴遺務”的精神內涵由實踐玄學政治觀轉為表明士大夫“淡退”的政治姿態。劉宋後期朝廷試圖樹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權威。盡管士大夫屈從于皇權，但他們對士風傳統的維護，仍是對皇權擴張的柔性抵抗。南齊永明儒風的興起，表明士大夫與皇權開始謀求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融合，結束了二者的對抗。但這種融合是以士大夫回歸儒家皇道意識為前提的。隨著南朝中下層士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他們成為梁代士風的主體，其崇尚進取、實干與注重交游的階層性格給士風增添了新的色彩。陳朝采取優待前朝士大夫的政策，使梁朝士風在陳朝繼續存在下去。陳後主是陳朝後期士風的中心人物。隨著陳朝的滅亡，南朝士大夫喪失了政治、社會地位，盛行一時的玄風便隨之煙消云散。
與魏晉南朝士風相比，北朝士風的基本特征是學術上的習經并專經之風、言行上的儒者之風、政治上的當官任事之風，指導北朝士風的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孝文帝改革以後，出現的“浮薄"的士林風氣，它其實包括兩類，一類是背離經學思想的腐化之風，另一類則是一種新的文學趣尚和玄學風范。後者的出現表明北方在一百多年後，重新走上了東漢通往魏晉的舊路，在文化發展方向上與繼承魏晉傳統的南方趨同。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的發展可以從以下四條線索來把握：一是士大夫的社會政治理想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及其解決；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識與自利意識的彼此消長，此二者均取決于士大夫與皇權關系的變動；三是士大夫對本階層的反省與批判；四是社會政治環境的重大變動，如門閥制度的建立及演變，對士風發展的影響。前三條線索并非單獨行進，而是相互牽扯，彼此纏繞，這三條線索都是從士大夫的角度來闡釋士風的變化。第四條線索則是從外部(社會環境的變動)來說明士風的變化。雖然這四條線索貫穿于東漢魏晉南北朝的始終，但在不同時期，其軌跡之隱顯，對士風影響之強弱，是不同的。在東漢至魏晉的士風演變中，這四條線索都很顯著；在南朝士風的演變歷程中，第一條、第二條和第四條(指梁武帝擴大門閥階層的改革)線索最為明顯，北朝士風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第四條線索。
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的變化也不總是發生在同一層面、同一方面。東漢至魏晉的變化是士風形態的變化，變化是全層面、全方位的，即整體性的變化。南朝的士風形態是對魏晉的繼承，變化主要是士人政治角色自我界定的變化，其間還有社會政治理想的修正(永明儒風的興起)，和行為層面的變化(中下層士人的崛起給士風增添了他們的行為風格)。北朝後期士風的變化則是思想與行為層面的分離，和思想層面上對士人個體人格看法的改變。
通觀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的歷史走向，其發展理路是明晰的：從東漢到魏晉而大變，再從魏晉延續到南朝；北朝在停滯了百年後，又開始走上東漢通往魏晉的舊路。如果以玄風來標志這個時代的士風的話，東漢到魏晉是其形成與鼎盛期，南朝是其衰弱與消歇期，北朝後期不過稍習玄風末流，未嘗展開也不可能展開，因為承托并鼓蕩玄風的特定背景和內在動力已不復存在。
從玄風最後的走向來看，南朝的玄學政治觀由實踐領域退縮到意識形態領域，進而再在意識形態領域將主導權讓給配合皇權政治的儒家思想，玄學的影響也逐步退縮到個體思想與生活領域。北朝後期雖然重新紹續魏晉以來的文化精神，開始尊重個體，但由于門閥勢力的局限，玄學的政治主張并沒有引起共鳴，其文化上的開創性也就僅限于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突破經學思想。南北雙方雖是一退一進，但最後的趨同點卻是將魏晉士風傳統的影響限定在個人思想和生活領域。
魏晉南朝玄風的興起、鼎盛、衰弱、消歇與門閥士族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士風主體在精神領域、社會地位上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士風的變化。門閥制度的建立和士族特權的取得，使士大夫人格的獨立性、文化壟斷及社會權威，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風近三百年的流行即基于此。盡管玄學在政治上的實踐不太成功，西晉滅亡、梁朝滅亡與它都有關系，至少儒學中人是這樣看，其政治構想也在隋唐以後被排除出主流意識形態，但它在個人精神領域是成功的，尊重個體性情、開拓內在精神空間，挑戰儒家的教化人生觀，培養了獨立人格。這便是那個時代留給後世最有價值的遺產。

內容提要
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對象的界定
二、學術史回顧
第一章 東漢後期士風之轉變
第一節 “去就之節"到“嫜直之風”
第二節 嫜直之風的流行與演變
第三節 嫜直之風的反動之一——退身窮處
第四節 肄直之風的反動之二——對權謀的重視
本章小結

第二章 漢魏之際士大夫的動向及其變化
第一節 荀或之死與士大夫匡復之志的最終破滅
第二節 新的政治環境下士大夫節義觀念和處世方式的變化
第三節 政治轉型過程中士大夫的困惑、抗爭與精神的自我解救
第四節 從太和浮華到正始玄談——新生代士人的政治動向與變革要求
本章小結

第三章 魏晉達風
第一節 達風的興起與源流
一 東漢名教之弊與達風的源流
二 嵇康、阮籍思想的變化與阮籍之“達”的產生

第二節 阮籍之“達”的哲學內涵與精神實質
一 阮籍之“達”的哲學內涵
二 阮籍之“達”的精神實質

第三節 兩晉之“達”
一 元康之“達”的表現及其含義
二 東晉之“達”的特征
本章小結

第四章 在朝在野兩種玄學交互作用下的晉代士風
第一節 晉代士風的流變
第二節 引導士風的兩種玄學
第三節 士風推行的權力基礎
第四節 玄風熏染下的社會
第五節 獨立于時風之外的社會層面
本章小結

第五章 晉宋之際士風的變化
第一節 晉宋之際高門士族的政治動向
一 義熙初年劉裕對高門士族的態度與高門士族的反應
二 二劉之爭與高門士族恢復門閥政治的努力
三 義熙八年後高門士族之倒向劉裕及其政治目標的變化
四 晉宋之際高門士族之爭奪權力及其自身性格的變化
五 小結

第二節 清談的變化
一 從“清遠"到“辯麗”——清談在宋齊間的變化
二 清談與文學并重——晉末宋初以來的士風趨向
三 清談與思想
四 小結

第三節 “仕貴遺務”之風精神內涵的變化
一 “仕貴遺務”在晉末宋初的變化
二 劉宋前期皇權對待“仕貴遺務”之風的態度
三 經歷了朝廷干涉後士風的變化
四 小結
本章小結

第六章 宋齊之間的士風
第一節 劉宋後期皇權擴張下的士風
一 劉宋後期皇權對士大夫權威的侵奪
二 士大夫對皇權擴張的反動及其結果
三 宋末的玄風
四 小結

第二節 王儉“風流"與南朝士風的轉變
一 王儉自比謝安
二 王儉之得以“風流”的原因
三 王儉崇儒的目的
四 永明弘儒與南朝士風的轉變
五 小結
本章小結

第七章 中下層士人崛起對宋齊梁三朝士風的影響
第一節 中下層士人的社會處境及其階層性格
一 宋齊士族隊伍的擴大與“浮競”社會風氣的形成
二 交游與中下層士族的士人生活
第二節 中下層士人的崛起
第三節 中下層士族的階層性格對梁代士風的影響
本章小結

第八章 江左士風在陳朝的延續及其終結
第一節 梁末士風與陳朝的士人政策
一 梁末士風
二 陳朝優待士人

第二節 陳朝朝廷與士人關系的變化
一 梁末陳初陳霸先與士人的關系及其變化
二 陳文帝朝廷與士人融合的完成
第三節 陳後主與陳朝士風
第四節 陳朝的滅亡與江左士風的消歇
本章小結

第九章 論北朝士風的面貌及其變化
第一節 北朝士風的基本面貌
一 北朝士人的特質——習經與專經之風
二 北朝士人的行身處世——儒者之風
三 北朝士人的仕宦生活——當官任事之風

第二節 孝文帝以後北朝士風的新面貌
一 背離經學思想的腐化風氣
二 代表新的文化精神的文學趣尚與玄學風范
本章小結

結論
一 東漢到魏晉士風的演進
二 南朝士風的變化
三 北朝士風的發展邏輯
四 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的歷史走向
參考文獻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