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明代問世開始,在長達400多年的時間里,《玉匣記》一直是賣得最多最好的書籍之一。商家一直爭相增補和翻印,讀者一直爭相購買和傳抄,所謂“洛陽紙貴”已不足以形容它的暢銷,甚至連儒家經典“四書五經 ”也難以和它相比,因為即使沒有“四書五經”的人家,多半也存有一冊。 本書賣得這樣多這樣好,首先是由于作者被題為“真君”。要知道,所謂真君,就是得道成仙的人,而即使是被道教奉為“真經”的《道德經》和《莊子》,也只是作者成仙以前的著作,而不是以神仙的身份寫的。 但作者在歷史上卻實有其人。他姓許名遜,字敬之,南昌(今屬江西)人,是東晉的著名道士,凈明道祖師。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歷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好神仙修煉之術。拜著名道士吳猛為師,學道七年,盡得真傳。晉太康元年(280)舉孝廉,又被任命為旌陽令,故後人稱他為“許旌陽 ”。治政廉潔清簡,惠及一方;又長于醫術,救人無數。百姓感激其德化,立生祠供奉他的畫像。後來見晉室將亂,棄官東歸,遨游江湖,尋求至道,并留下了他鎮蛟龍為民除害的傳說。據說,寧康二年(374),他和全家連同住宅從豫章西山飛升,成了神仙。著有《太上靈寶凈明飛仙度人經》、《靈劍子》、《石函記》等。這么了不起的一位神仙寫的書,有誰不以一睹為快呢? 本書的持續熱賣也與其來自扶乩有關。這也是說他以神仙的身份寫書的原因之一。所謂扶乩,扶指扶架子,乩指占卜疑問。術士制成丁字形木架,其直端頂部懸錐下垂。木架放在沙盤上,由兩人各以食指分扶橫木兩端,依法請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畫成文字,作為神的啟示,或與人唱和,或示人吉兇,或與人處方。一本在扶乩過程中由乩筆寫出的書,這本身就足以引起人們的崇信與好奇了。 但是根本說來,本書的熱賣是由內容決定的。本書的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狹義的擇吉術,即以干支歷法為基礎,根據年、月、日、時所值吉兇神煞進行推算,綜合參考,以選擇吉日吉時,趨吉避兇;二是天候占、物情占、馬前課、天罡掌訣等雜占方法,屬于廣義上的擇吉術。就前一方面來說,舉凡為官者的上官赴任、臨政親民、進表上疏,商家的店鋪開張、放債收債、日常經營,農民的春種秋收,匠人的興工修造,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剃頭穿耳等小事,也都不不備載,查用起來極為方便;就後一方面來說,舉凡風云電霧、鳥叫狗咬、燈火進花、日驚夜夢,乃至耳鳴眼跳、打個噴嚏,都有占卜的方法,使人可以隨時隨地預卜吉兇,決定趨避。中國人辦事總想圖個吉利,無論做什么,甚至連剃頭洗澡也要找一個“黃道吉日”,這已經構成了一種重要的民俗。《玉匣記》正投合了這種心理和民俗,所以它的倍受歡迎也在情理之中。 談到這里,本書的“迷信”性質也就不言自明了——現代人誰還相信什么神仙、什么扶乩、什么擇吉術?但是,事情卻沒有這樣簡單。 神仙的有無,筆者不曉得,但是真人是的確有的。真人就是道家所說的聖人。道家的聖人雖然不等于儒家的聖人,但也有相通之處,這就是都是得道高人,而所得的道,無論是儒還是道,無非一陰一陽之道而已。因此,既承認儒家的聖人,也就得成認道家真人。要舉例子的話,比如孔子、老子,比如歷史上不勝枚舉的高道。至于通過扶乩而能得到一部書,既然事實就是這樣,為什么說它是迷信呢?況且本書并不是這方面的孤例,道教的許多經典都是從扶乩得來的。例如歷史上著名的勸善書《文昌帝君陰騭文》,也出自乩筆,但是所說道理堂堂正正,勸人行善至誠懇切,至今在民間廣泛流行,對于維持良好的社會風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所以并不能據此說本書是迷信之書。 談到本書的內容,也許耳鳴眼跳、打個噴嚏也要占卜屬于神經過敏,的確算得上迷信,但是對有關的占卜方法,特別是對狹義的擇吉術,卻不能這樣簡單化。正如著名學者劉道超先生所說的那樣,“擇吉民俗具有赤裸裸的功利性、亦俗亦術的神秘性、涇渭雜陳的理論性、文化內涵豐富的全息性,以及主觀與客觀、科學與迷信相雜糅的復雜性等文化特性”,但 “擇吉民俗的基本性質是敬順天地,按自然規律行事而非完全的封建迷信 ”。 例如對于擇吉術中極力回避的“黑道兇日”,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的張巨湘先生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在《月球影響的探索》一文中得出結論說,所謂“黑道兇日”,其實是回歸月中的南北兩個下降段。南下降段值二十八宿中的北方七宿,即斗、牛、女、虛、危、室、壁;北下降段值南方七宿,即井、鬼、柳、星、張、翼、軫。他應用國家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臺提供的月相資料,采用回歸月日序法,歸納和統計了900例重大事故與“黑道兇日”之間的對應關系,發現“天文事故期”集中在每個回歸月的北下降段8天和南下降段8天。這兩個下降段占全年天數的4.37%,而事故數卻占全年事故總數的70.79%。在這些事故中,飛機失事占71.21%,機動車輛交通事故占63.35~84.62%,(前一百分比為任意收集數,後一百分比為北京市旅游汽車公司5年的完整統計)海輪失事占76.24%,火車相撞事故占73.08%,火災事故占85.3%。他在對比中發現,由于歲差,春分點在1000年中移動15。,相當于一宿的距離,故現代“天文事故期”提前一天時間;除去這個因素,傳統擇吉術關于 “黑道兇日”的說法是相當精確的。 張先生還研究了古人所說的“楊公忌日”,發現1987一1992年的79個 “楊公忌日”,全部重疊在“黑道兇日”中,其中重疊于柳、星、張、翼、軫五宿的占91.14%,命中率之高驚人;同時發現,古人所謂“楊公忌日”,只選取每個回歸月月球北下降段8個“黑道兇日”中的一天,沒有包括月球回歸點的南下降段,所說“黑道兇日”的范圍是相當保守的。 張先生的研究表明,擇吉術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迷信,而是有科學根據的。就是說,本書的內容不但并非完全的迷信,而且具有較高應用價值和研究價值。就其應用價值來說,應該繼續發揮它在人民生活中的趨吉避兇作用;就其研究價值來說,應該成為傳統文化和民俗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這可以說是這次整理出版本書的一個基本考慮。 本書的這次注譯,是依據光緒丁未年上海章福記石印本進行的。這個版本原題“增補諸家選擇廣玉匣記通書”,內容比較全面。考慮到原書結構比較松散,次第不夠清楚,不便查用,筆者把全書的內容分為“神煞擇吉術”和“雜占擇吉術”兩卷,又把“神煞擇吉術”卷分為“根據神佛仙曜的活動規律擇吉”、“根據日子的宜忌擇吉”、“根據事情的性質擇吉 ”、“婚嫁擇吉”、“陽宅風水擇吉”五篇,把“雜占擇吉術”卷分為“ 日時占法”、“天候占法”、“物情占法”、“夢占法”、“古名人所傳著名占法”五篇,對原文次序混亂之處和大小標題不分的情況,也酌情進行了調整。這樣,庶幾可以使全書結構趨于嚴謹,次序比較了然,方便讀者查用。 除原文之外,筆者還附錄了一些東西,主要是《周公解夢》、《諸葛亮天罡馬前六壬時課》和《康節易數·一撮金》,它們都是雜占方面的重要經典,在歷史上均有很大影響,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歡迎和喜愛。 本書雖說屬于對原文的注譯,但是因為多是天干地支的排列,譯的內容不多,主要是注釋。而注釋,這是一種極吃工夫的工作,往往查閱了很多資料,還查不到一個名詞的精確解釋、完不成一兩行文字的注釋,對人的學識和耐心都是嚴峻的考驗。好在這些工作終于完成了,可以告慰自己和讀者的是,我已經盡力了。當然,書中的闕漏和不當之處在所難免,如果能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教,那是我最高興的事情。 趙嘉寧 200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