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公地的重建：西方另類媒體與傳播民主化（簡體書）

《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博士文庫·傳播公地的重建：西方另類媒體與傳播民主化》以傳播公地和媒介圈地的歷史追溯為起點，從基于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社會控制的社會學存在意義，到自治傳播中的主體性抗爭，再到參與式傳播實踐中雙重民主訴求的三個層面，并結合在加拿大訪學期間的參與式觀察和第一手訪談資料，立體化呈現了另類媒體興起的社會背景、生存空間、權力形態、實踐作為以及價值困頓這五個相互關聯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避免了對西方另類媒體的一般性描述，形成了概念界定、解釋場域及評價體系上的創新。
本書對當下中國傳播研究在范式革命和中國媒體制度從市場化改革的困境中突圍具有啟發意義。

羅慧，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獲博士學位（中加聯合培養），現執教于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畢業論文被評為“湖北省2010年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曾公派赴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傳播學院留學一年，并赴臺灣世新大學交流訪問。研究的主要領域包括：比較新聞學、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傳播與民主。

第一章 傳播公地的開拓：西方另類媒體研究導論
第一節 西方另類媒體研究的緣起與意義
第二節 西方另類媒體研究的基礎與視角
第三節 西方另類媒體研究的拓展與新思路

第二章 另類媒體興起的歷史與媒介環境
第一節 在公地與圈地之間的媒介與傳播
第二節 民主傳播赤字下的商業媒體霸權
第三節 作為傳播公地的另類媒體的興起

第三章 另類媒體的生存空間：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社會控制
第一節 社會的來源：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譜系
第二節 社會的功能：霸權與反霸權抗爭的空間平臺
第三節 媒體的社會控制：國家、市場與公眾的博弈

第四章 另類媒體的權力形態：自治傳播中的自主抗爭
第一節 自主論馬克思主義：尋求非資本控制的主體抗爭
第二節 自治：一種超越國家和資本控制的可能性
第三節 自主傳播：另類媒體的自治實踐

第五章 另類媒體的實踐訴求：參與式傳播中的激進民主
第一節 民主、民主傳播與另類媒體的雙重民主訴求
第二節 基于反信息霸權的內容民主
第三節 基于參與式傳播的空間民主
第四節 基于社會運動的行動民主

第六章 另類媒體的價值困頓與傳播公地的重建
第一節 另類媒體的影響力：替代性還是點綴性？
第二節 另類媒體的評價體系：跳出制度性崇拜的圍墻
第三節 傳播公地如何重建？
參考文獻

附錄1 PTTV視頻節目一覽表
附錄2 DDTV專題節目一覽表
附錄3 Co－op Radio節目指南
附錄4 Indymedia全球網絡分站點
後記

霸權是指統治階級對社會意識形態的領導和控制。在雷蒙·威廉斯的詞源學考察中，該詞源于希臘文，指支配他國的領袖（leader）或統治者（ruler），直到19世紀後，才被廣泛用來指稱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宰制，且在政治支配的意涵不斷擴大中時常被人用來作為“大國”、“超級強國”或“帝國主義”的替代詞使用。?隨後，在1926年未完成的《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中，安東尼奧·葛蘭西第一次提出“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的概念，并在《獄中札記》中明確把“統治”（壓制）和“領導”區分開來，強調通過大眾同意進行統治的方式。在此，霸權被賦予了新的含義，用來描述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支配關系，但這種支配或統治關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試圖成為更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觀看世界、人類特性及關系的方式。在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細致考察後，葛蘭西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筑分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或國家。市民社會由政黨，工會、教會、學校、學術文化團體和各種新聞媒介構成，而政治社會或國家則是由軍隊、監獄等暴力機構構成。葛蘭西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先進的具有較高民主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其統治方式已不再是通過暴力，而是通過宣傳，通過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領導地位，讓廣大民眾接受他們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觀來達到其統治的目的，于是，霸權不僅表達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之中，被從屬階級或大眾接受為“一般的事實”（normalreality）或“常識”（commonsense）。
如果說，直接的政治支配與控制是一種剛性霸權，那么，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可被視為一種潛在的柔性霸權。當剛性霸權在實施中受到抵觸而無法完全實現時，柔性霸權則可在意識形態的悄然滲透中通過大眾同意從而維系統治。在此過程中，文化霸權的實現方式不是直接的、強迫式的政治控制，而是在傳播過程中通過政治話語的表達、文化觀念的訴求以及社會生活方式的塑形等途徑設法贏得從屬階級的同意，使他們在潛移默化的不自覺狀態下接受統治者的世界觀。在此過程中，大眾媒介成為文化霸權實現的重要工具和場所。鑒于此，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需要通過塑造媒介霸權來維系意識形態向全球化滲透的空間和平臺；與此同時，媒介在成為資本主義霸權推行工具的同時，其本身也成為資本主義霸權實現的載體。
究竟什么是媒介霸權（mediahegemony）？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從三個方面來考察，即媒介的被控方式、生產的基本功效及意識形態的社會表達。在西方新聞史上的政黨報刊時期，媒介霸權主要體現為政黨直接掌控下的宣傳機器，因此，無論從控制的主體還是控制的目的來看，那時的媒介霸權是一種剛性霸權。于是，當大眾化的私人商業報刊于19世紀初期出現時，人們認為與政黨報刊相比，它是一種更民主、更能代表普通大眾利益的媒介所有權方式。但是，當商業媒體體制在歷經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壟斷風潮以後，其柔性的文化霸權本質逐漸得以體現：一方面，它在資本逐利的邏輯下將娛樂化、暴力化、低俗化的新聞兜售給受眾，并在一輪又一輪閱讀率、收聽率及收視率的調查中不斷提高媒介自身的受眾規模；另一方面，在傳播對象上，當從原來享有精神特權的上層社會轉向下層廣泛的普通民眾後，媒介雖然越來越平民化，但主體性仍掌控在媒介的資本所有者手中，受眾只不過是被打包成商品，在自主消費新聞與娛樂的非物質性生產中被出售給廣告商。
在當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中，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在政治行動上，海灣戰爭、阿富汗及伊拉克等戰爭的發動，并不是為了維護所謂的國際和平和傳播西方的民主價值，而是源于經濟利益上的爭奪而引發的政治沖突，其中，主流商業媒體雖有與政府相悖的新聞與觀點，但是，出于媒體自身的經濟利益，其主流言論是對戰爭的支持，這無疑有助于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在國際政治秩序上的鞏固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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