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理性與現代國家（簡體書）

《國家理性譯叢：國家理性與現代國家》輯譯論文25篇，主題“國家理性”，主要選自歐美名家，概分為三篇。上篇“歷史與哲學”，旨在理述歐洲國家理性學思的起承轉合、制度演變和政法基礎，以及國家理性與宗教、意識形態和王室政治、民主政體、福利國家在思想脈絡上的牽連。中篇“政治與國家”，分述歐洲諸國和美、俄、日近世國家建構歷程中的憲政主義、共和理想、重商取向和布爾什維克理念，以及它們對于議會、政府和國家間政治的建構性影響。下篇“人物與著作”，著重分梳近世歐美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在國家理性成長進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解析包括莎劇人物和思想名家在內的典型人物對于國家、政治和公共理性觀念的迎拒褒貶。藉由此番搜羅和鋪排，編者試圖展示“國家理性”的最初歷史圖景，探尋其自我實現的理念、體制和利益層面的來龍去脈，從而至少提供一種關于現代國家的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和現實主義的精神索引。

許章潤，法學博士，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主治法律哲學與政治哲學。
翟志勇，法學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講師，主治憲法與法律哲學。

“國家理性譯叢”譯刊國家理性和國家建構領域代表性西學作品，旨在中西比堪中，于歷史視野和全球格局，陳述近代世界大勢，追問“為何要有國家”、“如何才有國家”和“國家應當為何”，期期于全球正義與理想人世，特別是助力百年中國轉型，營造中國文明的優良政體、正派社會和良善生活。

上篇 歷史與哲學
“國家理性”的起源和意義
塔西陀主義、懷疑主義與國家理性
從王室到國家理性：官僚場域誕生的一種模式
舊英格蘭與新英格蘭的清教與國家理性
天主教傳統與國家理性
國家理性和政治上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危機--論17世紀政治哲學的發展
國家的秘密起源：國家理性的結構性基礎
民主與福利國家--國家理性與福利國家理性之間的政治和理論聯系

中篇 政治與國家
西班牙的國家理性和國家技藝（1595-1640年）
阿拉貢王國的國家理性及憲政思想（1580-1640年）
普魯士的德行--在國家理性和理想主義之間
不懂偽裝便不懂統治--路易十一和路易十三統治時期的國家理性理論
公共利益優先于私人利益：重商主義與國家理性
國家理由與英國議會（1610-1642年）
“國家理性”與現代國家
美國一以色列同盟：國家理性的重臨
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國家理性問題
違背實際的政體：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國家理性

下篇 人物與著作
知識階層與國家理性
《暴風雨》與《人生是夢》中的國家理性與循環
莎士比亞與主權的公共討論：《哈姆雷特》中的國家理性
“市民人文主義”抑或“國家理性”--漢斯·巴羅恩和15世紀的共和論智慧
蒙田在《論功利與誠實》一文中對國家理性的拒絕
埃德蒙·伯克與國家理性
公共理性觀念與國家理性--施米特與羅爾斯論政治
索引

這種派系能夠使某個具有權勢的公民或家族控制政府和民政官員。根據西塞羅的定義，他們用“republic”意指“respopuli”--也即屬于整體人民的共和國（commonwealth）。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國家”（State）和“共和國”（republic）是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而與這兩個概念相對應的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技藝：“國家的技藝”（the art of state）和“政治的技藝”（the art of politics），這兩種技藝同樣具有本質上的區別。
然而，“政治”和“國家理性”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并不排除兩者之間的重疊。“國家理性”可以同時是“共和國的理性”（the reason of republic）。正如“共和國”（republics）同時也是“國家”（states）[在“國家”意指“統治”或“支配”的意義上]；“政治”有時也與“國家技藝”相重疊。如果一個共和國像佛羅倫薩那樣擁有殖民地，那么，對于它所統治的其他國家及其臣民而言，它就是一個“國家”。此外，在其權力結構建基于威懾工具（the apparatus of coercion）的意義上，共和國同時是一個“國家”。在與其他國家及其臣民打交道或鎮壓反叛時，共和國的代理人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他們自己“情非得已地”--正如他們所常說的那樣--背棄公民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法則：打一場不義之戰，粗暴地處置其臣民，殘忍地鎮壓一場叛亂。作為文藝復興時期最有見識的理論家，馬基雅維利和圭亞恰迪尼清楚地說出了一個統治者既要隨時準備使用“善治的技藝”（the art of good government），又要隨時準備使用“國家（統治）的技藝”。
然而，“政治”和“國家技藝”這兩者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疊并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在意大利政治舞臺上，這兩種語言是相互競爭、互為敵手的，即便它們有時也頗有興致地、甚至帶著欣賞的眼光相互打量對方。歷史地講，這一點非常關鍵：也即“國家理性”的意識形態常常被視為“共和國”的敵人，因為它為“專制”辯護。
1631年，康帕內拉（Campanella）深惡痛絕地評論道：過去我們所習慣性地稱之為“政治理性”（ratiodemumpolitica）的東西，現在通常被稱為“國家理性”。在同一年，康帕內拉又寫道，我們把“國家理性”混同為“政治理性”（ratiopolitica），而在過去，“政治理性”等同于公道和正義。康帕內拉強調，“國家理性”實際上是錯誤的政治，它是對真正政治的一種背棄（falsamillampoliticam，quamvocatisdestaturatio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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