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簡體書）

《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以《俞平伯全集》、《俞平伯日記》、《俞平伯大事記》以及作者撰寫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為主要線索，挖掘其中牽涉到的重要人物。包括他的夫人、子女、師長、摯友、親朋好友等。在引用有關文字的同時，講述俞平伯的學術成就，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和故事，并輔以照片，有著較強的歷史性和文獻意義，其中許多材料均出自作者40余年與俞平伯共同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韋柰，我國著名文學家俞平伯先生之外孫。鋼琴教育家，歷任北京舞蹈學院鋼琴教研室主任；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系副主任；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舞劇系副主任；廈門演藝職業學院常務副院長等職。香港作家聯合會貴賓會員。自幼追隨俞平伯接觸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耳濡目染，從中受益。其作品在《光明日報》、《團結報》、《中國青年報》、《香港明報月刊》、《大公報》、《北京文學》、《花山》等報紙雜志上發表。小說《跨過羅湖橋》曾獲中篇獎。近年來，主要從事與俞平伯先生相關的寫作，著有《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整理匯編《俞平伯日記選》，散文集《跟著雜伴兒》等。

俞平伯（1900年－1990年），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清代樸學大師俞樾曾孫。與胡適并稱“新紅學派”的創始人。他出身名門，早年以新詩人、散文家享譽文壇。他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研中國古典文學，執教于著名學府，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識分子。其外孫韋柰編著《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一書，以圖文并茂的方式，講述了俞平伯的學術成就及其于夫人、子女、師長、摯友、親朋好友等之間的友誼和故事。

文學世家
我的外祖母許寶馴
子女：俞成、俞欣、俞潤民
《紅樓夢》研究路上的關鍵人物
紅樓一夢，無怨無悔
良師益友
摯友
弟子華粹深與吳小如
許氏兄妹
鄰里與忘年交
●附錄
一、重圓花燭歌 俞平伯
二、《重圓花燭歌》跋 許寶驥
三、俞平伯為葉聖陶所作《蘭陵王》提修改意見 俞平伯
四、丙辰京師地震日記（1976） 俞平伯
五、隨外祖父游香港七日瑣記 韋柰
六、代擬吾廬約言草稿 俞平伯
七、讀《代擬吾廬約言草稿》有感 韋柰

珍貴的紀念
邵振國
俞平伯先生贈我的兩幅字，我一直珍藏著。
珍藏在我的書房內，未裱，未掛，未曾出示給旁人看過，僅僅與先生贈我的書一起安放在我的書柜內。這是出于我對俞平伯先生的敬重和敬畏，以我的為人，我不會以先生對一個晚輩和孩子的厚愛來炫耀什么，因為那時我的確是一個很無知很無知的孩子，先生作為一代“紅學”的豐碑、現代文學史上詩歌散文的巨匠，的確是對一個年少無知的孩子盼其成長進步，才送我那兩幅字的。我如今展示出它。也只為證明先生的高尚人品和慈愛，也為我對先生的緬懷，先生已于上世紀即1990年10月15日逝世了。
那是“文革”結束，剛剛恢復高考的時候，距今已顯得很遠了，那時先生已接近80歲。我是個20余歲的青年，為報考某高校文學系去北京參加考試。此前由于親戚朋友關系，我們把先生的大女兒俞成叫大姨，自然就把大姨的父親稱呼“外公”。復習考試期間我就住在俞成大姨家。最早她家尚在建國門外大街的一棟樓上，記得那邊外國駐華使館特別多，其他我都淡忘了。後來俞平伯的家才遷到西郊南沙溝的國務院宿舍，就在“七機部”的對面。這兩幅字，即是先生在南沙溝住宅樓的一樓那個家中，為我留下的寶貴墨跡，它不僅記錄著那位慈藹、愛人的“外公”，對一個整日埋頭屋內看書復習的青年的關愛和希望，筆墨間似乎還浸透著我的青春年華和生命記憶！
大姨安排我跟她的兒子韋柰住一間屋——那是一套很寬敞的、裝修設施不錯的大三室一廳。大姨說，要不然就讓我跟她住一屋了，她每晚都要給她的孫子寧寧陪練小提琴，還要教英語，怕吵了我。韋柰則白天去北京舞蹈學院上班，搞鋼琴伴奏，他的鋼琴彈得非常好，我有幸多次聆聽，我常邀請他演奏，但一般晚間他不演奏，只是笑著朝外公那間屋努一努嘴，是說外公怕吵。如今他已是學院資深的音樂教授了，我也依舊時常記起他彈得極為精彩的鋼琴聲，那旋律很激情激越，那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我如今想來，它也非常像我的青春歲月！
吃飯在那間大客廳，大家圍坐在那張十分簡單的折疊餐桌旁。有時外公、外婆也在，大姨說，那就是他高興的時候，才和大家一起就餐。有時則把飯菜送進他的屋去。我到外公的那間分不清是臥室還是書房的屋去轉過幾次，既有他和外婆的臥榻，也有他的書案寫字臺，靠墻立滿書架。那間客廳的半周轉角也擺著低式書柜，柜面摞滿書籍。外公在臥室內常翻閱報紙、看看雜志，有時還能聽見他唱昆曲，是那種擊節擊板的吟唱。我則坐在一邊小沙發上默默地聽著。我那時尚不會向先生求教什么學問，沒有那個能力，雖然我確實已經拜讀過《紅樓夢辨》，并且還看過他1954年發表在《新建設》雜志上的那篇文章《紅樓夢簡論》，是我特地從圖書館查找到讀的，但是我幼稚得不可能有什么觀點或問題提出來。記得有一次聊天時，大姨也在，我剛說出“紅樓夢辨”這個詞，大姨向我眨了眨眼皮，是怕我勾起外公不愉快的、不愿意說的話題。
但畢竟已是70年代末了，有一天來了兩個北大的研究生，事先電話約好來聽課，就在客廳里，在那張古舊的餐桌旁，他們請教先生的依舊是“紅學”。那天我悄悄地坐在墻角的沙發上，一旁聆聽了先生的講課。授課之後兩位學生開出了幾張課時費，放在桌上告辭，大姨高興地說：哈！可以請你去“新僑”西餐廳吃一頓啦！我由此看出，那時俞平伯講學的機會還非常少而稀罕，使大姨高興；其二看出先生喜歡吃，尤其是西餐。後來，1985年我結婚不久到北京，便請外公、大姨、韋柰一家人，去了一家很著名的酒店西餐廳，同時邀請了我的責任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的副主編汪兆騫老師夫婦在座。就餐時汪老師與俞平伯先生交談得非常和藹、投合。
而在我復習高考的時候，我的心情不無苦悶壓抑，自己寫了一首不堪為詩的東西，至今記得那頭兩句是：“老去應試學范進，新來拙筆寫蹉跎……”不想被大姨看到了，她笑著并拿給了外公。外公不僅看了，還幫我修改了它，讓它有點兒像詩了！更讓我沒想到的是，俞平伯沒有笑話這樣一個落寞無為而苦悶的青年，卻鼓勵我要“壯懷興起”，還與一個無知的晚輩一起，“同看前景是青春”！我兩手捧著外公贈給我的那幅字，當即就熱淚盈眶了。
如今我仍在慶幸，不是大姨把我那幾句歪詩拿給外公看，先生不會想起給我寫什么勵志的字，如是說，是大姨為我“拋磚引玉”了！
另一幅字，我記得是我赴《北京文學》雜志筆會的時候去看望外公和大姨，先生為我寫的。雖是“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內容，但我理解俞平伯先生還是為鼓勵青年人努力上進，希望他們在文學上取得成績，報效國家，所以先生依舊寫道“同心億兆鞏金甌”。
歲月如梭，我常拜讀先生的著作文集，卻很少時候拿出這兩幅字來捧閱。時值今天《文藝報》編輯顏慧主任為“收藏”欄目向我約稿，我不知道該寫什么，才捧出它來。它的折疊印痕如同歲月一樣留在紙面上，我不知道讀者看後會怎樣想，而我卻又記起了那段對于我的生命之成長彌足珍貴的時光！以及俞平伯先生的高大身影和令人崇仰的品格！
2011年5月12日于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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