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年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簡體書）

就歷史來說，中關村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縮影。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國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制造車間”。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這是新一代人的夢想，激勵著整個國家再接再厲，進而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話題。它拓展了中國和西方大國的合作，也增加著彼此間的疑慮。而中關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為止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凌志軍編著的《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年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從評述中關村1980到2006年的歷史入手，描繪了中國社會發展波瀾壯闊的畫卷。
《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年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描寫的人物中，既有對中關村的事業大力推進或橫加阻攔的高官，也有在中關村渡盡劫難甚至翻身落馬的顯要，還有在中關村功成名就的企業家、世界500強的超級大鱷；既有悲劇英雄，也有亂世梟雄，當然，更有那些懷揣夢想的新一代創業者。所有的這些雄心、野心、商戰權謀、虛與委蛇和徹底瘋狂，伴隨著云譎波詭的政經風云，在中國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中關村曾經被當作一個“試驗區”。假如我們以為“試驗區”的含義，僅僅就是發明新技術和推銷新產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實上，它更大的意義在于試驗著新的社會思想和價值取向。因此，與其說中關村在技術上有什么貢獻，不如說中關村最大的貢獻，在于對舊體制的破壞和突破，從而激醒了中國人創造財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熱望。
凌志軍編著的《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年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敘述了1978年至今我們國家的變化和沖突，牽涉到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巨細交織，貴賤混雜。
這不僅僅是一個地區、一群企業或企業家的歷史。作者在這部作品中，試圖將企業的興衰沉浮，與個人品行、國民性格、政府行為、政治風云、世界潮流合并起來思考。這樣一種對于歷史的思考，也許更有利于我們的未來。

《時代》雜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紅色的圖片來展示中國：一個巨大的五星升起在萬里長城之上，金光閃閃，在風起云涌的大干世界投下萬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來：“中國：一個新王朝的出現。”（China：Dawn of aNew Dynasty）。兩位作者，《時代》雜志執行主編助理邁克爾·艾里奧特（Michael Elliott）和《時代》北京分社社長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為這期封面寫出的故事長達11頁，按照他們的描述，在這個剛剛開始的世紀里，美國的力量會走下坡路，而中國的力量將上揚。中國正將它的經濟影響轉變為強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點也不夸張”。
這是好幾年來世界范圍持續不斷的“中國話題”的最新表述。在這個世紀的最初幾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國。他們面對這個急劇變化的國家，每天都在問：中國的崛起會成為事實嗎？它是一個和平過程嗎？它會成為國際化浪潮的一部分嗎？它會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嗎？這個擁有強大經濟實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會同西方發生沖突嗎？
“你也要告訴我們一個中國崛起的故事嗎？”在北京城中心一個寫字樓的午餐廳里，瑪薩·艾梅霞（Martha Avery）這樣問我。她是個美國人，一個作家和翻譯家，也是我過去的一本書的英文版譯者。她對世界富有責任感，對中國充滿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樣，她只能站在很遠的地方打量這個國家，所以才會有此一問：“你能否告訴我們中國到底發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須用我自己的方式。”雖然我將著眼于整個國家的大歷史，但是在描述這個歷史進程的時候，我的重點仍將是具體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將由內部而不是由外部來觀察。這一回我選擇的樣本是中關村。
就歷史來說，中關村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縮影。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國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制造車間”。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這是新一代人的夢想，激勵著整個國家再接再厲，進而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話題。它拓展了中國和西方大國的合作，也增加著彼此間的疑慮。而中關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為止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我從1998年開始接觸中關村，但是存心把它寫出，是過去兩年的事。在這之前，我用了大約18個月跟蹤微軟亞洲研究院，又用六個月調查聯想集團。這兩個機構都在中關村，相距不到兩公里。一個是典型的美國公司，一個是典型的中國公司。那時我希望從公司內部來觀察時代的融會演進，而把大部分中關村的故事拋諸身後。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當時我來到雙清路上，在清華創業園A座302房看到一個場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開。這間屋子裝著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過占有其中一個方格，由一張簡易電腦臺和一把轉椅組成，和大公司里那種員工座位沒有什么差別，只不過，在通常鑲嵌員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貼著公司名稱，一律由普通道林紙打印而成，凌亂一片，讓我想起滿天繁星。電腦臺後面坐著的那些人，個個年輕。他們是老板，也是會計，還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員工。只要花500塊錢，就能在這里坐一個月，而他們在這里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半年。很多人失敗了，但總會有人成長起來，擴大隊伍，搬到樓上。那里有單間辦公室，沿著走廊排列，是為他們這些人準備的。室內空間略大，可以擺下四五張桌子，門外掛著一塊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兩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筆直地伸到盡頭。12個月、也許18個月之後，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會垮臺，但必定有幾家繼續成長，它們將搬到更大的寫字樓去，占據整整一層。我對公司的創業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這一切竟是聞所未聞。像微軟和聯想，它們都是擁有數萬員工的龐大公司，但是說老實話，它們都沒有“A座302房”那樣讓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氣，看到壓力和不確定性，看到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張桌”，“一間房”，“一層樓”，“一幢樓”。這個脈絡直觀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長過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資本關系、技術路線和公司結構，已經和他們的前輩完全不同，節奏也更快。中關村的公司還是成者少，敗者多。就像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它們中間有77％在三年內消逝，有90％在五年內消逝，有99％在十年內消逝。但這并不能阻止創業者前仆後繼、一代接著一代地走過來。他們已經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為後來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所有這些構成了中關村的故事，也成為這個國家歷史的一部分。
我意識到，我所看到的中關村的一些事情，為公眾所不知，而公開輿論中很多深入人心的東西，又與它的本來面目相去很遠。于是我便生出一個念頭，想把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對我的想法不以為然，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中關村有什么高科技？應當說，在對它的種種批評中，這是客氣的。我們都知道，還有人堅定地認為，“中關村就要死亡”。這個說法比較專業的表述是，它“已無力領導中國的高科技走向”；比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噴涌的死火山”。這種輿論自2004年春天以來特別強大，以至引發一場激烈的討論。贊成者和反對者全都理直氣壯，實際進程中則充斥著相互對立的證據。這讓我們的故事更加生動，富有沖突、懸念和戲劇性，但同時也增加了我們討論問題的難度。這些問題有：我們國家為什么出了個中關村？中關村為什么變成今天這樣子？它的精神源泉來自何處？究竟是民族主義的伸張，還是西方思想的產物？它的商業體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術浪潮是怎樣影響整個國家的？民間資本為什么能夠戰勝國家資本成為主導力量？它也經歷了原始積累的階段嗎？它有原罪嗎？有欺騙嗎？有無法無天嗎？有勾心斗角嗎？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樣遞進？它究竟是個新技術的聖地，或者只不過是個大集市？它究竟是技術第一，還是市場第一？究竟是科學家更重要，還是企業家更重要？為什么中關村的公司總是長不大？好不容易長大了又為何不能避免盛極而衰的命運？政府應當介入嗎？應當干預嗎？應當憑借行政權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嗎？如果不應當，那么怎樣制止它的混亂和無法無天？如果應當，又該以怎樣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經過氣了嗎？“海歸”將要成為它的主力軍嗎？當跨國公司紛紛進駐之時，它還是小公司的天堂嗎？它還是新技術的發源地嗎？它還是國家創新的一面旗幟嗎？它將會成為一個世界創新中心嗎？也許，它的歷史已經中斷，將被上海、深圳這樣的地方取代？
就中關村而言，要想把所有問題都解釋清楚是一件困難的事。生機勃勃充滿變化的新世界總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關村這樣的地區，不僅中國獨有，而且全世界難能有二。它的時間延續至今，跨越我們國家全部改革歷程。從官方立場上看，它作為科技園的歷史是從1988年開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間研究者看來，自從陳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創辦了第一家公司，中關村的新革命就已經開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國任何一個地方無法比擬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窮人、博士和文盲、外來人和本地人、高官顯貴和三教九流，都能在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機會在這里譜寫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紛繁復雜：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技術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傳統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人的本性問題。每個故事的結局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還在繼續，所有人物都是“進行時”。世界每天都在變化，誰也不能預見他們面對變化將會如何行動。即使你整天生活在這里，要想說清楚一些事情還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評論活著的人們非常困難，實在是因為他們距離我們太近的緣故。我常常想，也許敘述一段1000年前的故事會更容易些。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許會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間輿論，也有嘩眾取寵之嫌。總之，無論唯上還是媚俗，都會離開公正從容的立場，使得人們更加簡單化和更夸張地估價某些問題。我并不期望本書的描述能和中關村的正史合拍，那是歷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職業是記者，對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記者本能。需要說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關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業——信息技術產業，而對于其他領域的故事只是一筆帶過。我希望讓讀者了解這里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我想對讀者說：“它在創新之路上蹣跚而行的曲折歷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國崛起的真相。”這包括它的陽光和陰暗，包括它的英明之舉和愚蠢行為，也包括它的混亂和秩序。
資料的來源是當事人的回憶、政府和公司的檔案，以及公開出版物。中關村的色彩斑斕的歷史既存在于人們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獻中，為此我用八個月的時間在中關村調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對聯想集團和對微軟亞洲研究院的采訪，那么我在這里已經花費了32個月。我采訪了大約300個人，包括企業經理、科學家、工程師、銷售人員、會計、商販、教師、學生、留學生、農民工、政府領導者。這些采訪幾乎全是一對一的談話。他們相當坦率和真誠，給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盡管如此，我知道記憶通常夾雜個人情感，而且會因時間的推移而產生偏差，所以還用很多精力查閱原始資料。應當感謝中關村管委會和海淀區的領導者們，他們為我開放了兩個政府檔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應當感謝中關村園區志編寫小組的那些專業人員，他們把自己掌握的資料毫無保留地讓我使用。同時我還要感謝互聯網以及日益成熟的搜索引擎技術，它讓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開輿論中的有關部分。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我用“百度”搜索“中關村+盜版”的時候，就會顯示至少40萬個網頁。所有這些，都成為我的重要參照。
由手資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對于事實的選擇和駕馭要比收集這些事實更加困難。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價值判斷，而價值準則卻在隨著國家的進步不斷變化。昨天的天經地義，今天也許就會貽笑大方。我只是盡可能地以忠實于歷史原貌的方式組織和敘述這個故事。初稿的長度遠遠超出預期，後來又經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壓縮其中1／3篇幅，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不是整段整頁地刪節，而是逐字逐句地濃縮，為此用掉更多時間，只是希望讀者在減少閱讀負擔的同時不至于丟失有用有趣的情節。
把這么多精力和熱情投入這個話題，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實說，它影響了我的職業經歷。我要學習很多新東西，還要讓自己多年的閱歷得到伸張，因此承擔更多壓力，獲得新的表達空間。這在我本人也是一個成長經歷。它很艱辛，但充滿魅力。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寫作者。在采訪和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來告訴我應當做什么和不應當做什么。如果有人認為我的敘述只不過是以偏概全，有粉飾之嫌，或者過于刻薄，我只能說，依據目前可以獲得的資料和開放程度，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實的描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仍是有關事實的。本書所有的內容，包括細節、數據、人物對話和心理活動，都有確鑿根據，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極大精力用在事實的校正上，以免發生錯誤，但我深知本書時間跨度之長，內容如此浩瀚，有些間接得來的材料無法一一核實確認，即使是事件親歷者的敘述也難免發生偏差，所以發生事實方面的錯誤也許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讀者發現其中有任何錯誤，希望能夠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 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一部　白頤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曙光在前
——我看到了美國。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
——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
第三章　電子一條街
——我的生活從此改變。
第四章　原罪
——既是“倒兒爺”，又是“板兒爺”。
第五章　走進新時代
——此事宜速作出決斷，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葉漫山時
——到底往哪個方向走啊？我們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連憲法都要給改革讓路，還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試驗區（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風疾雨驟
——能逃過這一劫，真是幸運！
　第九章　轉變的年代
——我完成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類拔萃之輩：第二代創業者
——我沒別的本事，只是玩兒命想辦法滿足消費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
——如果這一關過不去，我們必死無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
——科學提供燃料，商業才是發動機。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
——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
——中關村這個環境，是個東西就能賣，是個好東西就會搶著賣。
　第十五章　市場又在召喚
——從現在開始，前十年是你的，後十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時代的入口處
——憑什么？就憑我們這幫人的腦袋！
第三部　科技園（1999—2006）
　第十七章　爭論國
——抵制美國貨，計算機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
——企業有生有死，但輪到我們自己頭上，總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進
——它能成為下一個硅谷嗎？
　第二十章　互聯網時代
——冬天不是即將到來，而是已經到來。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
——法無禁止不為過。
　第二十二章　海歸：改變中國的一代新人
——你怎么還沒回國呀！
　第二十三章　螞蟻雄兵
——他們的單個是弱小的，但群體是強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鏈
——中關村就要死亡？還是剛剛開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歸
——我見過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關村來親自再做一遍。
尾聲

爭論產生于陳春先和管惟炎之間的實質性分歧。今天那些研究中關村的人們，都傾向于把它看作是改革者與因循守舊者之間的斗爭。其實無論從哪方面看，我們都不能認定管惟炎是個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多年以後他已不在人世，緬懷他的人都說他是“中國改革的先行者”。考慮到此人畢生的言行貫穿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本性，人們對他在80年代初期成為陳春先的對立面感到困惑，即使是那些研究者，也會回避一些關鍵情節。如今回頭看，我們可以在當時國家大形勢中找到這場爭論的反襯。文人的不滿現狀和走投無路，可以為陳春先的紅杏出墻提供注腳。而“打擊經濟犯罪”運動卻也如火如荼地持續了九個月，檢察機關把32605件經濟案件立案偵查，把12698人逮捕收監，這些都可以成為所長管惟炎對屬下嚴加管束的理由。然而盡管大勢所趨，我們仍然發現了一些證據，表明這兩人的分歧背後，還有著某種純粹屬于個人的因素。
管惟炎比陳春先年長六歲，兩人的經歷、專長與成就如出一轍。前者是低溫物理學家，後者是理論物理學家；前者在超導物理領域有著重大貢獻，後者則在受控熱核聚變的基礎研究中成就卓越。當陳春先在1957年進入蘇聯莫斯科大學的時候，管惟炎也是這個大學的學生，不過，他很快就因論文的獨創性而提前畢業。這樣看來，無論是政治資歷還是專業資歷，管惟炎都在陳春先之上。
但是陳春先很快進人事業高峰。他領導的小組建成了中國第一臺“托卡馬克裝置CT一6”。這一成果在1978年3月首屆全國科學大會上被評為一等獎。這時的陳春先看上去并不比他的那位上級遜色。他能成為當時科學院里最年輕的研究員，也是一個佐證。但是，根據一位中關村歷史的研究者徐文華的敘述，隨後發生的事情對陳春先來說是一個打擊。在中國科學院1980年舉行的一次新院士的選拔中，管惟炎成為院士，當初和陳春先一同提拔為研究員的另外兩個年輕人，陳景潤和何祚庥，也都成了院士，陳春先卻被拋開。在徐文華看來，這件事“非常微妙”地影響了陳春先的心理，甚至成為他另謀出路的重要原因。
這一情節很可能導致陳春先和管惟炎的不和，因為當時就有謠言說，陳的不能人選院士，與這位所長不無關聯。也許陳春先也是這樣想的，或者只是應了“文人相輕”的古老傳統，陳春先和他的這位上司從此不能和睦，乃至在舉辦“服務部”的過程中感到處處掣肘。這些事情雖然屬于細枝末節，但卻在日後陳春先與管惟炎的沖突中發生著無形而又重要的作用。
“道德”甚或“主義”的旗幟之下隱藏著個人的情感和動機，這在我們國家廣泛存在。陳春先與管惟炎的紛爭并非第一例，當然也不是最後一例。在1982年1月物理所的一次會議上，雙方發生第一次正面沖突。事情是由管惟炎挑起來的。他說陳春先“不務正業，歪門邪道，腐蝕干部”。他的證據是研究所已經“沒有人搞科研了”，因為“搞服務的人有津貼，搞課題的人沒津貼”。陳春先為自己申辯：“大家只是在業余時間出去工作。”而管惟炎卻不為所動。他認定，科研人員的知識和成果都是多年積累，即使業余時間，仍然屬于“公私不分的一筆賬”。他越說越怒，語言也更帶攻擊性。他指責陳春先“搞亂人的思想，搞亂科研秩序”。根據一位在場者的記錄，這時候陳春先終于不能克制。他站起來，“揮動那短小而有力的手臂”，反唇相譏：“我看不是搞亂了科研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管惟炎毫不容情地把爭論升級。他指控陳春先從未向他報告自己的財務收支，其賬目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場爭論的最令人回味之處是，雙方都不否認硅谷精神應當成為中關村的榜樣。焦點在于，由政府支付工資的國家科研人員，是否可以在工作時間之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否可以在與政府發生利益關聯的同時，另立一本屬于自己的賬目？是否可以在工資之外取得勞動報酬？這些問題的結論如今已是不言而喻，即使是那些政府利益的維護者，也會獲得工資外的收入。但是在當時，管惟炎很容易地占了上風，進而要求檢查陳的賬目。
陳春先拒絕就范。他聲稱“服務部”并非隸屬物理研究所，所以那位所長無權干涉。而管惟炎說，這些人都是物理所員工，所以必須服從他的管轄。爭執以折中的方式解決：由“服務部”的直接上級北京市科協來審查它的賬目。後者派出一位名叫趙綺秋的人來主持此事，這增加了事件的戲劇性。原來趙綺秋早就是陳春先的同謀。當陳春先在那個藍色小屋里召開“服務部”成立會議的時候，她就曾代表科協到場致賀。此後陳、管二人明爭暗斗，她也毫無保留地站在陳春先一邊。現在，她率領一隊會計來到藍色小屋，煞有介事地檢查一番，然後宣布陳的賬目“沒有任何問題”。至于管惟炎所謂“給科技人員發放津貼”，趙綺秋回答確有其事，但那每一筆都“有三個領導同時簽字”，且“以工資形式支付”，所以應當視為正常。
不用說，管惟炎不接受這個結論。考慮到趙綺秋與這個服務部的關系，他進而懷疑北京市科協在包庇壞人。他提出由物理所派人再次核查賬目，遭到拒絕。雙方相持不下，就這樣從春到夏，從秋到冬。陳春先在科協的支持下不屈不撓，但他卻無法阻止管惟炎的審查小組開進來，也不能維持公司正常運轉。管惟炎可以利用職權扣發那些人的獎金和節日補貼，把職稱評選拖延不辦，甚至指示大門警衛對那幾人的行蹤嚴加防范，但是限于權力，他卻不能達到取締這一“非法組織”的目的。于是他打算借助科學院的力量來平息這場糾紛。他向上級報告陳春先的“變節”和趙綺秋的“包庇”。有跡象表明，事態的發展對陳春先不利，大院子里開始流傳一個新消息：中國科學院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已將此事立案。
氣氛驟然緊張，富有強烈的壓迫感。對叛逆者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冬天，他們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規則上都不是無懈可擊，又沒有顯貴豪門在背後施以援手，顧後瞻前，甚是凄涼。管惟炎卻是另外一種心情。他認定這個冬天是屬于他的，因為真理和權力都在自己這邊，所以心情輕松地回家去過新年。
但是爭論的雙方全都忽視了一個環節。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這一環節對于事情的結局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管惟炎的指控不僅讓陳的陣營面臨瓦解，而且還令支持他的趙綺秋陷入危險境地。後者本身并非顯赫之輩，但她的丈夫周鴻書是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手下有一大群既聰明又行動麻利的記者。那時候的記者可比現在神氣多了，他們除了在公開媒體上擁有一呼百應的力量之外，還有特殊渠道讓他們的報告直達中南海。這些報告多則印行幾千份分發黨的中級和高級官員，少則只有十幾份呈送中南海的最高領導者。這時候，北京分社有位叫潘善棠的記者去中關村走了一趟。
我們接著就會看到，個人的因素再一次影響了大歷史的進程。就在管惟炎回家安度新年之時，潘善棠的調查報告已經寫成，再經領導一番修改，上達中南海內，還萬無一失地將它“增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記者以大部分文字表揚陳春先的行為，說他學習美國硅谷和“128號公路”的經驗，初見成效，“一個類似國外的‘新技術擴散區”’正在中關村出現。一望而知記者立場清晰。但是報告的關鍵部分卻在最後一段，它一下子就把陳春先和管惟炎的分歧弄到中南海里去了。看上去，管惟炎成了頑固守舊分子的代表。這一段說，陳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術擴散試驗，卻受到本部門一些領導人的反對。如科學院物理所個別領導人就認為，陳春先他們是搞歪門邪道，不務正業。并進行阻撓，使該所進行這項試驗的人員思想負擔很重，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繼續試驗的積極性。
如果此前所謂“中科院紀律檢查委員會已立案調查”的傳言是真，那么他們很快就要忙不迭地撤銷此案了，因為中南海的一連串批示已經傳達下來，把整個科學院弄得沸沸揚揚。現存檔案中的這份文件上，仍清晰地顯示出“中央傳閱”的專用圖章，表明當日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人全都讀過此文。胡耀邦、胡啟立、方毅三人的批示認為，陳春先的做法是完全對頭的，應予鼓勵。批示又說，陳春先帶頭開創了一種新局面，既可以較快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又可以讓一些確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批示還責成科技領導小組拿出具體的方針政策來。
一切隨之改變，輿論出現“一邊倒”的局面。《經濟日報》在要聞版上刊出一行標題：“研究員陳春先擴散新技術竟遭到阻撓，國務院領導同志說陳春先的做法完全對頭應予鼓勵。”在另外一篇報道中，記者聲稱經過詳盡調查，結果證明陳春先“未取分文報酬”，公司賬目也“沒有任何問題”。又斷言，羅織所謂經濟問題，“是為了阻撓新技術擴散試驗的正常進行”。在為陳春先雪洗冤情以後，媒體開始從更廣大的范圍來看待這個事件。一篇報道呼吁，給“科學上的二道販子”摘掉帽子。另一篇指出：“不能做改革的旁觀者。”記者還借用陳春先的話說，改革的阻力“來自某些人的思想僵化，來自束縛知識分子手腳的單位所有制”。有個名叫邱勵儉的人站出來為陳春先申辯。他是中國科學院合肥等離子體物理所副所長，自稱和陳春先一起工作多年，可以證明“他是很有事業心的同志”，又說自己也打算像陳春先那樣干。在說了這么多話以後，編輯還嫌不夠，所以撰寫一條評論，號召全中國的領導機關和人事部門，都來看一看有沒有“打擊陳春先”之類的事件。“要是有的話，要毫不手軟地揭發出來，加以解決。”
記者、作家、學者、官員，聯合在一起，為中關村提供了一個受迫害的英雄。清算冤假錯案的年代剛剛過去，一提到“迫害”二字，整個國家都會有一種強烈的厭惡，讓人們想起痛苦的過去。中國科學院的高墻深院現在再也無法保持寧靜。報紙成了弱者的武器。大家復印無數，爭相傳閱。有個人情不自禁，給經濟日報編輯部打電話說：“你們的報道攪動了科技界的一潭死水。”如果這話帶著一點夸張情緒，那么下面這個情節顯然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在當時享有盛名的作家，黃宗英，這一日在街頭閑逛，買下一包花生米，不經意間看到包裝紙上的一行字，立即被吸引了。她把花生倒將出去，攤開紙，結果就看到了陳春先的名字。“窗外，風號鶴唳，叩我心扉。”她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當時情形，“我從小時候就聽說過，中國和外國都有這樣的傳說：石頭的雕像變成了活人，當需要的時候大顯神通。我也聽過，有另一種，把活人變成石雕。”她的文章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是寫給陳春先的，開頭一句讀來就像一首頌歌——“你不應只是一座雕像”。
管惟炎的狼狽是可以想見的。報紙一邊不留情面地對他加以討伐，一邊又給了他一次辯白的機會，只不過顯得別有用心。這一回記者描述一次電話對談。根據記錄，電話是管惟炎主動打來的。管在電話里為自己辯解：“一直很重視科技成果的推廣，對陳春先的工作從來沒有不支持。”同時堅持認為“陳春先確實有經濟問題”。但是記者顯然已經失去對他的同情，只一個勁兒地追問“你們根據什么追查他的經濟問題”，令管惟炎語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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