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簡體書）

《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收錄了作者十余年來論及傳播與社會問題的大量傾心之作。這些論文不僅展現了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廣闊知識視野，更提供了一種將文化傳播放在“外部”社會權力關系中考察的理論路徑。通過討論“帝國時代”世界傳播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和中國媒介商業轉型的歷史困境，作者不僅在傳播研究中清晰地確立了“權力”與“社會”這兩個富有解釋力的柱心范疇而且用一種整體性的歷史視野覆蓋了全球化、主權、民主平等、公共性、多樣性等現代政治中最重娶的議題，《播音主持藝術11》昭示，一旦突破了尋求“內部”規律的“去政治化”窠臼，傳播研究將釋放出理解當代世界與中國問題的巨大潛力。在這個意義上，這部著作既剖析了媒介景觀背後的權力結構．也挑戰了當下傳播研究的典型知識癥侯。

趙月枝，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縉云縣，1984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同年考取公費留學資格，1996年獲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博士學位。1997年至2000年任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傳播系助理教授。2000年至今在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任教，現為該學院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全球媒體監測與分析實驗室主任。2009年受聘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是新聞學與傳播學名家論叢之一。

序言：我的跨國學術，我的跨國體驗第一編 理論視野第1章 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淵源、研究路徑和學術前沿趙月枝第2章 意識形態的再次終結合——後現代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概念第3章 國家、市場與社會：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分析的基本立場第二編 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第4章 挑戰主導敘事：海灣戰爭中的和平抗議與美國報章 的意見/社論話語第5章 道德改革的局限：論新聞客觀性與可持續性民主第6章 公共利益、民主與歐美廣播電視的新自由主義化第7章 全球電信危機和產業重組的困境：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一位美國學者的分析和警示第8章 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走向國家、資本和非政府組織力量的重新布局第9章 媒體全球化與民主化：悖論、矛盾與問題第三編　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傳播第10章　從商業化到集團化：中國報業在1980-1990年代的轉型第11章　中國電視：歷史、政治經濟與話語趙月枝郭鎮之第12章　有錢的、下崗的、犯法的：解讀1990年代中國的小報故事第13章　“入世”：全球化、強國夢與中國報刊關于wT0的話語第14章　中國傳播產業與“入世”：一種跨文化政治經濟學視角第15章　手機之後，是什么?中國“數字革命”的社會層面再認識第四編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第16章　一個世界峰會與一部中國電影：“信息社會”的多維景象第17章　文化產業、市場邏輯與文化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第18章　“向東看，往南走”：開拓後危機時代傳播研究新視野參考文獻後記

“相反地，那里是資產階級男人階層的操練場和最終的權力基礎，這個階層已經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普遍階級’并準備聲稱由他們進行統治的合適性”（1992：114）。所以，對特定的公民社會文化和與之相關的公共領域的闡述必然牽涉到資產階級的階級形成過程。在中國，如上文提到的媒體對“郎咸平風波”的報道所昭示，在市場秩序的建立中，一部分工人不僅在物質上被剝奪了，而且被排斥在媒體話語之外。郎咸平只有一位，而抗爭產權改革的工人成千上萬，甚至有商業化媒體本應樂于報道的“新聞事件”和相關有“新聞價值”的資料，為什么有“郎咸平風波”，而沒有有關“工人階級反私有化風暴”的報道，哪怕是十分“客觀”的報道？這難道是可以被任何有心構建中國傳媒與“公民社會”互動和市場化與民主化關系的學者所忽略的嗎？如此形成的“公民社會”，如汪暉（2006）所言，不可能提供任何民主的前提，原因很簡單：以剝奪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利為前提的這一所謂“市民社會”只能是新型社會專制的歷史基礎。在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革命後的社會改造，工人階級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通過把這個階層重新打入“弱勢群體”來營造所謂“市民社會”或“中產階級”的方式，等同于在對這個階級實行管制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造，其殘酷性是令人深思的。從歷史的角度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均存在導向專制主義的可能性；在當代條件下，經濟自由主義扭曲了中國現代經濟的歷史、壟斷了對于極權主義的論述，它所創造的是一種精心結構的思想專制。弗雷澤指出，新的歷史研究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排他性，而且注意到了它與其他公共群體，如民族主義公共群體、農民公共群體、精英女性公共群體和工人階級公共群體之間的沖突。這些被弗雷澤稱之為“底層反向公共群體”從一開始就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排他性規范相對立。所以，“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出現本來就不應孤立地僅僅被界定為反對專制主義和傳統權威的斗爭，而是……同時涉及到鉗制大眾的問題。公共領域一直是在沖突中被構建”（Fraser，1992：116，引用出于這個原因，人們不應該再假設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概念只是一個沒有實現的烏托邦式的理想，而應該認識到，它是從主要建立在對強權臣服基礎上的政治統治到建立以共識為基礎、以一定強制手段為補充的統治的歷史轉型的主要制度機制。盡管這樣，弗雷澤并沒有把公共領域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統治意識形態建構而完全摒棄，而是對哈貝馬斯概念中四個有問題的前提進行了質疑，并以此作為她建構“後資產階級”民主公共領域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