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簡體書）

艾愷教授序
我非常榮幸能為這本小書作序。
我想先說說我與梁漱溟先生兩人對談的因緣。
我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對梁先生的生平志業產生興趣，以他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在臺灣與香港收集相關資料，尋訪他的故友舊交。礙于當時中美政治局勢，我始終無法前往中國，親見我研究的對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頭一次有機會前往中國。在當時，一個美國人能到中國去，仍是極不尋常的異例。為什么我能成行呢？這是因為在尼克松總統訪中后，幾個中國代表團在1972年陸續來美，而我充當中文翻譯，起了溝通兩國的橋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時，我與內人才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可以造訪中國。當時，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個請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見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時機敏感，我并沒有如愿以償地拜見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最后的儒家》出版成書的同時，中國的政治起了巨大的變化。這波改革開放的潮流也改變了梁先生的生活。原本與夫人蝸居在狹小房間的梁先生，被政協安置到有部長樓之稱的22號樓，與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對門而居。有了舒適的房舍，梁先生認為比較適宜見客，便即刻想辦法與我聯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來電，電話那頭是一位高齡八旬的石老先生。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學生，剛從北京來美，受梁先生所托，捎來口訊，說是梁老已經知道《最后的儒家》出版了，希望可以與我見面。又過了幾個月，一天課后，有個中國學生突然來見我。他不久前才從北京來美與父親團圓。他拿著梁先生的聯絡地址，告訴我他舊日的鄰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見到我，看到我所出版關于他的著作。
我即刻將拙著寄給他，不久便獲得梁先生友善的回應，約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訪他。
1980年我到北京第一天，馬上便去尋找梁先生，他告訴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號樓來。第二天早上，我到梁家正式拜見，梁先生所有的親人都出現在那里，對于我的來訪相當鄭重其事。梁先生將我介紹給他的家人，我則送予他哈佛大學的紀念品，以及一幅他父親的遺作。經過種種波折，在這多年之后，我終于得以與梁先生，僅僅隔著一方小幾，相對而坐，開始對談。之后的兩周，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訪，請教梁先生。我將對話的內容錄音整理，后來收進梁先生的全集，現在又單獨出版成書。回顧兩人對談因緣，真是感慨萬千。
在我們的對談中，我透過梁先生理解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們密集談話的兩周里，頭兩三天梁先生多與我說關于佛家的想法，讓我很感疑惑，便問：“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開放棄佛家思想了嗎？”他說他都放棄也沒放棄，談到拙作的標題《最后的儒家》將他定位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時他也向我表示馬列主義的科學很好；當談到中國傳統文化，他亦贊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組織民盟而見到馬歇爾，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個好人，因為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那時我相當不解，一個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認同馬列思想又贊許基督教？后來終于想通了，這種可以融合多種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雖有許多辯論，但百家學者并不認為自己是特定的一家，比方說現在我們討論孟子與荀子，認為他們雖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惡，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當時，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認為自己是儒家。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學術分類，其實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論及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為諸子百家分門別派，而發明出來的體系。
我認為中國文化本就是個融合許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體，卻同時又喜歡分門別類的文化。只需留心便會發現，其實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融合各類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陸王，同為新儒家，雖然講義理心性，歧異很大，但他們的思想中都含有許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場與今古文經學上分踞兩極，但同樣都將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們個人的學思中。
這解釋了為什么對于受現代學術規范訓練的我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儒家，又是馬列信徒；但對梁先生來說，這完全不是問題。從這點看來，梁先生仍是一個相當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
依我淺見，先秦諸子雖然路線不同，但他們都共享一個宇宙觀，認為宇宙是一體而有機的，天地間的每個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關連，所以在這樣的宇宙觀里，沒有絕對的矛盾，只有相對的矛盾。這種宇宙觀，經歷數千年，仍深植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底層，是以各種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個人的思想里，運行不悖。
梁先生與我談話的內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請教20世紀初的人事。為何我不靜靜聽梁先生抒發他的想法，而要詢問他許多過去的交往呢？我是歷史研究者，自然會希望多多保存歷史資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個健在且頭腦清明的人，曾經親身經歷參與過這幾十年中國文化劇變，并且和許多重要知識分子相知相交過。他的回憶是寶貴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導談話，希望可以將這些獨一無二的經驗記錄下來。
像我這樣，等到傳記完成出書之后，作者才終于見到傳主，在中國近代史學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與梁先生談話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書最后加上一章，增補修定了原書的一些未竟之處，特別是他在“文革”期間受苦一節，由于我未能在書成前與他見面，也沒有相關記錄流通，所以不知悉細節，也無法載入書中，后來與他談話后才知道實情，補充在這最后一章里。大體來說，我并沒有在親見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結構與內容。與他談話之后，我發現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誠實地反映出他的觀感，未曾因為要順應時局而掩飾真心，所以我透過文字所見到的梁先生，與我后來實際上對談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雖無緣在書成前見到他，但透過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認識到梁先生的真實的性格與想法。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角度看來，我認為就算再過一百年，梁先生仍會在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單單是因為他獨特的思想，而是因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與許多20世紀的儒家信徒相比較起來，他更逼近傳統的儒者，確實地在生活中實踐他的思想，而非僅僅在學院中高談。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體現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理想，就這點而言，他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