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之後（貳）：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

《春雷之後——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序
冷戰與內戰造成兩岸分斷的構造

二戰結束前夕﹐以美蘇兩極為中心的世界冷戰態勢逐漸形成。及至到了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把世界東西冷戰推向最高峰。與韓戰爆發的同時﹐美國以軍事力量介入台灣海峽﹐中國在外力干涉下﹐兩岸分裂對峙﹐同族而相仇﹐形成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互相疊合的構造﹐深遠地影響了兩岸人民的命運。

在台灣﹐冷戰和內戰意識形態無限上綱﹐極端化的反共仇共意識和宣傳統治一切思維。台灣是“自由中國”﹐而大陸則是“匪區”﹑“共產中國”﹔台灣是“安和樂利”之土﹐大陸則“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台灣是反共﹑民主﹑自由世界之一員……大陸是“蘇俄赤色帝國主義集團”的一員……而對於兩岸分裂對峙的展望﹐一方面是“漢賊誓不兩立”﹐宣稱台灣在政治和主權上的“唯一正統”﹐一方面誓言以武裝“反攻大陸”﹑打敗“共匪”而完成“中華民國之統一”。

一九五○年後﹐這種冷戰加內戰的意識形態﹐是絕對性霸權表述和霸權意識形態﹐攖之者必遭獨裁政治的強壓而破身亡家。其結果是兩岸分斷構造之固定化和長期化﹐以及祖國統一論﹑統一方針論只允許國府的“勝共統一論”﹑“反攻大陸統一論”一家獨佔﹐不許有分號﹗



一九七○年的釣運舉起了第一面祖國統一論的旗幟

但一九七○年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一聲春雷﹐首先打破了這冷戰思維的霸權性。在冷戰年代﹐台灣的中國想像是“自由中國”﹑是“中華民國的正統”。有少數自由主義派雖然不滿蔣介石的獨裁與“不民主”﹐但基本上是反共﹑反大陸﹑親美的改良主義。台灣曾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間呼應大陸同一時期的“和平建國”﹑“民主改革”﹑“反對內戰”的民主運動﹐到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全島性白色恐怖時﹐台灣這一波民主運動在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及其後展開的“肅諜”行動的大逮捕﹑大屠殺中﹐徹底被鎮壓。於是光復後這第一波民主統一建國運動﹐被冷戰歷史所湮滅。

一九七○年的保釣運動不久發生左右分裂。其中的左翼﹐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間﹐突顯了在祖國分裂的當下﹐台北和北京對保衛釣魚島的方針完全不同﹕台北宣稱以美日反共同盟為重﹐視保釣運動為“敵人”的“統戰伎倆”﹐在北美橫加鎮壓﹔北京以釣魚島為中國神聖領土﹐誓死保衛。於是保釣左派首次提出了海外中國人“認同”北京的中國或“台北”的中國的課題﹐是為“認同運動”﹐即全面再思冷戰歷史下的中國想像的劃時代的運動。

“認同運動”很快在同一時期向祖國統一運動飛躍﹐於是進入了保釣運動和統一運動並舉的新階段。一九七一年八月布朗大學的美東討論會和九月安娜堡的國是大會﹐正式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一九五○年在新帝國主義干涉下中國民族分裂對峙以來﹐第一個由海外愛國主義運動正式提克服民族分裂構造﹐並呼喚民族的團結的先聲。一直到今天﹐民族統一的言論與行動不曾中斷﹐至最近的二○○五年三月《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我們的民族統一運動又進入新的階段。但歷史不會忘記﹐海外的統一運動是釣運﹐早在一九七一年開始提出的。

民族統一運動的提出﹐自然涉及民族統一的具體方略﹐一九七三年﹐釣運中以《橋刊》和《野草》為喉舌的中間派提出了並得到左翼支持的國共第三次和談的呼籲﹐要求國共雙方主要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尋求祖國統一的方策。前文說過﹐國民黨在宣傳上只講“勝共統一”﹐只講“消滅共匪統一”﹐把國共兩次和談的歷史徹底妖魔化﹐渲染成中共以和談搞“統戰”和“欺騙”﹐把國民黨在大陸內戰失敗的責任﹐全推給了中共的“和談”宣傳。國共再和談之說﹐成了戒嚴體制下台灣的大忌。

然而﹐事隔三十年﹐海峽兩岸的對峙成為全球矚目的戰爭危險區。大陸基本上在堅決反對台獨基礎上﹐表示盡一切力量促成兩岸和平談判﹐在“兩岸均屬一中”原則上完成祖國的完全統一。這項政策﹐相應於中國綜合國力之日升﹐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支持。



對“台獨”運動和理論的批判

講民族統一﹐倡國共第三次和談﹐當然就反對當時以北美洲為中心的所謂“台獨”運動﹐這是理有必至的。保釣運動中一開始就觸及反“獨”﹐從文獻上看﹐一九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都有研究和反對“台獨”的評論﹑理論文章。和統一運動合起來看﹐以今日的語言說﹐釣運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反獨促統”的大義﹐這是至今都有重要歷史和現實意義的思潮。一九七一年到七五年的“反獨促統”論主要以比較“自由”的北美為討論的場域。到了一九七六年﹐台灣遭逢一九五○年以來最大的外交危機﹕一九七二年﹐被逐出聯合國的台灣﹐面對一波又一波國際外交上許多國家與台斷交﹐改與北京建交的風波﹔尼克森﹑季辛吉先則秘密﹐繼則公開訪華﹐島內人心惶惶不安。在此背景下﹐台灣長老教會在戒嚴體制下發表《人權宣言》﹐力言台灣應進行民主化改革﹐並建立台灣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向美國訴求不要讓台灣被“國際政治”出賣﹐並保護推動《人權宣言》的相關牧師不受國府鎮壓。美國國務院公然以信函保證保護“台獨”牧師。

一九七八年﹐台灣《夏潮》雜誌披露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事件﹐同時由陳映真﹑王曉波寫文章批評長老教會充當分裂主義急先鋒。長老教會與島內台獨勢力相結合的問題﹐至今更為明顯。一九七八年的論爭場域主要在台灣﹐美國釣運也寫了不少文章支援。今天的長老教會﹐已成島內“深綠”﹑“急獨”的宗教勢力﹐問題和矛盾依然存在。一九七八年島內外批判長老教會“台獨”的鬥爭﹐至今仍有先驅性的意義。



重新見證和認識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運動

台灣長老教會的“人權”論﹐不及於主張統一和左派人士的“人權”。對於一九七四年的台大哲學系肅清事件﹑一九六八年的陳玉璽被台日特務聯合綁架回台受審的監禁事件﹑一九七六年陳明忠被捕拷問判刑事件﹑一九八○年留美學生葉島蕾被拘捕事件等﹐台灣長老教會的“人權”不聞不問﹐但卻受到北美釣運左派的聲援﹐從而掀起反對美蔣校園特務對釣運人士的監視﹑偵查的運動﹙一九七五～一九七六﹚。

海峽的民族對峙和極端化的片面反共宣傳﹐在釣運中崩潰。親訪親歷新中國﹐究明中國革命的真相﹐重新認識新中國﹐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蔚然成風。旅美著名的科學家﹑學者﹑詩人﹑作家如楊振寧﹑何炳棣﹑王浩﹑吳健雄﹑袁家騮﹑謝定裕﹑葉嘉瑩﹑於梨華等﹐以及釣運的學者﹑學生幹將紛紛回國參訪睽別多年的祖國。回美後將耳聞目睹巡迴放映幻燈片﹑做報告發表感想﹐把被冷戰宣傳妖魔化的祖國形象顛倒過來。

當然﹐也有個別觀察敏銳的人﹐在回國參訪中﹐察覺了中國革命走過彎路﹐隱藏著不幸的革命的暗部。他們的觀察不受容於當時滿腔火紅的革命派﹐也是容易理解的。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基本上承認了走過的彎路﹐存在的暗部﹐但在釣運內部卻一直沒有作過客觀﹑科學﹑公正﹑健康的總結﹐而釣運風潮則基本上隨文革的終結而雲淡風清……



釣運的文藝運動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民主民族運動中﹐總是伴隨著思想﹑文化和文學的啟蒙運動。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綻開了中國新文學運動﹔一九二○年代中期後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萌芽和發展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但出人意料的是為期不長的釣運中﹐竟也孕生了新的文藝運動﹙一九七三～一九七七﹚。

重新認識新中國運動﹐除表現為回國探訪—採訪—報告﹙報導﹚的形式﹐還有一個重要形式﹕﹙一﹚搜閱祖國三○年代左翼文學作品﹔﹙二﹚閱讀並自導﹑自排﹑自演三○年代的進步話劇﹐如曹禺的《日出》和《雷雨》﹔﹙三﹚新編新劇﹐或改編當代島內文學作品演出﹐以及﹙四﹚搜集一九四九年以來新中國的紀錄片和劇情片﹐在北美釣運團體間巡迴放映觀賞。《東方紅》﹑《創業》﹑《中國農村水電站》﹑《紅旗渠》﹑《毛澤東》﹑《周恩來》等等影視作品激起釣運嚮慕新中國的熱情。據資料﹐新創作劇有《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桂蓉媳婦》﹑《洪流》﹑《阿慶嫂》﹑《我愛夏日長》等﹔小說改編有《將軍族》。看得出釣運的文藝創作潛力之活潑。可惜在異鄉他國﹐運動不久退潮﹐釣運文藝的成果不免飄零了。

但是在釣運中﹐重讀台灣戰後文學而發為評論時﹐發表在一九七四年香港釣運刊物《抖擻》上的羅隆邁﹙現經《抖擻》創辦人證實為最近故世的小說家也是釣運的健將郭松棻﹚的〈談談台灣文學〉﹐直接影響了一九七七年當時尚未轉向於“台獨”的王拓所寫的鄉土文學論戰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

王拓在下列幾個論點上直接一字不易地抄用羅隆邁的文字﹕

——五○年代後台灣美援經濟使新興商人登上舞台。而昔日軍裝的日本軍閥如今易裝為平民商人﹐手提○○七公事包﹐進入台灣﹐進行經濟侵略﹐台灣乃淪為美日經濟殖民地﹐以廉價勞動獲致經濟成長。

——台灣社會經濟的新殖民地化﹐造成思想文化的全面西化﹐學舌“個人對集體﹑民主對專制”的二元對立論﹐盲目模仿西方﹐割斷反帝民族主義。

——批評台灣流行的艾略特﹑卡夫卡﹑奧登﹑卡繆﹑海明威這些“現代”派﹐實則他們無非是西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時期吟唱西方文化之輓歌的絕望的歌人。

——但在台灣新文學隊伍中﹐仍然有堅守他們生長的泥土及賴以生活之鄉土﹐在作品中反映了社會與生活﹐並以之為背景﹐襯托近代中國民族的坎坷……

除了以上直接抄引的部份﹐其他引用原意而改寫的也不少。但因時代背景特殊﹐雖王文沒有標明出處﹐今人也不便以為“剽竊”﹐因為註明引用香港左刊文字﹐在當時只有自找麻煩。而王拓引用以為對付壓迫鄉土文學的武器﹐是可以理解的。

釣運中評論台灣當代文學﹐評論“鄉土文學”的文章不少﹐但直接地易裝上場﹐直接成為王拓的“殖民經濟”論﹑現代主義批判論﹑現實主義文學論﹐參與了鄉土文學論爭者﹐只有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