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胤文集：博物館卷（簡體書）

《宋伯胤文集：博物館卷》主要內容是承南京博物院厚愛，將我60年來寫出的部分論述104篇續集問世，何其榮寵乃爾！我常對人說，我這一生只在一個地區（南京），一個崗位（博物院），只有一個雅號（寫作），僅此而已。就在這麼小的一塊天地，任我上下周圍躑躅，經過幾十年耕耘，終于有“可觀”之積。論其形式雖是以博物館學為主，但在學習、上下古今涉獵到有關博物館學方面卻知之甚少。我雖在北大瀆書時，舉辦過“五四史料展覽”和“北京大學校史展覽”，但對博物館和博物館學都知之淺薄。後來到了南京博物院，除了那本開宗明義第一本《博物館》之外，我一下就掉進了另一本全新的博物館學里。這有點像季羨林老師說的“讓人看了以後，眼前立即亮起來，白頭漁翁溘然冰釋，那麼回事。 溘然冰釋說得好，可是在博物院里，當時各種各樣的學習會，早晚學習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占用著工作時間，唯獨不見學博物館學。我想學，但從何處下手，因我在理論上一片空白，只能從歷史以及與博物館有過交往的人和事人手。不知什麼時候，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在北京擔任“小官”的幾樁事，從中得到啟發。并漫由此而想到國內幾位學人，如嚴智怡、林惠祥、王獻唐、楊鐘健、向達等學界耆老們對國內各省市博物館建設的宏論，此其一。其二，隨著國內文物界和世界各地博物館的交流日趨繁榮，我也有幸先後在蘇聯、南斯拉夫、荷蘭、墨西哥、日本以及我同的香港、臺灣去實地“取經”，特別是在墨西哥學習到金字塔文化及其各式各樣的博物館辦館之道，在我的一生巾堪稱是“世界博物館知識之最”。

宋伯胤（1921～2009年），陜兩耀縣人。194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同年到南京博物院工作，研究員。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中國博物館學會第一屆理事、江蘇省博物館學會名譽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51～1974年，先　後調查劍川石窟，西藏民族文物.蘇州　絲織業、造鐘手工業和公所等有關民族手工業和手工業組織；赴蘇聯調查民族　工作.赴墨西哥考察民族學博物館。從事田野考古，始，1952年的長沙發掘；之後在六朝陵墓、新沂花廳村新石器遺　塒等參加考古發掘及調查工作.并找到南唐二陵遺址。80年代初。獨剖博物館　藏品分類“四部四項十進位分類法” 被日本學界譽為“宋氏分類法“。曾在　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講授博物館學，任特聘教授。從事博物館：作60年，撰寫《博物館人叢語》、《宋伯胤說陶瓷》、《宋伯胤說紫砂》等專著11部.合著3部，發表學術文章276篇，涉　及博物館學研究、古陶瓷研究、紫砂陶　研究、茶文化研究等。

為集中展示南京博物院幾代學人的學術研究成果，體現研究與服務相結合的學術理念，南京博物院特別編纂了《南京博物院學人叢書》、系統整理先輩和當代學人的學術論著，介紹他們的治學方法和研究成果，使之作為系統的歷史文獻資料保存且傳承下去，成為後學汲取學術營養并獲得靈感的重要源泉。同時，真誠希望青年學人能傳承學術薪火，堅持良好的學術風氣，促進相關工作的不斷開展，探索一條新時期可持續的學術途徑。所以，《南京博物院學人叢書》不僅是優秀的學術資源，更是一種精神資源；編纂的過程不僅是對歷吏文化積淀的整理，也是對南京博物院學術精神的弘揚。無論從文獻價值還是從學術傳承肴眼，作為_--項系統的文化工程，《南京博物院學人叢書》隨著時間的推移必將會成為激勵後來者不斷前進的動力。

凡例總序自序博物館學研究博物館學的研究對象關于博物館管理的思考著意博物館學的研究一祝賀《文博》創刊10周年“我們非常需要博物館論博物館藏品編目——為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作論博物館藏品分類——兼述“四部四項十進位分類法試論陳列本質及其目的性——為王振鐸先生從事博物館工作50年作論陳列的本質試論歷史陳列要素對博物館陳列工作的再認識博物館建筑二題——提兩個供博物館建設者選擇的觀點博物館與學校教育——兼論博物館專業的學制和課程博物館需要心理學淺談實物材料與實物教育中國博物館的歷史足跡從“掌書名于四方”做起——舊中國博物館篇目索引南通博物苑品目序博物館文物保管員的一天對文化人類學博物館的構思交通、理解、比較研究對蘇州城市博物館群體的構思——為蘇州博物館建館30周年作當蘇州絲綢博物館建成之際十年樹木意在“立人——為蘇州絲綢博物館建館10周年大慶作試論南通紡織博物館總體設計思想歷史博物館與科技史保護文化遺產：遺址博物館的根本——為西安半坡博物館建館40周年作對專業博物館的構思——從鐘表博物館說起對建立鐘表博物館的構思來自華西的奉獻——四川大學博物館剪影走向新世紀：耀州窯博物館從文化人類學看博物館材料大書與小書——為《遺址博物館學概論》出版作博物館人與事與世界博物館溝通的記錄——博物館史事與人物之張謇與南通博物苑——博物館史事與人物之二蔡元培的博物館觀——博物館史事與人物之三魯迅與博物館事業——博物館史事與人物之四究心民族文物第一人——嚴智怡——博物館史事與人物之五……

博物館其所以開展或組織這些活動，雖然是以實物材料為主，但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顯示館藏的豐富或珍貴，主要還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和人的需要。博物館所進行的上述的種種活動的目的都是在創造一個機會，讓人民群眾能夠接觸到這些具有形象教育功能的實物材料，從而使人獲得知識，啟發思考，得到信息，博物館也隨之發揮了應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廣大的觀眾就必然成為博物館實現社會教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假設舉辦一個展覽會，展品是十分豐富的，十分美好的，但沒有一個人來參觀，這樣好的展品能發揮什么作用呢？60年代以來，在西方文學研究領域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方法論，即是“接觸理論”，又稱“接受研究”或“接受美學”?。它的主要論點是文學作品是為讀者的閱讀而創造的。它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只有在閱讀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用接受美學的表述方式，即一部作品的發生史結束之後，進入接受過程（或影響）之前，還不能算是最後的完成。例如一部小說，在未經讀者閱讀之前，只不過是一疊印著鉛字經過裝幀的紙張。又像一部電影在與觀眾發生關系之前，只不過是一堆正片膠卷。一座存放在博物館庫房里的雕像，只不過是具有某種形態的石頭、木頭、金屬等。用蘇聯學者梅拉赫的話來說藝術作品的生命始于它成為社會人意識中的事實之時，始于它與人的世界觀和審美標準發生關系之時。因此，他們認為：“作品在接受活動中被稱為客體，讀者被稱為主體，兩者的辯證關系是：當讀者閱讀一部作品時，他是作品的駕馭者。閱讀的過程，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讀者變革自身的過程，也就是受作品潛在功能影響的過程。”這樣的“變革”正如蘇聯建國初期杰出的心理學家列·謝·維戈茨基在其名著《藝術心理學》中說的聽音樂的例子，他引用托爾斯泰的話說：“音樂使我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我此時此地的處境，它把我帶到了另一個不是我的處境中去。我覺得在音樂的影響下，我感覺到了我實際上沒有感覺到的東西，理解到了我所沒有理解的東西，做我們不能做的事。”博物館的展品和音樂雖是兩回事，但它們本身都具有感染社會，感染每一個與它們接觸的人的力量，則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