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農場(譯文‧名著文庫‧066‧第七輯)（簡體書）

喬治·奧威爾（1903-1950），英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著名的英語文體家。《動物農場》是奧威爾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是一則入木三分的反烏托的政治諷喻寓言。 農場的一群動物成功地進行了一場“革命”，將壓榨他們的人類東家趕出農場，建立起一個平等的動物社會。然而，動物領袖，那些聰明的豬們最終卻篡奪了革命的果實，成為比人類東家更加獨裁和極權的統治者。“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有論家如是說。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是英國人，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當時，他的父親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家屬于“中產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產家庭”。 1904年，由母親帶他先回到了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伙子們》。14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并獲取了獎學金。但早在小學時期，他就飽嘗了被富家子弟歧視的苦澀，從他后來的回顧中可以看出，憑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靈，這時已經對不平等有了初步的體驗。 1921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后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饑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扎，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于1927年辭了職，并在后來寫下了《絞刑》（A Hanging,1931年，此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歷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了用行動來表示懺悔，也為了自我教育，他從1928年1月回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盡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并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了關于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了“喬治·奧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出現，開始了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系于無產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向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于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1936年，有一位進步出版商聘請一位屬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克郡）對工人的窮困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并參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記述了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出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斗。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后來成為關于這場內戰的一個權威性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后竟失敗了。沒有死于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后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創作。 他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莊園》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于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么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