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桂冠：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當代名家8

本書是一本評介、研究百多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及其獲獎作家作品的專著，作者直接引證不少在中文媒體鮮為人知的瑞典文第一手資料，在對獲獎作品進行廣泛研究的基礎上，以跨學科透視的眼光，鳥瞰文學獎頒發一百年以來的景觀，探索諾獎評選的標準，勾勒以諾獎為代表的世界文學的發展，追溯文學發展現代主要的社會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哲學思潮的密切聯繫。
本書從各個不同角度對獎得主加以概括評述的同時，也力求對某些重要作家創作道路及其文學作品進行微視剖析。全書力求雅俗共賞，兼具知識性、學術性和可讀性。

傳正明
一九八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現居瑞典。
主要出物有譯著《古希臘諧劇藝術》(英譯漢，北京大學，1988年)、編譯現代西方悲劇理論譯文集《悲劇：秋天的神話》、《諧劇：春天的神話》(與程朝翔合編，國戲劇出版社，1992年)；編譯《國外精神分析學文藝批評集萃》(與李思孝合編，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論著《在波蘭的廢墟上—辛波絲卡的詩歌藝術與文化道統》(文人藝術出版社，1998年)；此外有散見於中國大陸、台灣和海外報刊雜誌的文學論文)。

平心靜氣看諾獎 知名旅美作家 韓秀
每年十月前後，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有那麼一段時間的評估、猜測、盼望、驚喜、意外、失落，甚至困惑與怨懟。圍繞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眾聲喧嘩，莫衷一是，有著一番熱鬧。
二○○九年的十月與往年一樣，諾獎頒發之後，馬上出現了許多聲音，有人喜，有人怒。針對德國作家何塔‧慕勒獲獎一事最主要的批評是這位作家的「名不見經傳」以及諾獎評委的「歐洲中心主義」。
對於所謂「名不見經傳」的說法，我常常覺得是批評者自己閱讀的範圍不夠廣闊所致。事實上，世界文壇不但寬廣無比而且深不可測，每一位讀者能夠涉獵的範圍是非常有限的。不出所料，十月八日頒獎，十月九日，來自中國大陸定居瑞典的學人傅正明先生便在台北《中國時報》發表評論文章，題為〈被放逐者的景觀〉。傅先生告訴我們，瑞典學院新任常務秘書恩隆德 ( Peter Englund ) 以瑞典語、英語、德語宣布這個獎項的得主，「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德國作家慕勒，她以詩歌的凝鍊和散文的直率描繪了被放逐者的景觀。」傅先生更在文章中指出，「慕勒作品早就在瑞典有廣泛影響，她是瑞典批評家多年來始終看好的熱門人選，作品描繪羅馬尼亞專制體制對人性的摧殘以及知識分子的流亡。」
果然，這樣一位作家並非「名不見經傳」。
長久以來，我對傅先生的文學意見有著相當的信任，究其原因，不但因為文學理論是他的專業，可謂科班出身；不但因為他居住瑞典，精通瑞典語文，無需翻譯便可以直接閱讀原文資訊；更重要的是，傅先生秉持豐富的學養，深入細緻的蒐集與分析研判巨大數量的資料，在二○○四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百年桂冠》，對於一百年來 (1901~2003) 諾貝爾文學獎的方方面面作了詳盡、客觀、專業的評說。這本書，在華文世界裡是絕無僅有的寶典。這本書教給讀者，什麼是諾貝爾文學獎，它是怎樣產生的，它有著怎樣的意義，甚至，它的得與失。看過這本書，讀者自然平心靜氣，每年諾獎頒佈之時都會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因此，最近五年來，我總會在九月份重讀這本書的部份論述，靠著這本書的指引，懷著愉悅的心情，迎接每年十月從瑞典發出的對一位書寫者的肯定。常常是不熟悉的作者、不熟悉的書籍，於是就有了一種動力，去閱讀那些未曾讀過的書籍，去探索一個新的領域，收穫自然是可以期待的。
發明黃色炸藥的諾貝爾先生 ( Alfred B. Nobel )遵從父命成為一位殷實的工業家，但是他的人生夢想卻是文學，他甚至曾經立志要成為一名寫手。他也曾在巴黎結識包括雨果和福樓拜在內的優秀作家。他在一八九五年最後一次立遺囑的時候，在物理、化學、生物、和平的獎項以外，增添了文學獎，他提出的獎掖要求極為簡短，「最佳的理想傾向的作品」。
傅先生解釋諾貝爾增設文學獎的原因，「要想造福人類，光靠科學難以奏效，必須有人文精神的補充，甚至科學也必須有人文主義的引領。」深邃複雜的歐洲人文精神又可以被歸納為「馴化野蠻，陶冶愛心。」這樣的八個字。以這樣的尺度來衡量，今年慕勒的獲獎，可謂實至名歸。
然而，每年從如此寬廣的文學之海選擇出一位符合諾貝爾獎掖條件的作家，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鑒於評委們受到語言與文化方面的限制，鑒於多種語文的文學作品少有翻譯成瑞典文，甚至少有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的，所以，歐洲作家較有機會獲選在很長的時間裡成為事實。瑞典學院也坦承他們確實有著這個方面的遺憾。據傅先生的研究，自一九八○年以來，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波蘭裔美國詩人米沃什、哥倫比亞小說家馬奎斯、奈及利亞詩人索因卡、俄裔美國詩人布羅茨基、埃及小說家馬爾福茲、墨西哥詩人帕斯、南非小說家戈迪默、千里達詩人瓦爾克特、美國小說家莫里森、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華裔法國作家高行健、印裔英國小說家奈波爾、南非小說家柯慈，以及二○○六年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的獲獎便是例証。
事實上，評選過程中最為困難的部分還不是語言的隔閡與文化的藩籬，而是對諾貝爾遺囑的理解與切實的執行。評委們學富五車，又有許多極富資格的學者專家熱情推薦審慎提名，找到當年的最佳人選卻還是困難重重。在由「理想傾向」衍生出的「道德價值參照系」，考慮哪位作家哪部作品真正能夠為人類帶來福祉，與由選取「最佳作品」衍生出的對「實驗性藝術」的青睞之間，孰輕孰重，如何取捨便成為關鍵。於是便出現疏漏。
幾乎沒有人不同意，托爾斯泰、易卜生、斯特林堡、左拉、哈代、喬伊斯、馬克‧吐溫、契柯夫、佛洛伊德諸君的沒有獲獎是百年諾獎的巨大疏漏。但是，沒有什麼損失吧？他們活在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裡，他們的作品被莊嚴地陳列在經典文學的書架上。現如今，誰會懷疑心理分析對文學的深遠影響？但是，一九三六年慧眼獨具的羅曼‧羅蘭提名佛洛伊德的時候，當時的評委甚至認為羅曼‧羅蘭找錯了門，「認為佛洛伊德對人類的價值應當由醫學權威去鑑定」。然而，今天，早已沒有人否認文學便是人學的真理。
無論如何，諾獎仍然意義深遠，海明威、艾略特、福克納、托瑪斯‧曼、貝克特、卡繆、紀德、史坦貝克、羅曼‧羅蘭、蕭伯納、泰戈爾、索忍尼辛、葛拉斯諸君的獲獎確確實實讓人們對諾獎滿心感激。這些輝煌的名字深入人心。這些文學的良心這些語言的巨匠對人類的貢獻無可比擬。他們引領著一代又一代人走向光明。
那麼，將來有可能獲選的人們又有哪些呢？據傅先生的分析，尼日利亞作家歐克里、阿契貝、敘利亞/黎巴嫩詩人阿多尼斯、加拿大小說家孟若、以色列作家奧茲、新西蘭小說家弗雷姆、阿爾巴尼亞小說家卡達雷、瑞典詩人湯斯托墨、韓國詩人高銀、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中國小說家李銳、鄭義都在評議中。多次被提名的美國小說家梅勒與厄普戴克已經故去，小說家品欽、詩人亞希貝里、黃翔都在評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