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1977年,筆者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開授「墨子」課程。1984年,韋政通先生為他與傅偉勳先生主編的「世界哲學家叢書」,要我撰寫一本《墨子》,我欣然同意。因為我研究墨子,教授墨子,也應該寫寫墨子,才算稱職。也想趁這次機會,將平時研究的心得作一次整理。
西洋傳統的說法,哲學可分三大部門,第一是形上學:其中又分本體論(終極存在、時空、心物等問題)及宇宙論(世界的變化是有目的的、或機械的、或意志決定的)。第二是知識論:知識的來源、能力、本質、種類、標準等。邏輯和心理學原來也隸屬此一部門。第三是價值論:道德哲學或倫理學、社會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藝術哲學或美學、歷史哲學等等,都包括在這一部門。西方傳統哲學家的理論系統,大多涵蓋這三大部門。反觀先秦諸子,孔、孟的思想,幾乎全部集中在社會、政治、倫理等價值論方面。荀子的思想系統,除了這些之外,雖有知識論的探討,但沒有論及形上學。老、莊的思想,從形上學推衍到社會、政治、人生等價值論的探討,卻因反智而否定知識。韓非的思想系統,除了應用老子的形上學作為政治的手段,以及幾段有關知識論的文字以外,幾乎全心集中在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發揮。只有墨子的思想最為廣博,它包括形上學、知識論和價值論。另外,墨子還探討物理學、數學、邏輯、天文學、軍事之學等科學知識。先秦諸子之中,墨子是最類似西方標準的哲學家。因此,筆者採用西洋哲學的方式,第二章到第四章,撰寫墨子的宇宙論、知識論和方法論。從這三章可以看出,墨子的理論與西洋許多哲學家的見解相同。尤其方法論中的名實原理,已涉及二十世紀新興的語意學和語言哲學。墨子的「察名實之理」,對語言的意義、指稱、使用及三者關係的看法,與弗列格(G. Frege)、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及當代英國牛津學派的觀點非常吻合。這是前人未曾討論,而尚待繼續開發的墨學精華。這三章的處理是基於一個認定,就是現存《墨子》五十三篇乃「墨子的一家之言」。
有些學者研究墨子,任意割裂《墨子》書,像胡適認為〈親士〉到〈三辯〉七篇皆後人「假造」的,梁啟超也說前三篇是「偽託」。李紹崑教授則以為這七篇是「墨子早期的作品」,他說〈親士〉篇是墨學的序論,是〈兼愛〉篇的張本,並非孫詒讓所說的〈尚賢〉篇的餘論。蘇時學、朱希祖等人主張〈備城門〉以下十一篇不是墨子的著作。李教授則認為這十一篇專講國防守禦的軍事之學,「都是墨子晚期的指示,是弟子們的記述。」(李紹崑《墨學十講》)筆者認為李教授的說法很可信。纏訟最甚的是,〈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六篇。胡適稱這六篇為墨辯,他說:「墨辯諸篇若不是惠施、公孫龍作的,一定是他們同時的人作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頁187)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及《中國哲學史新編》一致認為:這六篇是「後期墨家」的作品。胡適和馮友蘭同樣主張墨子不是這六篇的作者,由於他們是早期中國哲學史的權威,海內外不少墨子專家都受他們的誤導而不自知。所幸,留歐的大陸學者詹劍峰和臺灣師範大學李漁叔教授,他們先後提出專論,一一糾譑胡、馮兩人的大膽假設。1956年,詹劍峰教授提出一篇長達六十六頁的專文:〈讀墨餘論〉(詹著《墨家的形式邏輯》附錄)批駁汪中、孫詒讓、胡適、馮友蘭、侯外廬、方授楚等人的錯誤觀點。他駁斥所謂「後期墨家」,和所謂「墨經非墨子所著」的說法,並肯定的提出四大證據,證明墨子真正是《墨經》的原作者。他說:「《墨經》大體是墨子自著,但其中不無墨家後學增益和引申的部分。」1968年,李漁叔教授出版他的〈墨經真偽考〉(李漁叔《墨辯新注》附錄),指出堅白論的起源在孔子、老子之前,並非公孫龍的創始或專屬品;名、墨兩家堅白論的差異;及《公孫龍子》抄《墨經》詞句而後再駁《墨經》,因而斷定《墨經》較早出現。以此推翻胡適的說法。他的結論是:「《墨經》上下四篇,當為墨子自著,或至少亦係及門弟子親承講授者所紀錄而成。」詹、李二氏的論據非常堅實。然而,目前學術界仍有人相信:《墨經》不是墨子的著作。學術研究固然不能無疑,但縱觀懷疑者的論點,不是臆測之言,就是想當然耳之辭,不能服人。筆者認為,在找不到確證(如地下物)之前,應將《墨子》這本書視為墨子思想的整體,進行研究。這是本書的立場。
一般研究墨子的著作,大多將十論分為宗教思想、政治思想、社會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等等,來做處理。本書不採用這種方式。因為〈魯問〉篇記載墨子的一段話說: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
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
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
國家?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
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
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
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從這裏可以看出,十論是墨子全面的治國理論,墨子把它分成五組,各有其對治的急迫性,所以說:「擇務而從事焉」。本書依墨子思想系統的先後,將這五組重排順序為:天志明鬼;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樂非命。把它放在第五章到第九章,分別探討,指出各組對治時弊的需要性,並論及墨子的宗教、政治、倫理、經濟及人生哲學。筆者認為如此安排,比較符合墨子的原意。此外,也將歷來爭議性的問題如:「兼愛是不是無父?」「兼愛是不是在袪除人的自私心?」「非樂是不是反對音樂?」「墨子懂不懂音樂?」等等,置於有關章節之中,詳加討論,提供給讀者另一個思考空間。
所謂經典,應該是不同的時代可以讀出不同的意義。《墨子》就是這樣的一部經典著作。而一位經典的研究者(詮釋者)不但要有闡明觀念的能力,批判觀念的能力,還須具有時代的眼光,轉化應用觀念的能力,其研究成果才可能使經典古為今用,不僅僅限於歷史意義。基於這種認識,筆者嘗試將墨子的治國理論,轉化應用於企業管理,寫成:〈墨子的管理思想〉作為附錄。其中將貴義、兼愛詮釋為「義利合一,彼此互惠」,用之於企業,可以滿足彼此的自私,兼顧彼此的利益,解決彼此的需要,最符合人性的管理。指出貴義、兼愛可當作企業的經營理念或最高目標,也可作為企業倫理的原則,可以提升管理品質,塑造優良的企業文化,達成企業的永續經營。也說明管理者的風範及知人善任的方法。1987年,筆者在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夜間部大五,及高級經理班(學生多公司經理、總經理或董事長)開授「中國管理思想」課程。其中「墨子的管理思想」,最受學生們的喜愛。選修人數逐年增加,最多曾達一百四十名。他們畢業後回來說:「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使我獲益良多,同事喜歡我,老闆相信我,許多同學都獲得升遷。我們都很感謝老師!」不少董事長、總經理說:「貴義、兼愛的精神,使我們的員工更和諧,公司的業績也不斷增加,我要請老師喝三杯。」學生的反應,令我欣慰,但更重要的是使我肯定:墨子的管理思想,的確可行,經得起事實的檢驗。
1989年,筆者於師大國文系、淡大企管系,同時開授「思想方法」課程,曾經自創一個思想方法論,即「層面整體動態觀」。這是一種顧及事物的層層面面而又回歸整體,並且注意時空因素的思考方法。世界上每件事情的發生,都關係到很多的層次和方面,必須分層分面逐一觀察、分析,才能深入了解問題。而且單一事物只是宇宙人生整體中的一小部分,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往往又牽連不可分割。所以解決問題時必須顧及整體,也就是要把部分回歸整體通盤考慮,以免顧此失彼。而事情的發生是動態的,就是說事情是在時、空之中形成的。不同的時、空,就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作法,因此思考問題務必同時顧到時間和空間的因素,才能看得準,行得通。愛因斯坦在思考宇宙現象時正是加上了時間因素,才發明了偉大的相對論。本書的寫作,就是運用「層面整體動態觀」這一方法,進行研討的。如「尊天事鬼」,唯物論者認為迷信和落伍,但從人性層面看,唯物論的觀點乃無視於人類心靈的需要。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世界各地到處建教堂、蓋廟宇,到處有宗教信仰活動,怎能要求墨子時代的人不要信仰?何況尊天事鬼的主旨,是要人順從天意,兼相愛交相利。把它視為高度精神性的信仰,有利而無害。又如「非樂」,大多數學者把「非樂」解為反對音樂,更批評墨子生命氣質乾枯,不知樂教的價值。這是望文生義,不求甚解,卻訴之人身攻擊。其實「非樂」是反對統治者奢侈享樂(音樂只是其中之一),而不顧人民的死活。從經濟方面看,老百姓「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王公大人卻依然「虧奪民衣食之財」,淫溢康樂,所以墨子才站在人民的立場,針對統治者提出「節用」、「非樂」的主張。另從教育背景考察,墨子是魯國人,自然受到周文化的薰陶,何況他「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豈有不知音樂教化之理?再如「兼愛」,一般學者都從社會、政治的層面去研究,但更根本的說,兼愛是倫理思想,加上時、空因素作思考,可將兼愛思想「創造的詮釋」為當今的企業管理思想。本書末章〈墨子的現代意義〉,也是考慮時、空因素下的產物,因為研讀古籍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能採擷古人思想的精華,幫助現代人生活得更好。
本書有些章節曾經發表過:〈墨子的現代意義〉,於1992年山東省滕州市,首屆墨學國際研討會上宣讀。〈貴義、兼愛與企業最高目標〉,於1994年山東大學,二屆墨學國際研討會上宣讀。〈貴義、兼愛與企業倫理〉,於1994年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紀念程旨雲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墨子和《墨子》書〉、〈墨子的宇宙論〉、〈墨子的方法論〉、〈管理者的風範〉,分別發表於臺灣師大《教學與研究》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期。〈墨子的知識論〉,發表於臺灣師大《中國學術年刊》第十三期。這些章節收入本書,已多少作了修正。
筆者教授「墨子」課程十三年,撰寫本書也花了十年的時間,雖然用盡了心力,但墨學廣博,文字古奧,加上個人的能力有限,本書僅及於哲學部分。至於墨子的文學、科學、軍事之學,尚待開發,但願有志之士加入研究墨學的行列,共同來發揚墨子的偉大思想。
本書的完成,得自許多人的幫助。首先是我的岳丈賴添松先生,他花了好幾年的功夫,為我翻譯日本講談社出版的三本日文專著:山崎正一、市川浩合編的《現代哲學事典》;清水幾太郎編的《現代思想事典》;竹內靖雄著的《正義與嫉妒的經濟學》。兩篇論文:盛田昭夫的〈危險的日本型經營〉;黑川紀章的〈被誤解的共生論議〉。透過這些譯文,讓我接觸不少新的觀念。其次是中國思想史專家韋政通教授,為我從大陸帶回詹劍峰著的《墨子的哲學與科學》;空中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沈謙教授,為我從香港買回詹劍峰著的《墨家的形式邏輯》;美國愛丁堡大學李紹崑教授,借我方孝博著的《墨經中的數學和物理學》。這些一流的著作,讓我更清楚的看出墨子思想的許多精華。此外,韋政通先生和美國天普大學傅偉勳教授,時常給我激勵和關懷,使我增加信心和動力,寫完此書。還有我的學生陳蕙娟小姐,喜歡墨學,自動為我奔跑圖書館,找尋資料,整理資料,並提出寶貴意見,引發我的靈感,把許多問題處理得更好。沒有以上這些人的幫助,這本書不可能順利寫成。我實在衷心的感謝他們!也藉此祝福他們!最後要感謝三民書局的老闆劉振強先生!若非他的高瞻遠矚和容人的雅量,不可能讓我延遲八年之久才交稿。
王讚源 序於永和書齋
一九九六年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