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網路書店 / 搜尋結果

在本書《生活的悲劇與喜劇》中，伯納德特討論的是柏拉圖最繁難、也最具挑戰性的對話《斐勒布》。對這篇對話的傳統解讀認為，蘇格拉底肯定了善在於理智或心智而非身體的快樂。伯納德特質疑了這種觀點。他認為蘇格拉底並不想鼓吹一種與快樂和痛苦相隔絕、徹底的理智生活。相反，蘇格拉底為理智生活辯護的方式是，理智只有和快樂與痛苦相混合時，哲學生活——也就是唯一可能的人類生活才能登場。在這本書中，伯納德特首先給出了對柏拉

伯納德特對古希臘詩與哲學的論述，其涵蓋的範圍，幾乎無人能夠匹敵。儘管伯納德特像精通荷馬那樣精通希羅多德，像精通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那樣精通索福克勒斯，但他從不羞於縮窄自己的治學範圍，即便他對所解文本的論述已極其卓著。這裡所選的論文是伯納德特三十多年工作的結晶，其中有些文章是根據講座整理成文，在此第一次發表；其他一些曾經在其他書中出現過，但那些書早已絕版。我們一直認為，把這些文章集成一冊，不僅將使我們更有可能接近伯納德特的思想――在很多情況下，它們是對難解文本的最具啟發性的評注，而且，這也可以提供一種讓讀者進入伯納德特著作世界的有益方式。

蘇格拉底把一些東西與另一些東西聯繫起來，或者把一些東西與另一些東西分開，出其不意地迫使我們起而頓悟。《王制》就是一次形式分析，它之針對美、善和正義，是就這些東西對我們理解正義有所貢獻而言的。分析的程式是雙重的：把正義與其他東西並置，又把正義與其他東西分開。它既分隔又結合，然而分隔和結合使得任何論辯都不能平滑地前進，因為，正是論辯中出乎意料的斷裂和出乎意料的接合，構成了形式分析的行進路線。

伯納德特一生都孜孜不倦地致力於經典作品的解讀，古希臘的詩歌與哲學貫穿了他整個學術生涯。在撰寫完解析《伊利亞特》的博士論文四十年之後，他再次轉向荷馬，寫出《弓與琴》，以柏拉圖為路徑進入《奧德賽》，試圖以柏拉圖對話中展開的觀點審視荷馬史詩的情節發展，以此考察詩與哲的關係。伯納德特在《弓與琴》裡處理了很多主題，比如智慧在思想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聰慧的佩涅洛佩這位弱女子是怎樣利用智慧並忍受兒子的誤會拖住

雅典似乎一直滿腔熱情地投身於美，正如耶路撒冷滿腔熱情地獻身于正義；柏拉圖把各個種的自然稱作該種的形相；而形相有時也單獨指美之形式――這三點加在一起，可能會使人猜測柏拉圖之所以把美等同于諸在之在，乃是因為他錯把他所屬的那個民族的精神當成了事物的本質。美並非柏拉圖的最高原則，柏拉圖的最高原則是善，或善的型相，它高於在。蘇格拉底的無知最終止於美與善之間頗成問題的關係――美就是諸在之在，善則是那沒有它就沒有在或諸在的東西。假如柏拉圖不是首先思考他去往美的道路，而是單純作為希臘性的傳聲筒，這一關係不可能成為問題；而除非柏拉圖已經開始思考人們體現于日常用法中的關於美的共同意見，這一關係也不可能全面成為問題。《泰阿泰德》、《智術師》和《治邦者》不但在語言上、而且在主題上都由美聯繫在一起。 《美之在》一書中，伯納德特以《希琵阿斯前篇》作為引子，翻譯並注疏了柏拉圖的三篇對話――《泰阿泰德》、《智術師》、《治邦者》。解讀這三篇對話的目的在於提供一種閱讀方式，使人在閱讀柏拉圖時，面對那混合著蘇格拉底式和柏拉圖式反諷的迷宮，一旦意識到每一條似乎能領人走出這迷宮的線索――在人企圖去倚賴它時――都會突然斷掉時，還能站得穩而不致失衡。 美不僅僅是偶然性地與蘇格拉底的轉向相結合，而是本質性地屬￿這種轉向。其間的本質聯繫即在於此。蘇格拉底的轉向人類事務乃是把美從詩人們那裡奪走，並把美確立為一個哲學問題。

有些哲人臨終時最為掛念禮法，故柏拉圖寫了《法義》，施特勞斯寫了《柏拉圖〈法義〉中的論辯與情節》，伯納德特則寫了這部《發現存在者：柏拉圖的〈法義〉》。本書是伯納德特專門研究柏拉圖《法義》的著作，本書的首要意圖是，嘗試發掘《法義》被隱藏起來的存在者之學的維度，並解釋它為什麼被隱藏起來，以及它如何顯露出來。用伯納德特自己的話說：“希羅多德讓阿利昂在大海中央歌唱了一首νόμος［歌曲/禮法］，於是一隻海豚馱起阿利昂，拯救了他，讓他逃離了他那夥不守禮法的船員。哲學是雅典異邦人的歌曲，《法義》是他的海豚。”

1959年秋，施特勞斯在芝大開設“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課程，專講《會飲》。其弟子伯納德特後來把課堂錄音整理成文，據說凡錄音中不明之處都經施特勞斯本人確認過。然而，講稿只如一縷暗香，私底下在其門人中流傳，直到施特勞斯辭世30多年後才公開出版。2012年中譯本面世，中國讀者終於也能與這位教師面對面，正如他昔日開壇社教時坐在他面前的那些學生一樣。施特勞斯最精微的思想、最直接的表述、最幽深的洞見都在這裡。

施特勞斯的學問以復興蘇格拉底問題為基本取向。倡導回歸古典政治哲學，深刻影響了西方文教和學界的未來走向。“施特勞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勞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并選譯有學術水準的相關研究文獻。我們相信，按施特勞斯的學問方向培育自己，我們肯定不會輕易成為任何“主義”的教誨師，倒是難免走上艱難地思考中國文明傳統的思想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