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暴之巔：K2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

或許山並不在乎她們的性別，
但人類社會在乎。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meters山岳文學書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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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登凸顯的不光是危險，
更揭露在高海拔登山界中充斥性別歧視、
忽視基本尊重與自戀的情況。」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

自一九五三年美國登山隊的一名成員在K2罹難後，這座滿是岩石、冰、風暴與深淵的「殘暴之巔」名聲遠播，並逾半世紀未曾改變。在多數為男性的職業登山界，卻有五名女子先峰打破性別的藩籬，先後登上這座八千公尺高、幾乎隔絕所有生命體的「死亡地帶」。

這五名登山家分別是：
汪妲・魯特凱維奇（Wanda Rutkiewicz，一九四三－一九九二），一九八六年登上K2頂峰
莉莉安・巴哈德（Liliane Barrard，一九四八－一九八六），一九八六年從K2下撤時死亡
茱莉・特利斯（Julie Tullis，一九三九－一九八六），一九八六年從K2下撤時死亡
向黛兒・莫迪（Chantal Mauduit，一九六四－一九九八），一九九二年登上K2頂峰
艾莉森・哈葛利夫（Alison Hargreaves，一九六二－一九九五）一九九五年從K2下撤時死亡

一九九八年，一篇「最後一個活著離開K2的女人」逝世的文章，使得作者開始跟隨這些女性登山家的腳步來到K2。她迷戀上這陌異無情的高地，也好奇這些女性為何留下家人與孩子，選擇在死亡邊緣生活？在女兒、妻子、母親這些身分之外，如何克服社會觀感與體能的極限，在山上既要應付月事，還得和男性登山隊員、揹夫、嚮導與官員角力？

本書記錄這五名女性登山家與父權體制纏鬥不休的身影，同時也向後人展示她們對攀登與高山的熱切嚮往，以及獻出生命也不足為惜的決心。

在現代絕大多數的時光，「女性攀登者」是一個矛盾的修辭。女性是妻子、寡婦、妓女、皇親國戚或奴隸，幾乎毫無例外。但是在十八世紀晚期的某個時間點，有個女子在腰間繫條繩，在靴子上綁好爪狀的冰爪，爬上冰壁與陡峭的雪坡，對現狀宣戰。從最早在岩石和高山間探索的先鋒開始，女性就得在攀登過程中處理自己的性別與山嶺的難題。無論是穿著十幾公斤重的裙子攀爬多麼危險與令人厭惡，還是應付月事，或者和男性登山隊員、揹夫、嚮導與官員的權力角力，女人在攀登界的感受都與男人大相逕庭。

早期的海洋、沙漠、叢林、北極圈與山嶺探險家，幾乎清一色為男性，他們有自己的財富，因此能享有這種自由。在十八、十九與二十世紀初，少數財務與社會地位獨立的女子在探索日常生活狹窄的界線範圍之外時，會發現攀登格外困難。原因不僅在於男人只邀請其他男人嘗試攀登尚未有人登過的山，許多男性還譴責女性入侵非常陽剛的追求，好像女人的出現，會稀釋冒險的樂趣、危險與逃遁之喜。如果可以的話，早期的男性登山者想必會在山上立起「禁止女性進入」的牌子。

早期女性登山者也得面對來自倫敦、巴黎與波士頓等有教養的社會展現的抵抗與反感，當時很難接受女性把褲子或裙子縮短到小腿肚，繩子在身上綁得緊緊的去爬山，睡在山上，跟男人在一起。不僅如此，男人可以為了崇高的追求而冒性命危險，但是女性的「歸宿」是安全待在家中相夫教子，登山冒險簡直離經叛道。

但這些率先於岩石與冰之間探索的女子，不因為大環境的責難與輕視而退縮。一八○八年，出現第一位登上白朗峰的女性（Mont Blanc，雖然精疲力盡，幾乎功敗垂成，因此懇求同伴把她丟進最近的冰河裂隙，讓她一了百了）、一八七一年另一名登上馬特洪峰，最後在一九七五年，登上全球最雄偉的高峰─聖母峰。她們每次繫上登山繩，都得忍受質疑、小心眼的嫉妒與反控，更別提男性自認挑戰了人體忍耐力極限，但女性不讓鬚眉、達到相同成就時，這些男性會自覺受到挑戰，對她們反感。畢竟連女人都做得到的事，能有多危險？

其實危險極了，尤其是把眼光放在世界前幾高峰─十四座高於八千公尺的山。這些地方和噴射客機的巡航高度差不多，世上只有極少數人會呼吸到世界頂端的稀薄空氣，能在這經驗中活下來的人更少。攀登高海拔山脈是致命的娛樂，致死率比高空跳傘、賽車或低空跳傘多好幾倍。攀登某些高山的死亡率相當驚人，而在K2更是駭人。一名登山者綁好冰爪，想要登上K2時，就知道自己有四分之一的機率無法活著下山。四分之一。和這機率同樣糟糕的是，對女人而言，死亡機率更高。登上K2之頂的女子有六名，死亡的有五名（除了三名在下山時死亡之外，還有另外兩名在攻頂過程中死亡，沒能抵達山頂。）對女人來說，統計數字很小，但還是力量強大。總之，女人在K2的處境簡直是災難。

弔詭的是，雖然女性攀登K2時的經驗很糟，但在其他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死亡率卻比男性來得低。雖然關於海拔高度對女性身體影響的科學研究付之闕如，但從目前寥寥可數的資料來看，女性確實比男性登山者更經得起死亡地帶的考驗。近年研究顯示，男性與女性爬得愈高，男性一開始雖有肌肉量與力量大的優勢，但女性的耐力與適應稀薄空氣的能力較好，因而後來居上。女性不僅肺水腫的情況較少、基礎體重維持得較好，循環系統也更有效率，比較不會長凍瘡─也就是細胞形成冰晶，摧毀細胞結構，限制氧氣流動而導致感染。如果不治療，會很快發展成壞疽，最後就得截肢。有初步證據顯示，女性賀爾蒙有助於預防高海拔地區產生的致命影響，但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確認。

事實上，女性在喜馬拉雅山區的冒險中，存活率略大於男性。整個喜馬拉雅山區有三十一名女性死亡，占整體死亡人數的四．七％。不過，女性在所有攀登者中占了五．四％，因此存活率比男性高○．七％。在K2則是例外，女性占所有死亡人數將近一○％，在所有攀登人數中只占二．五％，因此女性在K2的死亡率比其他八千公尺以上高峰多出四倍。既然女性一般而言身體表現較男性為優，為什麼在K2會表現得這麼糟？如果山、天氣、地形與裝備對女性一視同仁，女性死亡率那麼高的關鍵因素是什麼？有些觀察者說，這些女人總共才六名，不足以提出任何定論。也有人指出，其中四名女子死去時也有男性罹難，因此性別無法視為死亡的因素。但許多人相信，以K2而言，男女之間有一項可量化的差異：經驗。從這觀點來看，這確實對女性起了關鍵作用：太快擴張自己的經驗極限，太早就前往八千公尺高峰中最惡名昭彰的一座。

男性攀登者年輕時，通常多在美洲、亞洲與歐洲的岩壁與冰壁「練功」，等經驗與財力允許，才前往喜馬拉雅山區，但前往K2的女性往往才剛踏上登山生涯。由於登上八千公尺高峰的女性人數很少，她們容易引起媒體興趣、談成合約，為高知名度的遠征募款。即使沒什麼經驗，女性也說自己真誠地想角逐八千公尺高峰的登頂者，並把這做為賣點——以K2的例子來說，身為來自美國、義大利、俄羅斯或任何地方第一位登上這山的女性，就能靠著提升國族榮耀賺取大量現金。到了那邊，多數女性便發現這座山及此處的天氣，超出自己的能力、力量或經驗能負荷，但這阻止不了她們嘗試。

一九五四年，義大利登山者里諾．萊斯德利（Lino Lacedelli，一九二五－二○○九）與阿奇里．柯帕戈諾尼（Achille Compagnoni，一九一四－二○○九）首度在K2插上第一支國旗時，人類已穿過這無情大地十七次以上，進行偵查、探險與攀登遠征。早期的一名領導先鋒，就是美國探險家范妮．布洛克．沃克曼（Fanny Bullock Workman，一八五九－一九二五）。

范妮．布洛克是個結實的女人，有張素樸的圓臉，威風凜凜的粗眉，出身麻州的望族，父親曾任麻州共和黨州長。范妮原本在家接受私人家教的教育，之後到巴黎與德勒斯登的養成學校就讀，因此能操流利的法語和德語，旅途中不必像許多美國人面對語言障礙。她回到家鄉，二十二歲時嫁給比她大十二歲的退休醫師威廉．沃克曼（William Workman）。在養大一名女兒之後，兩人決定於下半輩子探索伍斯特（Worcester）的親戚尚不知道的區域，為那些地方畫地圖。雖然范妮並未遵守在家參加社交茶會的傳統，她仍選擇罩著笨重衣物，穿著燙得整齊的白襯衫、厚重的裙子、厚厚的緊身褲，戴有面紗的帽子，走遍寺院遺跡、部落的泥造小屋。

范妮和威廉一學會如何騎乘早期登山車（這是一個世紀後的登山車原型），就探索伊比利半島，騎車穿越摩洛哥，從陸路前往阿爾及利亞，再從印度次大陸的一端騎到另一端。一八九九年，他們在喀喇崑崙山脈下的巨大冰河鼻放下腳踏車，開始徒步，探勘在參天峻嶺間的拜佛（Biafo）、巴托羅（Baltoro）、希斯帕（Hispar）與夏簡（Siachen）冰河。

等到他們來到釋迦山谷（Shigar Valley），范妮和威廉爬上了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呎（約五千九百三十公尺）的山頂，並把這裡稱為「布洛克．沃克曼山」。他們擺好姿勢，準備照相時，發現地平線有座冰封的金字塔屹立。

「我們沒料到會發現如此綿延不絕的宏闊之美，」她為《英國高山雜誌》（British Alpine Journal）撰文時寫道。「在東北邊，戈德溫－奧斯騰山是那麼壯闊，一片雲都沒有。」（早期探險家為K2 取的名稱是源自於亨利．哈佛森．戈德溫－奧斯騰〔Sir H. H. Godwin-Austen〕。他是一八六一年，第一位來到這座山三十二公里內的歐洲探險家。有些人慶幸這個殖民色彩濃厚的名稱並未保留下來，只有山腳下的冰河仍以他命名，而K2仍保留地圖測繪者簡單標示的名稱。）

那時是十九世紀末，一名女子正在欣賞世界第二高峰。從當時的文化常規來看，她或許是第一個。其實幾個世紀以來，游牧民族早就在尼泊爾與西藏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遊走，這山是他們心中的神山，女人當然也是這群游牧民族的一部分。但直到今天前往K2時，從最後一個村落仍得走上七天的路，在八十公里的冰河上走，途中危機四伏。此外，這趟旅程以前有文化限制，至今依然如此。有幾個世紀，伊斯蘭（以及之前的佛教）居民在喀喇崑崙山脈山麓過著貧瘠的生活，辛勞引入氾濫河水，灌溉田地。如果那些貧困的人民能有奢侈的空閒，或許會攀登較矮的山，眺望遠處的K2，但這樣的奢侈能不能延伸到女性身上卻很難說。到十九世紀晚期，西方大型遠征隊開始探索這個區域，雇用當地人在他們探索時運送物資。除此之外，當地的農夫或游牧民族沒有理由靠
近這座山。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事實。

一八五六年，印度大三角測量計畫（Great Trigonometric Survey of India）的蒙哥馬利爵士（Sir T. G. Montgomerie）在喀什米爾的駐地，看見百哩外有巨大且無法抵達的巨山。他草草畫下這山峰與旁邊的一座山，只稱之為K1與K2，而「K」是代表其所在的喀喇崑崙山脈（Karakoram Range）。蒙哥馬利努力尋找K1與K2是否有當地的名稱。以聖母峰來說，北邊的西藏人稱之為珠穆朗瑪峰（Chomolungma），南邊的尼泊爾人則稱之為薩加瑪塔（Sagarmatha）。他發現巴爾蒂斯坦（Baltistan）人稱K1為瑪夏布魯峰（Masherbrum）峰，但是K2仍沒有地方的名稱。K2似乎太遺世獨立、無法到達，連當地人對它都沒有共同的稱呼。

范妮．布洛克．沃克曼坐在釋迦山谷的高處，欣賞「戈德溫－奧斯騰山」。她為《高山雜誌》撰文之時，其實也為女性與女性探險家創造歷史，而她很清楚這一點。她在自己的旅行日誌中寫道，她把自己的名字穩穩放在遠征隊的法律檔案中，這麼一來，「（未來女性探險家）才會知道，這趟遠征的發起人與特別的領導者是個女人，且有書面資料為證。」雖然成功度過新的道路，畫出先前從未見過的喀喇崑崙山荒野，但是范妮並未特別受到歡迎。她是婦女參政運動者，曾在這座山脈的某山頂上拍照時拿著一九一七年標題是「女性投票權」的報紙，而她大膽敢言的個性與探險的成就，激怒家鄉的許多人。范妮也耗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與新英格蘭同胞安妮．佩克．史密斯（Annie Peck Smith）爭論誰爬的山比較高。她雇用一組法國工程師團隊，對佩克攀登過的秘魯瓦斯卡蘭山（Huascarán）進行三角測量，證明自己和威廉在喀什米爾谷（Vale of Kashmir）附近攀登的山（七千公尺），確實比佩克攀登的瓦斯卡蘭山（六千六百四十八公尺）還要高。

范妮二十多年來於山野與冰霜的未知世界中探險，表現相當出色，只有一般常見的高山症症狀與脫水：頭痛、輕微噁心與呼吸短促。她的治療方式也迅速確實——幾夸脫的淡茶摻點威士忌。雖然她身體硬朗，能適應喜馬拉雅山區的稀薄空氣，但這項能力並不長久，一九二五年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六歲，而威廉在喪妻後十二年離世。《高山雜誌》刊登的范妮訃聞中，約翰．珀西．法拉爾（J. P. Farrar）寫道：

她感覺性別對立之苦。或許可說，女性闖入這個長久以來專屬於男性的探險領域，堪稱新奇之舉，或許在某些無意識的層次上，有些地方確實有性別對立的存在。

女性「闖入了男人的探險領域」的感覺，不僅確實困擾著范妮，也困擾後來跟著她進入喀喇崑崙山荒野的其他女性。

即使障礙重重，但接下來五十年，有愈來愈多女性進入世上最高的山嶺。一九三四年，德國登山者海蒂．戴倫弗斯（Hettie Dyhrenfurth）超越了七千三百公尺的標高記號，來到巴基斯坦七千四百二十二公尺的錫亞康戈里峰（Sia Kangri，又稱為瑪麗王后峰〔Queen Mary Peak〕），一九五四年法國登山家克蘿德．科根（Claude Kogan）初次嘗試攀登八千兩百○一公尺的尼泊爾卓奧友峰（Cho Oyu），抵達七千六百公尺之處。一九五五年，全由女子組成的登山隊抵達喜馬拉雅山脈，成功初登六千七百公尺的蓋爾金峰（Gyalgen Peak）。

到了一九六四年，所有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都有人登上，但都不是女性。經過多年的嘗試，女性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突破八千公尺的標高。這是由三名日本女子組成的團隊：內田昌子（Masako Uchida）、森美知子（Mieko Mori）與中世古直子（Naoko Nakaseko）攀登了八千一百五十六公尺的世界第八高峰馬納斯盧峰（Manaslu）。但這成就最後以悲劇畫下句點，她們的另一名隊友在下撤時摔死，並未登頂。一年後，波蘭的安娜．歐科平斯卡（Anna Okopinska）與哈莉娜．克魯格－史羅科斯卡（Halina Krüger-Syrokomska）抵達巴基斯坦八千○三十五公尺的迦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且是無氧攻頂，架繩隊全由女性組成；而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六日，日本的田部井淳子（Junko Tabei）成為世上第一個抵達世界之巔、八千八百五十公尺的聖母峰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