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識小（簡體書）

張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青銅器金文、中國美術史研究。出版《商周時期青銅豆整理與研究》(2012)，《中國古代青銅整理與研究·青銅豆卷》(2015)，學術隨筆集《汲古閑辭》(2014)，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另有書評書話散見於報端網絡。

1、中華5000年青銅文化最別開生面的解讀2、葉嘉瑩、樓宇烈、薛永年、龔鵬程、劉躍進、蔣寅、楊念群等著名學者擔綱學術顧問3、叢書名由陳丹青先生親筆題寫1.隨著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吉金鑒古”首個中國青銅器展覽的成功舉辦，國內美術史界以及大眾對青銅文化的興趣愈為濃厚，本書的撰寫與出版，無疑是這一時代趣味與趨勢的體現，全書對中國5000年青銅文化的專業而又別開生面的解讀，可謂兼顧了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的雙重需求，是一部學術品質與閱讀價值俱佳的高質量人文讀本。

2.葉嘉瑩、樓宇烈、薛永年、龔鵬程、劉躍進、蔣寅、楊念群等著名學者擔綱本書學術顧問。

3.本書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穿古通今，既是學術研究之成果，也適合對美術學、考古學感興趣的普通讀者閱讀。

4.裝幀設計精美，布面精裝，並採用了封面壓凹、燙金、燙白工藝。

5.封面由陳丹青先生親筆題字；封底為青年書法家王維題寫；封面拓片來自老一代國博、故宮雙料專家傅大卣先生拓並藏的二十四字吉語漢磚；具備相當的藝術價值與收藏價值。



隨著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吉金鑒古”首個中國青銅器展覽的成功舉辦，國內美術史界以及大眾對青銅文化的興趣愈為濃厚，本書的撰寫與出版，無疑是這一時代趣味與趨勢的體現，全書對中國5000年青銅文化的專業而又別開生面的解讀，可謂兼顧了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的雙重需求，是一部學術品質與閱讀價值俱佳的高質量人文讀本

序

六年前，張翀博士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商周時期青銅豆整理與研究》。此書是以他的碩士學位論文為基礎修改增補而成的，我作為指導老師自然不能推辭，寫了一篇代序。過了不到兩年，他就將第二部書稿寄來，書名是《汲古閑辭》，要我寫序。那次我有點猶豫，因為第一部書稿是學術著作，其內涵在我的專業範圍之內，第二部書稿則超出了我的熟知程度。不過後者內容豐富，情感真切，文筆生動活潑，我還是很喜歡，於是寫了序。今年初，張翀將第三部書稿《青銅識小》寄來，要我寫序。一方面我驚訝於張翀寫作速度之快，一方面鑒於這是一本有特色的青銅器研究著作，我有話要說，於是便欣然應允了。

張翀博士在《青銅識小》一書的《後記》中說，自打二十年前進入大學後，就一直“在逃。”先是學考古學，待考古學形勢大好，又逃往美術學。近年來美術學又一片大熱，他又準備逃離，去作古物、小學研究。其實，不光是張翀在逃，我們都在逃。無論古今中外，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個人都要面臨一個無法逃避的重大問題：什麼樣的工作最適合自己，換言之，自己作什麼工作最好。遺憾的是，這往往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誰也不可能去嘗試每一種工作，確定哪一種工作最契合自己的特性，從而將才情發揮到極致。於是，“逃離”的事件經常發生。“逃離”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動逃離，諸如魯迅、郭沫若早先都是學醫的，後來棄醫從文，成為中國現代的大文豪，他們的“逃離”顯然是成功的。還有一種是被迫逃離，大多數人是為生計而被迫逃離的。當然也有人不逃離，一輩子守住一塊陣地，也能成就輝煌，如陜西作家路遙、陳忠實，他們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已成為時代的經典。張翀博士則屬於主動“逃離”。主動“逃離”說明逃離與否的主動權在自己手裡，主動逃離的人通常境況比較好。張翀自言大部分時間在臨池習字，可見生活之悠閑。

如今逃離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一方面，學科越分越細，為了拿項目、評職稱，早出成果，人們只能將全部精力集中在某一點上，很難有暇顧及其他。快要退休或者退休之後，才發現還有別的路可走，抱怨自己為什麼沒有早一點“逃離”。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人們對工作選擇的自由度也越來越大，“跳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所以張翀的每一次“逃離”，我都表示理解，甚至有點讚賞。

其實張翀的每一次“逃離”，無論是從考古學到美術學，還是回到古物、小學的研究，相距都不遙遠，還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近代考古學興起於歐洲，當時的考古學一般是指對含有美術價值的古物和古跡的研究。有“考古學之父”稱號的德國學者溫克爾曼，他的名著就是《古代美術史》。在中國，作為考古學前身的金石學，興起於北宋時期。當時所謂的“考古”就是指對文物的研究，側重於從美術角度鑒賞文物。近代以來，隨著學科的發展，考古學與美術學的分界愈趨明顯，考古工作者不一定懂藝術，面對多姿的造型，精美的圖案，無法從美術學的角度深入探討；而美術工作者往往不清楚中國古代的文物中蘊含有那麼多的美的元素。而如今，張翀博士在“逃離”的過程中，無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就是將考古與美術溝通起來。試看他的第一部著作，從青銅豆的類型學分析講到分期斷代，顯然屬於考古學範疇，以嚴謹為要旨。第二部著作則不同，從所收文章篇目《鏡凝菁華》、《如許青花》可知，同樣談青銅器、瓷器，卻是從美術的角度審視文物，以文筆活潑為要旨。第三部著作又不一樣了。它是由十二篇較長的論文組成，比第一部內涵要開闊，比第二部思考要深沉一些。譬如《伯懋父簋墨書與商周書法》對於金文書藝的討論，很有理論深度；《園林中的金石》是從金、石的角度來看園林藝術，可謂別開生面。可以說，第三部著作的出版，標志著張翀博士已經能較好地將考古學與美術學結合在一起了。當然這種結合也是分層次的。第二部是寫給較廣大的讀者，第一、三部則更適宜於專業人員。

張翀是幸運的。對於張翀來說，似乎不用太擔心“逃離”的成本。因為他的每一次逃離總有收獲，總能寫成一部書。而且每一部書的風格都不同，後一部書往往超出前一部書。所以說張翀的“逃離”應該是一種成功的逃離，每一次“逃離”都可以看做是一次華麗轉身。

張翀還很年輕，今後的路還很長，怎麼走？正如他自己所說，還想繼續“逃離”。鑒於他如今已經“逃離”有術，我沒有任何可擔心的，只期待著再看他下一次“逃離”後的新集子。

張懋镕

戊戌清明於古城西安

序



一、銅器文化史

“九鼎”及鼎文化

飲食文化視野下的青銅器

羊形銅器的隱喻

人虎之爭



二、金文中的世界

西周早期青銅器的金文與歷史

伯懋父簋墨書與商周書法

器與銘：銅器的文本與圖像關係

金文整飭的動力與方法――以早期銅鼎銘文為例



三、藝術史觀察

跽、坐與“負重”

雙身的立體意味

銅器的觀看

園林中的金石



後記

飲食文化視野下的青銅器

俗話說，“食在中國”。在這個古老又奇異的國度中，距今三千年許，誕生過燦爛的青銅文明。實際上，在青銅時代，中國的飲食就開始擺脫蒙昧，與青銅之光相映成趣。那時的飲食文化已經具有相當的高度，但也無法用比較完備的八大菜系為主的飲食經驗來看待。而飲食與器具又總是互相配合的，青銅器作為商周時期的飲食器具，情況又非常復雜，更多呈現的是一種放大或模擬形態。

正如雅各•布羅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所指出的，“刀叉不僅代表餐具，更代表一個會使用餐具的社會所使用的餐具，而這個社會是個特別的社會” 。青銅器作為禮器或是祭器，其本源都是某種實用功能，而這種實用功能多半則是飲食，而這種飲食或烹飪，則帶有自然和文化兩個層面，“前者為消化，後者則從食譜一直到餐桌禮儀。食譜是對自然物質的文化精制，餐桌禮儀是在食物配制規矩上再加上食用禮儀，因此是二級文化精制。消化則是對已作過文化處理的物質再做自然精制” 。可見，商周時期的銅器雖然是禮制文明的物化形態，但絕不是固定的，反倒也可以動態解析出一些飲食文化意味。

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中心之一，我國古人在新石器時代便最早培育出了粟、黍、稷、稻、菽等糧食作物。大約從夏商時期起，以狩獵和采集為主的華夏先民進入到以作物栽培為主的農耕時代，糧食作物開始成為人們飲食生活中的主導，正像王學泰先生說，“夏商兩代的統治者不僅在吃上日漸講究而且也開始注重餐具、食器” 。可見，人們的口食之欲，對飲食的精致化要求推動了餐具的發展。在商周時期，由商王（或周天子）、諸侯、卿士大夫構成的上層社會所使用的最主要最為人稱道的食器當屬青銅器了。然而一涉及青銅器，就有一個相對復雜的問題。青銅容器作為炊器、盛食器之外，還是貴族進行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的重要禮器。青銅器在日常生活與儀式活動中沒有特別明顯的分野，除非是特別制作用來祭祀的銅器。在語言上也有相通處，《戰國策•中山》中有“飲食餔餽”說法，高誘注說，“吳為食餽，祭鬼亦為餽”。所以，古人祭祀的禮制活動與日常飲食是雜糅在一起的。換言之，在宴饗、祭祀等禮制活動中所使用的青銅器，是生死觀念之外的一種日常活動，即烹飪飲食。

我們用飲食文化的角度來觀察青銅器，以前研究青銅器的學者很少涉及，張光直先生《中國青銅時代》專門收入了《中國古代的飲食與飲食具》一文，不過他本人對這一時期的飲食文化研究淺嘗輒止後，就轉而投向其他的研究了。然而張先生所言，“我之研究中國古代飲食方式，多多少少是身不由主的。在研究商周禮器的過程中，我逐漸覺察到要了解這些器物，必須先了解這些器物所用於其上的飲食” ，卻提示我們應該對青銅器開展另一類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