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150年（簡體書）

★30年裡極有影響力的30本書作者之一、2013年度“大佛次郎獎”得主山本義隆力作！

★日亞4.2星好評！

★山本義隆志向高遠,富有人格魅力。——山形浩生（日本作家）

★我經常聽同事和周圍的人說,山本先生是個優秀的研究者。——石神純子（日本美玲書房的編輯，曾編輯過本書作者的作品）

★駿台預備學校出版的山本義隆編寫的物理學參考書人氣驟升,一時間市場上還出現脫銷的景象。再如,在“大佛次郎獎”的“獲獎訪談”中,山本義隆盛讚大佛次郎的舊作《巴黎在燃燒》,結果這本書一夜之間成為暢銷書。有專家指出,山本義隆做人,很低調很平靜,但其影響卻在無形中擴散。——人教網報導

有人說近代日本是從“黑船來航”開始的，這也是大眾有所接觸但是了解不深的一個話題，本書就從“黑船來航”帶給日本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說起。黑船帶來能源革命，日本由此開始走向近代化。其後，由國家主導，科技振興所帶來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經濟增長、國際競爭”等目標，使得國民團結一致的總動員體制持續了150年。其間，日本科技何以取得“井噴”式成就？為此又付出了哪些慘重的代價？成也科技，敗也科技。從明治時代開始，日本的科學技術逐漸走向極端，露出破綻。這是想了解日本科技的必讀之書，也是發人深省的一冊書。

山本義隆

1941年生於大阪。東京大學理學部物理學科畢業，就職於駿台預備學校，科學史專家。與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石黑一雄、暢銷書作家村上春樹等一同榮獲30年間影響日本的30本書作者的稱號，2003年12月，獲得日本文史類作品極高獎項“大佛次郎獎”。著有《知性的叛亂》《重力與力學的世界》《熱學思想發展史》《古典力學的形成》《解析力學Ⅰ》《解析力學Ⅱ》《幾何光學的規範理論》《磁力與重力的發現》 《十六世紀文化革命》《改變對世界的看法》《關於福島的核電事故》《原子、原子核、原子能》《我的1960年代》等。主要譯作有《尼爾斯·玻爾論文集1》《尼爾斯·玻爾論文集2》《實體概念與函數概念》等。

蔣奇武

安徽大學外語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日本政治史、中日關係史。多次赴日學習、進修。曾編著、翻譯多本日語學習、考試和旅遊等相關書籍。

1. 30年裡非常有影響力的30本書作者之一——山本義隆。本書作者與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石黑一雄、暢銷書作家村上春樹等一同榮獲30年間影響日本的30本書作者的稱號，日本平成30年（1989-2019）裡非常有影響力的“ 30冊書籍”可以說是平成30年日本文壇的縮影，閱讀其中的任何一本書都能讓你獲益匪淺，本書位列第11名。

2. 岩波新書在日本被稱為“教養之書”，是日本年輕人的必讀書目之一！創刊於1938年的岩波新書以培養現代人的現代性文化修養為己任,致力於知識的普及與更新。叢書集中了眾多專家學者的精品書目，包括吉村武彥、高木仁三郎、三谷太一郎、佐藤文隆等高端學者的經典書籍。

3. 日本從戰敗國到世界第二，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從黑船來航到福島事故，這期間，日本的經濟、科技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而對於中國來說，如何避免步入日本的後塵、日本科技的發展史有什麼可以藉鑑的經驗和教訓呢？

4. 日本科技在高速發展期間遇到了什麼問題？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的核洩漏事故震驚了世界，可以說這直接宣告了日本原子能“安全神話”的終結，其背後的秘密又是什麼呢？日本的四大公害訴訟事件（熊本縣“水俁病訴訟”、富山縣“痛痛病訴訟”、三重縣“哮喘病訴訟”、新潟縣“水俁病訴訟”）經歷了幾年甚至十幾年才得以“沉冤昭雪”，其中又有什麼內幕？

一本又有史實又有料的科技史書！作者在引用史料的同時，也從客觀的角度闡述了歷史事件。本書是你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科技的必讀之書，一本書為你講透日本科技史！快來與作者共同探討日本科技的歷史與未來吧。

譯者序

本書作者山本義隆曾就讀於東京大學理學部，在1968 年的日本學生運動中曾擔任東京大學的學運領袖。因為這段經歷，作者沒有進入體制內的學術界，而是去了高考補習學校任職，成為一名物理教師。不過，他在教書之餘堅持開展研究活動，不僅出版過多本物理學專著，還編寫了不少科學史方面的著作。

正是基於這樣的經歷和學術背景，身為科學史專家的作者雖然無法獲取檔案館裡的第一手資料，但是通過廣泛涉獵科學史、技術史、經濟史以及政治史領域的諸多資料和文獻，並以簡潔精練的文筆為廣大讀者提供了這本可讀性極強的歷史書。同時，他還提供了一種與一般歷史教科書和科技史專著迥然不同的，以能源革命為主線來縱觀日本近現代歷史的嶄新視角。

作者認為，迫使日本打開國門的黑船——美國海軍提督佩里的軍艦——帶來的是一場能源革命，自此日本開啟了由國家主導、全民參與的近代化之路。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拼命學習、吸收西方科技，也取得了與歐美相差無幾的成果，卻未曾重視引進西方的政治和社會思想，未能同步吸收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依然固執地片面追求並享受著能源革命和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然而，福島第一核電站所發生的核洩漏事故卻暴露了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破綻，直接宣告了日本原子能“安全神話”的終結。

作者指出，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將戰敗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對美科技戰的失敗”，所以“生產第一、增長第一”的價值觀在戰前和戰後不僅沒有任何改變，而且還導致了日本對敗給中國的事實置若罔聞，進而無視侵略亞洲所應承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另外，作者還指出，“面對歐美時所抱有的自卑感讓日本想要盡可能地接近歐美，在那一刻，面對亞洲，這種自卑感就轉換成了優越感”。作者在書中著重探討並反思了科學技術以及科技研究人員在近現代日本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不斷追問，在“殖產興業，富國強兵”這一理念主導下對歐美科技的引進到底給日本社會帶來了什麼？在回答這一問題的過程中，作者首先講述了日本引進歐美科技的背景，即以尋求真理為目的的“科學”與基於經驗和知識而形成的“技術”，這兩個概念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最初是以“為技術服務的科學”這種功利主義的形式而被引入和為人所接受的。然後，作者以戰前、戰時、戰後的連續性，以及“總體戰體制”這一經濟的軍事化視角，對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解說。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產官學一體化”的社會構造依舊如故，至今也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這在政府層面的表現是，在戰前和戰時，從事軍事技術研發的技術人員在戰後被政府和大公司所重用，並在政府主導的產業發展規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曾經積極參與軍事研究的大學教授，戰後依然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貼，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軍事研發。而這一體制導致的負面效果是，在日本各地爆發的公害污染事件中，政府和企業乃至部分大學教授都對事故極力遮掩；袒護肇事企業，故意拖延對被害者的救濟行動。

江戶時代打開國門之後，日本面對著十分嚴峻的東亞和世界局勢。對日本來說，在這樣的“亂世”中，如何避免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維持東亞僅有的完全獨立國地位的確是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雖然歷史證明，這一過程最終以日本的戰敗而告終，但是，日本在這一探索過程中給人類留下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和深思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對於這段歷史的挖掘頗有深意，為我們多角度地看待和評價歷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譯者衷心地希望本書能給廣大讀者朋友們帶來收穫。

2019 年8 月16 日

蔣奇武

如果將19 世紀中葉，具體來說也就是1868 年，作為日本近代史開端的話，那麼2018 年正好是第150 年。

自18 世紀末至19 世紀初，經過工業革命，歐美各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現了從家庭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過渡。19 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歐美各國一方面在國內推動重化工業的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對外以“強國”自居，不斷拓展海外殖民地。日本被捲入這些國家的競爭中，對西歐近代的民主主義思想（政治思想方面）和人權思想（社會思想方面）都未能做出充分理解和尊重，卻完成了天皇制國家的構建。然而，與此同時， 日本極其貪婪且高效地引進和吸收著西歐的科學技術，在政府的指導和軍需的拉動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並於20 世紀初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俱樂部” 的一員。雖然上述歷史進程曾因太平洋戰爭的失敗而一度遭遇挫折，但是， 戰後在新憲法之下，日本再次躋身世界經濟大國之列。

一般認為日本近現代史是由大日本帝國憲法時代（從明治時期到太平洋戰爭戰敗）和戰後憲法時代兩部分構成。但是，無論是明治時期，還是戰前戰後，日本都在列強主義、大國主義思想的驅使下，不斷追求以能源革命和科技進步為支撐的經濟發展。在這一點上，日本近現代史是一樣的。美國海軍提督馬休·佩里

率領的美利堅合眾國東印度艦隊迫使德川幕府打開了日本的國門，即“黑船來航”。具有像徵性意義的事件是，他在1854 年第二次“來航”時，贈予幕府一座蒸汽機車模型和一台電報機。這些當時最先進的高科技發明正是西歐近代能源革命的直接產物。

一直以來，人類只知道利用人力、畜力、水力、風力驅動和抬升物體， 將蒸汽動力用於機械的創舉引發了人類的動力革命。水車和風車只能將一種類型的動能轉換為另一種類型的動能，與之不同，蒸汽機證明了以前僅用於加熱和烹飪的熱能也具有驅動和抬升物體的能力。這又促使人們發現了能量的概念——可以實現熱能與動力相互轉換的超級能力。電能不僅可以提供動力，還可以用來照明、供暖和通信。隨著人類對電能的認識不斷加深，能量的概念得以明確。因此，蒸汽和電力的使用與普及是超越動力革命的能源革命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在19 世紀中葉就已經完成了能源革命。

恰好在這一時期，已經打開國門的日本以實現能源革命為目標，開始了近代化的進程。實際上，那時的日本人已經知道熱能和電能可以在生產、運輸、通信、照明領域發揮巨大的作用。日本在1867 年開通了第一條連接新橋和橫濱的鐵路，同年首座配備完整蒸汽動力的繅絲廠在群馬縣的富岡落成， 1869 年架設了第一條連接築地和橫濱的電報線，由此拉開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帷幕。隨後，以繼承幕府末期的軍需工業為形式，以絕對服從新政府的軍需優先為導向，日本的近代化在重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各個領域正式起步。此後，蒸汽機在運輸和生產中普及，電能在工廠和家庭中廣泛應用， 即通過熱能和電能的普及實現了近代化的目標——“殖產興業、富國強兵”。

能源革命的影響直接反映為人口數量的變化。在江戶時代的260 年間，日本的人口一直保持在3000 萬左右，幾乎沒有變化。然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人口迅速增長，至太平洋戰爭結束時，已接近7200 萬。之後，人口增長勢頭不減，1970 年超過1 億，2010 年達到巔峰——1.28 億，此後迅速下降。這意味著，在1870 年之後的140 年間，除了戰敗後的複興階段，日本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同時，能源消耗不斷增加。21 世紀前十年，迎來轉型， 目前正處於需對經濟發展政策進行重新評估的關鍵時期。歷史人口學家鬼頭宏指出：

少子化象徵著依賴化石燃料和鈾等礦產資源的工業文明已經走到盡頭，預示著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新時代的到來。我們已經迎來了向可再生能源社會轉型的時期。（《東京新聞》2017 年3 月25 日）

2011 年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就是這一轉型的標誌性事件。它預示著一味追求增加能源消耗的模式已經被打破。日本從江戶時代末期開始關注歐美的科學技術，明治時期真正開始對其進行大規模吸收借鑒，這成為日本近代化和經濟增長的支柱。明治以來的日本近代化進程中，通過中央政府、各行業、軍方與帝國大學（為貫徹國家政策而設立）之間的通力合作，在提高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了經濟發展，而科學技術則一直被認為是實現振興必不可少的。戰後的複興重建也是在這一價值的推動下完成的。經歷了旨在“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戰時“總體戰體制” 之後，“殖產興業、富國強兵”這一明治時期的國家目標，最終在戰後被“促進經濟增長、增強國際競爭”的目標所繼承。

日本這種“官產（軍）學”一體化政策的思想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增長意識”把通過經濟增長來提升國力作為第一要義。與此同時，還伴隨著對科技進步無條件地信任和不加批判地讚美。自明治以來，“新的科學發現和技術進步可以帶來生產和經濟的增長，由此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促進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這樣的觀念超越階級立場和思想信仰，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對此首次公開提出疑問是在明治維新100 年後—— 20 世紀60 年代。

1945 年的兩顆原子彈導致大日本帝國徹底崩潰，日本社會也遭到戰爭的毀滅性打擊。戰敗後，日本的科學家隨即表示要用科學重建日本，並稱讚美國開發的原子彈是“人類的偉業，科技的精華”。媒體也將原子能和宇宙開發描繪成20 世紀科學技術帶給人類的夢想。這一夢想從20 世紀50 年代後期開始逐漸變為現實。1965 年發表的《經濟白皮書》宣稱“現在已不是戰後了”，日本的資本主義已經恢復，並預言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將以機械工業和重化工業為核心。這也是對從水力發電到火力發電，再到原子能發電的能源更新需求的預言。其中，原子能發電尤為重要，它像徵著戰後世界大國的地位，甚至象徵著軍事潛力，它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還具有政治和外交意義。1954 年，日本首次將原子能的研發經費納入預算；1955 年，制定《原子能基本法》；1956 年，設立原子能委員會和科學技術廳；1957 年8 月，東海村的核反應實驗堆首次達到臨界狀態。

20 世紀，科學作為維持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受到國家層面的製度性保障。這就是科學史專家廣重徹提出的“科學的體制化”。從研究層面上講， 這一體制實際是通過官（中央政府機關）、產（產業界）、學（大學），抑或官、產、學、軍（軍方）之間的通力合作完成的。雖然在研究經費的分配上對前沿領域有所側重，但是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從根本上來說，科學的發展取決於產業界和軍方的需求以及政府的指導。

通過1968 年、1969 年的東大學生運動，人們開始質疑那些被納入國家體系的大學教育和研究工作。

此外，20 世紀60 年代末發起的四大公害訴訟（熊本縣“水俁病訴訟”、 新潟縣“水俁病訴訟”、富山縣“痛痛病訴訟”、四日市“公害污染訴訟”）， 再加上三里塚的農民為反對建設成田國際機場所做的抗爭，都表明日本依靠產業發展和研發而推進近代化是以農民和漁民的犧牲、社區的解體、自然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這些事件也引發了對只顧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這一做法的批判。

20 世紀60 年代日本出現的“理工熱”是戰後復興的資本主義進入國際競爭行列的產物。與此同時，前所未有的科技熱潮也在席捲全球。從1957 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 “旅伴”，到1969 年美國通過阿波羅計劃成功實現人類首次登月，20 世紀60 年代，美甦的航天航空競賽在那個年代似乎預示了科技無限進步的可能性。

這場競賽看起來似乎是戰後兩大強國的科技之爭，但實際上，它是以導彈技術優劣之爭為核心的軍事競爭，同時也是國家尊嚴的激烈交鋒。在20 世紀後期，科技的強弱往往代表了一國工業和文化力量的強弱，同時還代表了軍事力量和政治話語權的強弱。正是因為這樣，肯尼迪總統才下令執行阿波羅計劃，無論耗資多少，美國必須在登月領域領先蘇聯。在輝煌的航天航空競賽的背後，由於蘇聯經濟陷入停滯，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水平都大幅度下降；即便在美國，在投入巨資的阿波羅計劃的背後，黑人被拋入了遭受歧視和忍受貧困的深淵，頻繁發起暴動。

與此同時，20 世紀60 年代後半期，越南戰爭（美國侵略越南）愈演愈烈， 雖然沒有使用原子彈，但美國在越南狹窄的土地上投下的炸彈相當於其在“二戰”期間投放炸彈的好幾倍。從大型凝固汽油彈、集束炸彈到枯葉劑，這些尖端技術被用於摧毀越南貧困的村落、殺戮普通的平民。直至戰爭結束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被枯葉劑摧殘的土地上，仍有畸形兒出生，這就是20 世紀化學技術催生出的劇毒—— 枯葉劑給人類帶來的恐懼。從這個意義上講，其非人道性毫不遜色於核武器。枯葉劑最初是由一家美國化學品製造商於1938 年開發的。它是用於提高農業生產力的一種除草劑，但隨著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它被轉而用於軍事研究。同樣，德國物理學家奧托·哈恩和奧地利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在1938 年發現了核裂變。戰爭期間的這一發現被用於軍事領域。七年後，也就是1945 年，原子彈被製造出來。戰爭期間，任何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都不可避免地成為軍事用途的考慮對象。原子彈和枯葉劑的效果已遠遠超出了強化戰鬥攻擊力的層面，達到了摧毀人類生存條件的程度。

美國國內的反越戰浪潮中，質疑和譴責的不僅僅是美國軍隊的侵略行徑， 還有被納入美國軍事戰略的美國科學界，以及讓戰爭的破壞力更強、使受害者更多的科技進步本身。1968 年至1969 年，美國學生以靜坐抗議和占領運動的形式展開反越戰鬥爭。他們鬥爭的對像是以哈佛大學為首的從事軍事研究的全國各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20 世紀60 年代後期在反越戰和民權鬥爭運動中，美國國內對科學技術的批判逐漸衝破禁錮，人們可以公開談論這一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