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政治史‧宋元明卷（簡體書）

薩孟武所著《中國社會政治史》全書共四冊，縱論中國歷代之興亡得失，除考據政治制度外，更引用社會、經濟、思想等各層面的相關資料，以評析這些層面的變動如何與政治制度相互影響，最終甚至成為朝代更迭的因素。

決定歷史演進的條件，往往是交互影響的，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政治與社會兩方面。作者從政治與社會兩個角度出發，編寫時以其研究心得為骨幹，廣泛引用原典古籍為血肉，歷數先秦到明朝的社會政治發展。書中除了詳述宮中、府中權力的轉移、傾軋外，也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介紹幣制、稅賦、力役等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及其如何衝擊歷史的演進。最便利學者的是，書中於每個朝代必以表格方式詳述其中央、地方官制與文官制度，且剖析該制度之優劣。

本書起草於1935年，完成於1965年，實際寫作共花費22年。為成此書，薩先生遍覽群書，正史以外，通鑒、奏議、書信等各種史料，多有參考。亦不惜斥資購入數套二十五史以備查核、編輯之用，其準備工作不可不謂詳盡，故自成書以來，已成為研習中國歷朝政治的重要參考書籍。在三民書局也是一版再版，從1975年至今已出6版。

薩孟武(1897～1984)

名本炎，孟武為其字，福建福州人，著名政治學家。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士，回國後歷任上海各大學教授。1927年，任總政治部宣傳處編輯科科長，1928年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官兼編輯部主任，1930年任中央政治學校普通行政系教授，越一年兼任系主任，另兼陸軍大學教官、中央學校教授。抗戰軍興，隨政校上廬山、抵芷江、入重慶。國民參政會成立，遴選為參政員。抗戰勝利後，歷任中山大學、臺灣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院長。政校複校，兼任政治系研究所教授，並曾任立法委員。著有《政治學》《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水滸傳>與中國古代社會》《孟武自選文集》等著作。
薩孟武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制度、理論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淺出，貫通中西，對中國政治學的形成影響很大。幾本隨筆式的小書，以小說解說學術觀念，獨具特色，也頗得讀者歡迎。 薩氏對於中華民國憲法有著精闢的見解，批抨早年時期的國民大會代表之言筆，被部分前司法院大法官曾用來解釋憲法。薩孟武被認為是近代著名的中華民國憲法書籍著作人，亦是少數被學院派的學者認同是分析解辟中華民國憲法的專家。

其中《中國社會政治史》四冊，是我在台大講授“中國通史”“隋唐史”等課程必備之參考著作，同時也推薦給學生。

台灣在1972年以後，“中國通史”被規定為大學一年級必修學分。當時*通行的教本，就是錢穆《國史大綱》上下兩冊、傅樂成《中國通史》上下兩冊。錢書簡明扼要，句句精典，但文言書體，對大一學生而言，不免艱澀；傅書白話解說，詳盡流暢，資料*，成為*暢銷書，但缺乏薩先生一向重視的因果關係分析。薩書四冊初版自1962至1965出齊，除解析詳細外，兼有詳註原典，獨具慧眼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皆為前兩書所無，對教師而言，是極佳的參考著作。

——高明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書是現代政治學界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史的扛鼎之作，代表了民國學人在該領域的學術水平，長期均為相關研究的基本入門書或重要參考書。其要旨則在政治與社會的互動，以見歷代興衰存亡之剖面與線索。其特點：一是從政治學角度觀察中國古代歷史，凸顯了各時期的治理體系、效能、基礎和得失；二是以社會科學方法解析政治史，致力於揭示經濟、民族、社會、文化諸事態的政治意義和影響；三是以治亂興衰為綱梳理諸政治現象和製度，力圖打通古今，融貫中外，堪稱一部民國版的“資治通鑑”。

——樓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薩孟武先生的《中國社會政治史》一書乃經長時撰寫及不斷增修而成，其意欲結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於一體，將中國傳統政治的本質以藉事論理之法呈現。該書富於史料與評述，條目分明，統計列表甚多，載記詳細，註釋得用，頗有綜合古史而結論世道之志。

——王世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為著名的政治學家、法學家，薩氏著作甚多，以《政治學》《中國社會政治史》《中國法治思想》*為著名。而由於種種原因，薩孟武的社會學、政治學著作在今天大陸並不流行，大陸讀者接觸和認識薩孟武，更多是通過他的三本學術性隨筆著作，即《與中國舊家庭》《與中國古代社會》和《與中國古代政治》。薩孟武曾開玩笑說這三本書是姨太太的面孔，不是正夫人那種很正經的面孔。這對於認識與評價一位嚴肅的學者，顯然是十分片面的。所以，此次擬出版其花費二十二年之心力所成之巨著《中國社會政治史》。此書可以說既是其學術成就的代表，又是中國社會史與政治史領域的力作，值得大陸學界參考以及對中國社會與政治感興趣的學者與普通讀者閱讀研究。

增訂新版自序

本書起草於抗戰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冊完成於1965年，合計共三十年。中間有八年，將時間花在政治學的著作及修改，實際本書之寫作共花二十二年。

最初一、二兩冊，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戰時，曾摘要編為講義，發給“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系學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著手寫作唐代。

抗戰勝利，我赴中山大學，主持法學院院務。在兩年（1946年至1948年）之間，一方編述五代部分，同時著手蒐集宋代資料；1948年我來台灣，主持法學院院務，開始寫作宋代部分。宋史寫成之後，陸續蒐集資料，著手寫元明二代。明代寫完之後，我不敢遽爾出版，又將第一冊及第二冊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紀東先生諄諄勸我付印，意謂萬一失掉，未免可惜。於是就於1962年之冬，先出版第一冊及第二冊。

第一冊除1944年在重慶出版不計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冊於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冊於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冊於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價忽然大漲，因之各冊雖將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著作之所謂“版”與國內各書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只稱為“刷”。例如拙著《政治學》，名為四版，其實，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計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稱之為再版、三版……這是各國所沒有的。

我在小學時，除算術、國文外，對於中國歷史極感興趣。後來閱讀《資治通鑑》，總覺得其對於社會情況，如民風、士氣、經濟、國防、戶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產力、各種階層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寫得太少，而且未曾說明這許多要素對於政治現像有何影響。研究歷史必須闡明歷史發展過程之因果關係，單單記憶事實，尤其用盡腦力，去暗記小事實，不但記得之後，旋即忘記，而且一點用處也沒有。這是我寫本書的動機。

我寫作本書當然是先蒐集資料，而要蒐集資料，必須腦中已有一種觀念，依此觀念，做成每朝歷史的目錄，而後依此目錄，去蒐集所需要之資料。否則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無結果。

蒐集資料先由正史開始，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後漢書》，我前後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覺得毫無資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才有收穫。南北朝歷史分量極多。《宋書》不錯，《魏書》固然蕪冗，而資料還不少。《南北史》只能作補充之用，至於《北齊書》《南齊書》等等只是族譜及升官圖。沒有什麼好的資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會要（《西漢會要》根本不必看）或會典，最後才看文集及筆記。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詩賦記銘。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參考之用的奏議及書信並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筆記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種筆記之中，合於本書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錄》《夢溪筆談》之類，不過五六篇可供參考。又如讀者所熟知的《日知錄》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兩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這不是說其餘各篇沒有價值，而是說對於研究歷史的人沒有用處。

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學問本來沒有止境，讀書愈多，資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時，無不增加字數。字數增加，又須改排。但全書改排，不是個人財力所能負擔。故凡某一頁字數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只改排該頁，而增加其行數。字數增加太多者，則在該頁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冊二十七頁，共增加八頁，遂於二十七頁處改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頁亦增加九頁，故改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時，又增加字數，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兩頁，則由十八行改為二十一行。

寫作歷史，不消說舉證極其重要。但既有“全稱”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稱之例。萬不得已而須引用特稱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讀者必感頭痛，而認為資料的堆集，反將顯明之事變為曖昧。現今學者喜歡引用“實錄”，實錄太過蕪雜，它只能補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經有了，何必引用實錄。何況自史官失去獨立地位之後，實錄未必據實而書，其受當時政治勢力之影響者未必比正史為小。名為實錄，事實上所錄者老早就非“實”了。

我有一種野心，意欲改寫會要，改編會典，不但各種事實，即當時名臣學者之言，亦宜編入。這種工作當然不是個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著書，喜歡修改，修改到主觀上認為滿意之時，才肯罷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讀者之提議。例如讀者來函，多謂第二冊與其他三冊比較之後，分量稍輕，餘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開始修改全書，尤其增加第二冊之分量，務使四冊分量大略相等。茲應告知讀者的，本書新版由第一冊至第四冊無不修改，其修改頁數每冊均在一百餘頁以上，各冊增加資料不少，頁數自亦隨之增加。

本人接到讀者來函不少，他們提出兩種希望：一希望改用較大之字排印，縱令“售價提高，讀者不會計較”；二希望“繼續完成清代部分的寫作”。關於第一希望，非本人財力所能負擔，幸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於1975年之春提議願意承印是書，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書局從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約可以實現，因為本書既由三民書局承印，則本人不擬再作修改，而當致力於第五冊之寫作，預定五年內出版。

本書第一冊初版之序，已經提到，當物價低廉之時，著者為節省時間起見，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寫，而用剪貼。1946年復員時，著者全家坐飛機回到東南，除本書原稿及隨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託“中央政校”運送。而政校竟將餘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內，行至三峽，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財產損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數年蒐集之資料卡片全部毀沒。

來到台灣之後，不得不購買藝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兩部及各種文集各三部（兩部剪貼，一部保留）

再行閱讀一遍。我雖然沒有一目十行的本領，而卻能一字一字地快讀下去。有人問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寫得最好。依我管見，《漢書》最好。《漢書》列傳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無，而事又與國家治亂、典章制度、士風民氣有關。李廣不得封侯而有傳，其從弟李蔡做過丞相而無傳。劉屈氂不過平凡之人，《漢書》所以有傳者，蓋欲借他說明三事。一是漢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為丞相。二是漢時郡守多先為三輔，次九卿，次御史大夫，最後才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躍而為左丞相（這又暗示武帝要恢復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時，屈氂不敢發兵，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這又可以證明丞相對於緊急事變，有急速處分之責任。司馬相如、揚雄兩傳之賦與歷史雖無關係，而後人觀此亦可知道當時賦之體裁。唐時舉官試“判”，新舊《唐書》未載“判”之文體。明代舉士用“八股”，《明史》亦不舉八股之例。這種重要的文章體裁應該舉出一篇，留給讀史者參考。當然，《漢書》也有缺點，以桑弘羊那樣重要的財政家，竟不立傳，唯於《食貨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沒有《鹽鐵論》一書，吾人將無從知道桑弘羊的思想。從來學者多謂《晉書》好採詭謬碎事，其實這種詭謬碎事往往可以說明當時社會風氣，而知晉祚之不長。列傳與墓誌銘不同，墓誌銘可寫個人的私事，列傳所寫的，必須該事與整個社會有關，或該事可以說明社會的結構、政治的狀況、經濟的情形，以及士風民氣等等。

研究歷史，尚須知道時代思想。思想不能領導歷史發展，反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春秋戰國之時何以各種學說雜然並興，這必有其時代原因。秦崇法家，西漢初年盛行道家與法家的思想。元成以後，儒家才見抬頭。王莽變法，完全根據儒家學說。到了東漢，儒家又參以陰陽家的思想。魏晉之世，學者祖述老莊，然而吾人觀當時人士的行動，絕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楊朱的快樂主義。唐宋二代，如韓愈、司馬光極力推崇君權，由元至明，《四書》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其故何在？明代中期以後又發生了反動思想，如王陽明的學說，尤其李卓吾之反對道學。明末清初之黃梨洲復反對君權，這均有其歷史的原因。本書對此思想均稍加敘述。且進一步，說明某一種思想所以流行於某一個時代的原因。

現今五族共和，歷史學者不宜囿於成見，再用胡虜等各種名稱，自行分裂。今日之漢族已與秦漢時代及秦漢以前的漢族不同，它是融化亞洲許多種族而成的中華民族。餘本欲用“種族移動”以代替五胡亂華等等。因文稿已定，更改不易。但我們要知道每次種族移動之時，中華民族一方同化外來的種族，同時向南發展，而擴大中華的版圖。世界上最堅強的莫如我們中華民族。天降大任於中華民族，我們起碼須向北發展，完成此種使命。

本書關於製度方面，重要的固然詳細說明，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談。多談，徒亂人意，反令讀者不能認識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但制度必與時代的政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而製度之良窳對於政治之隆污又可給予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方祿俸，西漢的官秩是十五級乎，抑是十八級，花了許多時間去考證，著者認為空費精力。本書所注意的是將最低的祿，一與農民收入（百畝農夫，蓋祿所以代耕，因此又須知道當時農業生產力）比較，二與一般工資比較，由此說明祿俸與國家治亂的關係。

社會科學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研究歷史而不了解社會科學，往往顧到部分，而忘及全體。反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常能由全體以觀察部分，再由部分以觀察全體。而全體又放在時間（時代）與空間（環境）之內。一個變化了，其他亦必變化。部分可影響全體，全體又影響部分。時代可改變事物，事物又可以變更時代的精神。環境可改變事物，事物亦可以變更環境的需要。而時代與環境又會互相影響，改變彼此的性質。歐洲社會科學家對於歷史均有深刻的研究，而研究歷史的人對於社會科學亦有深刻的了解，吾人讀各種名著，即可知之。單單知道歷史，而未讀過社會科學各種書籍的人，往往不識輕重，輕者說得詳之又詳，至於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又舍而不談，如斯著作不過歷史之雜貨攤而已。

本書引文均註明出處，詳載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此不但減少紙張的浪費，且節省讀者的時間，不必去翻數頁或數十頁之後，查看註釋。但所注文字太長，則放在該段原文之後。此與今人著作喜將註釋放在每篇或每節之後者不同。又者本書引文所以詳註哪一書、哪一卷、哪一篇者，蓋謀讀者的便利。例如《新唐書》共有二百二十五卷，有些卷複分上中下，每卷之中有許多列傳，如果只寫《新唐書·楊炎傳》，閱者非翻盡《新唐書》目錄，必難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舊唐書》第一百十八卷）。著作人不過多寫幾字，而讀者得到便利不少，我不知國內學者何以吝此數字不寫。至於頁數不必寫出，因為古書版本太多，而各人、各圖書館所藏古書之版本未必相同。

1975年3月1日序於狂狷齋

目 次

簡體版序

增訂新版自序

序



第一章 宋

第一節 宋的統一政策

第二節 軍備廢弛與外寇之患

第三節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及朋黨之爭

第四節 宋的南渡

第五節 苟安心理與腐化政治

第六節 民窮財匱與宋之滅亡

第七節 宋的政治制度

附錄 宋建元表

第二章 元

第一節 蒙古的勃興與世界帝國的建立

第二節 蒙古帝國的瓦解及對華政策之錯誤

第三節 漢人叛變及元室北歸

第四節 元的政治制度

附錄 元建元表

第三章 明

第一節 明之統一工作

第二節 分封宗藩之禍

第三節 邊疆開發、海外探險及中葉以後的外患

第四節 君主專制、政治腐化及言路習氣之敗壞

第五節 宦官之禍與朋黨之爭

第六節 經濟崩潰、流寇蜂起與明之滅亡

第七節 明的政治制度

附錄 明建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