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社會：從18世紀到1949（簡體書）

於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年生，曾在倫敦德國史研究所和弗萊堡大學工作，現為康斯坦茨大學近現代史教授。他出版過大量有關18世紀以來的歐亞歷史著作。其作品包括《中國與世界：十八世紀至當代》（獲得德國史學家協會獎）《中國革命: 1925年5月30日, 上海》《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等。於爾根•奧斯特哈默因其在歷史學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分別於2010年和2016年獲得萊布尼茨獎、湯因比獎。目前，他正在從事2 0世紀的去殖民化史研究，並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作主編6卷本《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文版序

本書最早出版於1989 年。感謝強朝暉女士的出色翻譯，讓它在時隔三十年之後又有了略經刪減的中文版。遺憾的是，由於筆者多年來已不再將中國歷史作為研究重點，因此未能有機會對這本舊作進行修訂，並將過去三十年來世界各地出版的眾多學術著作，逐一添加到附錄的參考書目之中。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信任，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決定將拙著付梓出版，並希望透過筆者從學術視角對這段歷史的觀察與書寫，能夠給今天的中國讀者帶來一些啟迪。

當我在80 年代中期著手寫作這本書時，學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供我作為參考。在這其中，傳統“中國研究”（漢學）對中國對外關係問題一直較少關注，而更多是將中國的獨立與自我封閉式發展作為論述的出發點。不過，在這種主流趨勢之外有一個特例，它就是由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創立並領導長達數十年的哈佛學派。這派學者發表了許多著作，就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武力打開國門及其在方方面面造成的長期影響做出了精彩分析。

費正清學派的視野是遼闊的，但在我看來卻仍有拓寬的餘地。這些美國學者中，有些人是從政治和軍事層面去梳理中國的對外關係，還有些人是從經濟學角度將清帝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作為研究課題，而第三類學者則把目光集中於文化影響和文化輸入問題，並將西方傳教士的活動作為重點。就我本人而言，我在寫作博士論文時曾就一個專項課題做過研究，這就是1930 年代英國資本在華扮演的角色。當時，中國一度湧現出一股利用外資的潮流，同時也有許多人對此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指責。

當我在1980 年代寫作本書時，我的目標是要找到一個更開闊的框架，將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都一併納入進來。因為在我看來，把這些視角區分得過於清楚，是一種人為和刻意的做法。同時，我還為本書增添了另一個視角：當時我正在為籌備中的另一部作品蒐集資料，其主題是18 世紀（即啟蒙時期）歐洲學者對亞洲的看法。這本名為《亞洲的去魔化》的作品於1998 年出版，其中文版也已於不久前問世。於是，我就把自己對歐洲對華認知這一問題的興趣作為引子，寫下了本書的第一個章節。開篇的這一章講述了歐洲人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種種印象，這些印像中當然不乏想像的成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基於理性觀察得出的，其中有些已經通過文獻資料的考證得到了確認。將這一話題也納入本書的視野，於我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選擇了“世界社會”這個關鍵詞作為本書的書名，這個詞後來成為“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當中的重要概念。不過，在這套理論中，“世界社會”有著另外的含義，因此我有必要在這裡解釋一下，本書中的“世界社會”指的是什麼。在這裡，它的含義並不是說，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某種全球統一的社會結構，這種情況迄今仍未發生；其所指也不是哲學家的烏托邦式幻想，即未來某一天人類將迎來一個全球一統的世界社會，到那時，民族國家也將不再發揮作用。康有為在1900 年後不久發表的《大同書》中，便曾表達過這樣的理想。

眾所周知，上述理想過去從未實現，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很難實現。今天我們在全世界看到的，更多是民族原則的強化。從某些方面看，這未必是一個好消息。民族主義與一點是矛盾的，這就是：在當今世界上，關乎整個人類的核心政治問題已無法再憑藉一國之力得到解決，而必須依靠各國的努力和妥協。我們只須想想氣候變化的問題，就可以體會到這一點。

“世界社會”在本書中的含義是指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從寬泛的意義上講，這個環境是由政治和經濟兩大支柱構成的。文化雖然也偶有涉及，但相對缺乏系統性，而且論述也不夠詳細和深入。在書中，我將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關係定義為一種交互式關係，其影響往往是雙向的。對這種關係起決定性作用的，並不僅僅是政客，中外商人群體（business men）同樣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書中，我並不是通過對各種歷史事件和插曲的細節描寫，使這種交互作用得以呈現，而是將秩序更迭作為大的背景。18 世紀時，中華帝國仍然屬於大國之列，同時也是其自身代表的東亞世界秩序的中心。從鴉片戰爭起，中國逐漸被拖入了帝國主義列強主導的秩序之中，並從此失去了自主行動的決定權。但是，即使是在國家實力最弱的年代，中國也從未徹底淪為被動的犧牲品。總是有一些團體和個體，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發起反抗。在整個民國時期（1912~1949），國際秩序不再像過去一樣，完全是由列強主導。日本曾企圖建立某種類似的秩序，但很快便以失敗告終。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本書圍繞這一時期展開的敘述也顯得格外充實，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這些章節是全書最有意思的部分。

回顧過去的三個世紀，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哪些經驗教訓呢？歷史教訓不是客觀事實，而是今人對過去所做出的解釋。比如說，我們可以觀察一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力量對比情況，這時我們會發現，在這三百年裡，中國的實力地位經歷了巨大的起伏。在眾多以中國崛起為主題的著作中，這一問題已反復得到闡述。不過，在1980 年代中期的時候，中國的重新崛起還沒有露出明顯的跡象，本書對此自然也未能提及。

依我所見，我們應當從更具普遍性的視角去看待世界力量對比問題，這對今天來說尤其重要。無論中國還是世界社會，從來都不是靜止不變的。兩者都是以活躍的形態不斷地發展和變化，這種變化很少會遵循同一種規律，並且總是在不同時間呈現出不同的速度。例如在19 世紀下半葉，西方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中國，今天則相反。

另外需要補充的一點是：隨著交通與通信技術的發展，世界社會的內在聯繫變得越來越緊密，然而在政治層面上卻未必因此變得更統一。1900 年前後，也就是義和團運動時期，中國面對的是列強組成的聯合陣線。列強之間雖不乏矛盾和衝突，但是在對華原則問題上，它們奉行的卻是同一種帝國主義政策。如今，中國要和為數眾多的外交夥伴打交道，這些夥伴在外交政策上並不總是協調一致，就像帝國主義時代的列強那樣。美國、俄國、歐洲、印度、日本等國（地區）之間的關係往往存在著很大的差別，甚至充滿了矛盾。它們無法再構成一種統一的“國際秩序”，儘管我們時常會看到各國領導人在G20 會議上握手言歡。這一現實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外交空間，這是在本書涉及的年代里中國從不曾有過的。但是作為歷史學家，我認為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仍然是必要的，其目的是維護和平，並為地球上盡可能多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經濟保障。建立這種秩序是大國的義務和責任，而今天的中國正是這些大國中位居前列的一個。

2019 年6 月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