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這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
憎恨、幻滅、失去方向──歡迎來到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寫給此刻身陷衝突、生活在暴亂邊緣的每一個人。
現代文明的根基並非理性、平等、自由，而是暴力與憤怒、屠殺與騷亂。
川普白人民族主義狂潮、英國脫歐、伊斯蘭激進派當道，並非偶然，而是「現代性」失落的宿命。
「歷史的發展看起來既不理性，也不進步。理性並不統治世界；現實明擺著就是不理性。」
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中知識階級興起，新的商業社會逐漸成形。由少數人發起的改革計畫挑戰教會傳統，講求理性、自由、個人主義，突破階級的個人欲望累積成對社會不平等的猛烈抨擊，造成了真正的革命，破壞了君主獨裁制，讓世界往民主的方向疾奔，影響了全世界。
世界歐洲化了，人人彷彿真的生而平等，但由上而下運作的現代化並未如眾人所想的造就平等新世界，反而讓先來者占盡了便宜，後到者則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美夢。人們頹敗在物質至上造就的巨大不平等之前，各地的傳統文化也受西化衝擊，喪失了權威，外在物質與內在心靈、文化上的落空世代積累，種下燎原之火。「效仿」西方「現代化」成了後起之秀東方國家的有利工具，但在由上而下暴力式西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在物質與文化上皆產生了被排除、傷害的感受，讓小至個人大至文明都深受其苦。一個不屬於西方、不屬於東方、沒有傳統，情感、知識、環境皆衝突的世代就這樣誕生，數十億人找不到在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所在，被現代化過程擊垮而喪志，這些「被剝奪者」、「多餘者」成了憤怒年代狂暴的源頭。
　《憤怒年代》將現代社會發展至今的脈絡，上推回喜迎個人主義、現代性，投身資本市場不遺餘力的伏爾泰，與識破現代性落空、虛偽、淺薄且並無根基的盧梭二人，並深且廣地論析近代法國、德國、義大利、印度、波蘭、英國、中國的關鍵問題，指出憤怒是小及個人、大至世界、上溯過去且注定擺布未來，這年代的關鍵宿命難題。
這是一個憤怨穿越歷史、怒意跨越國界、仇恨如烽火台連綿點燃的世界，是現在的世界、我們的世界。
潘卡吉．米什拉提醒我們：追求西化的現代社會帶來的，除了人人有機會擺脫階級與出身的光明面，更重要的也許是看似公平榮景之外那些被拋在後頭的人事，導致了人們失根、自我憎恨、燃起報復的怒火，它們不只禍沿今日，還會延燒未來的每一個世代。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
1969年生於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英美文學碩士，長期為《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衛報》撰寫評論，是小說家、散文家，也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的「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他在第一本著作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1995)這本關於印度的社會學研究報告即嶄露頭角，之後更寫出許多重要作品：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 (2006)、《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2012）、A Great Clamour: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2013)等書。2008年他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會員，2012年，《經濟學人》則稱他為「薩依德的繼承者」，將《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列為「年度好書」。新作《憤怒年代》被《紐約時報》選為當年度最值得注目的書籍，獲Slate、NPR選為年度最佳書籍，並入圍「歐威爾獎」。

葉佳怡
作家、專職譯者。著有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豐富，有《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返校日》、《被抱走的女兒》、《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五天》、《變身妮可》、《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等。

國際媒體佳評如潮
米什拉是診斷我們所處當下境況的最佳著述者……在《憤怒年代》一書中，他對那些自覺被遺忘與被剝奪者作了迫切的分析，挑戰了我們認知的關於世界現況的一切。
──《洛杉磯書評》

極度重要、廣納海川……
──《紐約時報書評》

米什拉試圖釐清這個讓我們困惑的世界，提出了具說服力、豐富的案例，指出全球化以及收入不平等現象是如何無可避免地迎來反作用力。
──NPR

米什拉在本書的表現像個極度出色的自學者，讓許多覺得自己盡責讀了指定讀本，卻錯過其中熾熱烈焰和敏銳洞見的乖乖牌學生蒙羞。
──《新共和雜誌》

在精簡的篇幅中海納了知識的歷史……幾乎每一頁都在說明當下的政治趨勢。
──Slate

在尋找今日憤怒狂潮源頭時，米什拉觸及了真相。他將我們現在的憤怒情緒往回追溯到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憤怒年代》除了伏爾泰、盧梭和其他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還包括來自伊朗、中國、印度、日本與其他國家思想家者的觀察；他們的觀點補足了米什拉對緊繃的國際情勢的理解。
──《彭博商業週刊》

博學……《憤怒年代》成書於英國脫歐和川普上台之前，這位印度非虛構書籍和小說作家潘卡吉‧米什拉，認為我們目前面對的憤怒狂潮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時代雜誌》（Time）

令人獲益良多且具立即見效的顛覆性。
──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

這本書是一記打中要害的重擊……米什拉的視野非比尋常地寬廣，有足夠的包容力和反抗力量去釐清一切。《憤怒年代》是這世界現正需要的書……和我們正目睹的全球不滿情緒密切相關。
──《金融時報》

米什拉同時擁有對西方與非西方的深入知識與歷史的了解，不同於之前的所有人，他掌握了這些危險時代的關鍵材料。這是我這幾年來讀到最令人驚訝、最具說服力，也最令人不安的書。
──戰地漫畫家，喬‧薩科（Joe Sacco）

在這個迫切、深刻而切合現況的時代研究中，米什拉跟隨像以撒‧柏林、約翰‧格雷、馬克‧里拉（Mark Lilla）等人的腳步，揭示我們當代的困境，當這世界上被忽視和被剝奪的人們帶著尼采的怨憤之情中突然崛起，會改變我們所知的世界。
──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

《憤怒年代》提供了民粹主義風潮在世界各地的宏觀研究和在背後支撐這股力量的脈絡。本書如醍醐灌頂、精闢且充滿挑釁，可能是至今診斷我們社會現狀的最野心勃勃的嘗試了。憑藉淵博的知識和洞察力，本書解釋了為什麼由下往上的運動會在期待獲得上層獎勵的情況下，把未來託付給權威型煽動群眾者。
──《國家雜誌》

序（節錄）
本書面對這場普遍危機的觀點非常不同，不會再將解釋危機成因的荒謬重擔放在伊斯蘭及宗教極端主義身上。本書認為這些史無前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失序，早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就已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經濟興起，並因此引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世界戰爭、極權政權以及大屠殺，只是現在造成負面影響的區域更廣，受災人口也更多：亞洲及非洲大部分區域一開始透過歐洲帝國主義接觸到現代性，此刻也正陷入西方經歷現代性時的致命經驗。
這種普遍危機的規模比恐怖主義或暴力問題更為廣泛。那些定期在全球引爆的文明衝突，包括伊斯蘭槓上西方，以及宗教及理性的對峙，都無法解釋許多政治、社會和環境方面的病灶。就連對這些「衝突」論的闡述者或許都會發現，若能正視在層層疊疊的類宗教論述底下的另一種關聯性，將能獲得更多啟發，也就是說，伊斯蘭國這個哈里發國中俗麗的伊斯蘭狂熱份子，其實和鄧南遮及其他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同樣浮誇的世俗激進份子之間，在知識及心理上有著深層且親密的關係：他們都是歌誦戰爭、厭女且擁有縱火癖好的唯美主義者，是指控猶太人和自由主義者無根式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而且稱頌非理性暴力；他們也是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恐怖主義者，面對各大洲出現的政商聯盟權貴、慘痛的經濟危機及可憎的不平等問題，他們的陣容愈來愈壯大。
為了理解我們自己的憤怒年代，得先回顧之前那段時間所經歷的動盪。曾有法國人在十九世紀晚期轟炸音樂廳、咖啡館和巴黎證卷交易所，另外還有法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呼籲「摧毀」那座「巢穴」（里昂的一座音樂廳），因為那裡過了午夜後還聚集著「布爾喬亞階級及商界的嬌貴花朵」，但我們討論後會發現，二○一五年十一月，那些受伊斯蘭國啟發而在巴黎的搖滾演唱會、酒吧及餐廳屠殺將近兩百人年輕歐洲公民，其實和之前那些法國人之間有許多共通處，而且比我們原本意識到的還更多。
我們有許多跟十九世紀共通的經驗。早在「（伊斯蘭教）聖戰」（jihad）這個說法進入大眾的日常語彙前，德國和當時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就曾在一個世紀前要求發起「聖戰」（holy war），整個十九世紀，許多歐洲年輕人決心爭取自由或尋求一死，於是參與了在世界遙遠彼端的政治長征。許多俄國學生對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的殘酷及虛偽而卻步，於是普遍決定擁抱革命彌賽亞主義，他們迫切希望藉此尋求一種全球性的絕對解方，並將同黨之人視為真正的信徒，而革命領袖則是一半帶有神性的英雄。然後到了今日，許多人普遍深受傲慢又狡詐的菁英羞辱，這種感受使人們產生民族、宗教及種族的各種分裂。
然而，此刻雖有許多事件延續自過往，卻遠稱不上歷史重演。在這個狂熱講究個人主義的全球時代，我們擁有的苦難不只獨特，也更深沉，造就的危險更滲透每一個角落，且後果更難以預測。
二十世紀初的歐洲，自詡首先動員了人民集體力量的群眾運動包括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同時也是這些運動導致後續的戰爭、大屠殺和獨裁政權興起。而在西方及俄國，人們本渴望透過公共力量及政府權力創造完美社會，此刻也已氣力耗盡。更重要的是，在像是中國和印度這類「新興」強權內部，這項理想的影響力非常薄弱，而且因為自拍式個人主義（selfie individualism）更顯疲弱難振，就連那些在中東狂熱建造哈里發國的人們也不例外。
全世界正出現大幅度且不討喜的變動，在這段過程中，就算人們不至於像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一樣極端地認定「『社會』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卻也將身處公眾領域中的自己理解為具有權利、欲望以及利益需求的個體。打從一九四五年以來，世界大多地方的主權國家選擇透過計畫性、保護性的經濟成長，來大幅提升國力，並用來推動像是性別平等之類的特定目標。柏林圍牆倒塌後，全球化年代曙光乍現，然而人們為了個人的自由及滿足提出無止盡的要求，導致政治場域逐漸喧騰吵雜。
打從一九九○年代開始，一種充滿野心的民主革命橫掃全世界，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曾在十九世紀初深感不祥地目睹了那場革命。這場革命讓人們除了追求穩定及滿足的一般欲望之外，即便在處境最缺乏希望之時，都還多了對財富、地位和權力的渴望。擁抱平等主義的野心打破了舊社會的封建階級，包含印度的種姓制度和英國的貴族階級。個人主義文化成為普遍概念，其方式就連托克維爾或首先將個體追求私利的「商業社會」理論化的亞當．斯密都始料未及。
由於強調個體權利，針對社會歧視及性別不平等的意識也隨之抬頭；在今日許多國家，人們對於不同性取向的接受度大幅提升。然而，這項革命性的個人主義在影響規模更廣泛的政治意涵仍可謂曖昧不明。近幾年的危機更顯示，無止盡的經濟擴張及創造私人財富的理想已經大幅度失敗。大部分新近才被創造出來的「個人」，都在靠想像拼湊出來的社會、政治社群及（或）主權正在衰退的國家中備受拖磨。他們深受托克維爾在談及其他議題時所描述的處境折磨：「傳統的連結、支持及限制，連同一個人對自我價值及認同的篤定信心都遭到拋棄」，此外，他們的孤絕隨著後殖民國族建構意識的衰落及喪失更為強烈，同時也是因為遍布全球的技術專家治國論菁英拋棄了社會民主主義。
因此，儘管每個個體擁有不同過去，卻都發現自己被資本主義及科技成群結隊地趕入共同的此時此刻，而令人髮指的財富及權力分配不均，創造出羞辱人的全新階級分層。這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密狀態，或是漢娜．鄂蘭所謂的「消極連帶」（negative solidarity），更出現了幽閉恐懼症式的惡化，原因正是數位通訊技術，再加上彼此嫉妒、怨恨的比較能力提升，以及到處都是個人必須追求特色及獨特性的常見現象（但又因為常見而失去意義）。
在此同時，動態經濟系統內部出現毀滅性的衝突，這情況首先出現於十九世紀歐洲，當時原本一波波爆發的科技創新及成長，其成效被系統化剝削及廣泛的貧困化問題抵銷，而此刻這項衝突更在全球各地現身。這就是現代性帶來的衝擊，其中許多衝擊曾被代代相傳的「家庭」及「社群」這類社會建構及國家福利網所吸收，但時至今日，所有個體都得在立基不均的賽場上面對愈來愈激烈的競爭，等同直接暴露在衝擊之下，因此很可能感覺根本沒有所謂的「社會」或「國家」可言，只覺得必須投入一場所有人都是敵人的戰爭。
生存、自由和安定都是看似再自然不過的權利，這些權利原本就因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而受到挑戰，現在就連政治失能及經濟停滯的問題也對其造成威脅，此外，在深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所在，前現代經濟生活特有的資源稀缺及苦難也會造成問題。結果正如鄂蘭所恐懼，「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急遽升高，普遍而言，所有人都能輕易被任何人激怒」，又或者可以直接描述為「怨憤」（ressentiment）。那是針對其他人存有（being）的一種存在的憎惡，其中混和了強烈的嫉妒、受辱感及無力感，而隨著這種怨憤揮之不去、逐漸深化，公民社會就會遭到憎惡的毒害，政治自由基礎遭到侵蝕，而全球也因此正轉而追求獨裁主義以及各種有害的沙文主義形式。

導讀
前言

第一章　序幕：被遺忘的關鍵事件
第二章　清出思考的空間：歷史的勝利者及他們的妄想
我們那條通往進步的高速公路
後果嚴重的歷史健忘症
現代性的先行者：啟蒙暴發戶
好的野蠻人
那些違背自身意志的激進份子
現代性的遲到者：那些心懷憎恨的落伍者
絕不能落後於瓊斯家
彼此彼此

第三章　透過他人愛自己：進步及其諸多矛盾
富裕的普遍社會
有趣的瘋子
進步的兩種觀點
開始喜歡那些暴君
建立合作網路的知識份子
良好（但非常嚴苛）的社會
道德優越性帶來的刺激

第四章　失去我的宗教：伊斯蘭、世俗主義和革命
現代的共同命運
製造敵人：穆斯林對上西方
大鬍鬚對上清爽的下巴
將非歐洲人文明化
現代的頭，哥德式的身體
一個軍事知識階層
擬仿人
一隻想要學鷓鴣走路的烏鴉
大眾的神聖起義，還是更廣泛的國家效仿？
你的認同出現漏洞

第五章　重拾我的宗教
一、被解放的民族主義
為甘地的刺客們行宣福禮
那隻最冰冷的冰冷怪物
婆羅洲的路易威登
第一位憤怒的年輕民族主義者
製造文化民族主義（及其內建的各種矛盾）
採取防禦的哥德人
鄉下的靜默絕望
診斷疏離
將精神政治化
排外主義的誘惑
對進步的迫不及待
神的各種替身
該如何發展日耳曼風格？
找出內部敵人
憎恨現代，但熱愛人民
菁英的認同政治
二、彌賽亞式的願景
屢敗屢戰的至上主義
向布爾喬亞的平庸宣戰
超人入門手冊
如何成為「新（男）人」
向野蠻人學習（同時消滅他們）
回到未來？

第六章　找尋真正的平等自由：虛無主義遺緒
孤狼和他的狼群
尋找人性
一場大師的相會
最後這批「末人」
來自地下室的先見之明
全球伊斯蘭聖戰的第一階段
地下室的人爬出地面

第七章　尾聲：尋找真實
末人的擴散
內心世界的戰爭
數位療法
一切都與「我」有關

參考文獻

回到未來？
十九世紀的德國人向我們證明，在體驗過現代性的艱難後，「人民」（Volk，或英文中的people）確實成為了一種避風港；許多人一邊陷入對現存秩序更深的憎惡及仇恨中，一邊等待民族真正偉大的時刻到來。而事後證明，關於要如何讓民族真正偉大起來，無論對於義大利或德國而言，完美秘訣都是保持曖昧不明，好讓人民焦慮及絕望的情緒不停升高，而且是無論再怎麼真正努力或循序漸進，似乎都無從療癒的那種焦慮及絕望。即便是那些沉著抱持帝國主義且身為強權的國家（例如英格蘭），國內的知識階級卻仍屈服於大國沙文主義（jingoism這個詞彙是在一八七八年出現的新創詞）──約翰．A．霍布森首次得知這個詞彙時，稱其為：「一種帶有競賽感、獸性好鬥、貪欲，以及冒險犯難的強烈熱情」，是一種「會因為敵人的衰敗、受苦而狂喜的原始欲求。」
多達數十億個人在世界上幾乎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所在，或者被整個現代化的磨人過程擊垮，然後就這麼喪志、退敗，最後只好將自己和國家視為一體，並透過國家的偉大來提升自尊。無論是有同胞在運動界或娛樂界發光、得了諾貝爾獎，還是獲得軍事方面的勝利，少數人的功績似乎總能讓許多人同感驕傲。西方菁英往往看來傲慢又多方干預，而只要是奮起對抗他們的領袖，都能仰賴一種在歷史上源源不絕的情緒：怨憤。普丁總統之所以在自家那麼受歡迎，其實就是因為歐美對俄國施加制裁並導致經濟危機。
因此，我們不能錯將大國沙文主義單單視為蠱惑民心政客的產物。流行文化已經推波助瀾了好長一段時間。寶來塢電影其實早已預示，在印度，新的統治者及知識階級將持續不懈地推行文化民族主義。
莫迪聲稱印度已準備好成為「世界宗師」並領導世界；寶來塢有部暢銷電影名為《愛，沒有明天》（Kal Ho Naa Ho/ Whether Tomorrow Comes or Not，2003），裡頭的主角將印度價值觀帶入不快樂的白人家庭中，若你看過這部電影，莫迪說的話似乎也沒那麼難理解。畢竟印度現在有數百萬人受到聖人蘭德福（Baba Ramdev）這位電視煽動者影響，這位瑜珈老師可說是印度用來對抗德國體操發明者楊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的武器。現在蘭德福以宗師的身份為印度政府服務，並建議把所有拒絕為「印度母親」唱光榮頌歌的人集體送去砍頭。
在毛澤東統治時代，那些反西方的電影及文學可以僅僅被視為共產黨宣傳品，然而，今日中國書店內仍充斥這種滿是排外論點的出版品，例如《中國可以說不》。《狼圖騰》是在毛澤東的「小紅書」之後最暢銷的作品，故事哀嘆的就是怯弱的中國農民受到狡詐西方人折磨，這些西方人「大多是條頓、日耳曼、盎格魯．薩克遜那些遊獵蠻族的後代」，血管中都流著狼的血。二○一六年，一個國際法庭處理了菲律賓及中國的海域紛爭，最後做出對菲律賓有利的判決，譴責中國，而中國馳名的鋼琴家郎朗還掀起了一波愛國的抗議浪潮。
俄國本來在蘇聯時期禁止宗教，現在卻號召了以基督徒為主的人民，去對抗那些疑似由西方自由主義輸入的一切，例如同性戀。普丁最要好的盟友之一經營了「帝都電視台」（Tsargrad TV），那是一個俄國東正教會的電視頻道，目標是讓「傳統」價值有發聲管道。土耳其獲利最高的電影名為《征服 1453》（Conquest 1453，2012），其中描述穆罕默德二世這位征服者在一四五三年征服了伊斯坦堡，而此事導致鄂圖曼主義（Ottomanism）的復興；此復興不只展現於「漢堡王」的「蘇丹餐」（有個廣告讓一名土耳其禁衛軍 大啖加了鷹嘴豆泥的華堡），也展現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上。艾爾多安總統為了將土耳其介入加薩、敘利亞、黎巴嫩、科索沃、伊拉克、亞塞拜然、阿富汗、緬甸和索馬利亞的行為合理化，於是尋求鄂圖曼帝國的庇佑；他宣稱：「我們的祖先騎著馬無論去了哪裡，我們就去哪裡。」計畫在古巴蓋一座新的清真寺，怪誕地宣稱早在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看見這座島之前，穆斯林就已經定居在此。
＊
莫迪相信是古印度人發明了飛機，他將自己的歷史修正主義結合了民族主義及革命未來主義。他很清楚，若要成功刺激每個獨立個人行動，需要的是能引起共鳴的情懷、意象和象徵，而非理性論述或精確的歷史。馬志尼和索雷爾堅信神話是號召、動員一般人投入群眾政治的必要手段，另外還得有那些體現歷史之集體能動者（collective agent）的領袖們。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地出現了很多這類神話及領袖，而在《大眾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 1930）中，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已提出了一種家長制自由主義（paternalist liberalism）式的抱怨，而抱怨的對象是「宣傳要取代所有知識（而到來）的胡亂、發狂，以及離軌政治」。
現在換許多其他國家面臨這樣的命運，這名西班牙哲學家害怕的那種激烈的「一無所知運動（know-nothingism）」（或者說「神話」）正雪崩般襲來。當代的煽動者之所以派出大量網軍及推特機器人去對抗人民的「敵人」，似乎也是跟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一樣，意識到數位溝通科技可以幫助創造、鞏固心的統一及社群神話。在個人主義的時代，專制主義仍然橫行，只不過都是柔性而非硬性的專制主義，也就是透過民主而非極權主義，而且不只於上層強人中展露，也包括底層群眾。今日的「胡亂、發狂，以及離軌政治」，也就是一種關於民族、種族和文化，且浮誇到奢侈的理想主義，往往是沒有政黨也沒有參與運動的人民創造出來的產物。通常也是這些人願意放棄好不容易贏來的公民自由權利，默許或甚至激情支持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法外處決及酷刑折磨。
看不見的專制主義悄悄滲入以追求財富為目標的原子化社會，托克維爾靠著書寫捕捉到了這種現象，人們「想要賺大錢的強烈、排外焦慮」會讓他們「忽略個人的私人財富以及整體繁榮之間的緊密關聯。而且無須透過暴力去剝奪他們所享的權利；他們自己很樂意主動放棄。」
不過在以「身份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定義的社會中還發生了其他事情。這些社會宣稱走的是菁英領導及平等主義路線，卻激勵其中個人跟他人比較，並透過以各種價值觀及文化所組成的整體階層結構來評價自己。由於只有少數人能真正向上流動，因此對於許多人而言，與其追求成功這種理想，還不如追求自己的身份及認同較為優越的鐵證。因此，以現代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我們╱他們」的無情二元對立更被進一步強化。
人們透過一種由民族文化、宗教、種族或共同文化所定義的群體歸屬感來尋求自尊。大眾媒體、流行文化和煽動者則滿足、操弄他們這種心理依賴的需求，並用各種虛擬敵人來填滿他們的想像生活，包括移民、穆斯林、自由主義者、不信神者，以及媒體本身。特別容易覺得自己受到圍攻的，則是包括醫生、律師、小生意人這些曾被分類為小布爾喬亞的專業人士。
若他們屬於民族文化及種族少數，最是容易覺得機會不平等的問題相當嚴重。十九世紀以來的後殖民世界經歷了各種人民起義，就是因為這些人覺得應有的權利及特權遭到縮減，例如斯里蘭卡的坦米爾人（Tamils）、印度的喀什米爾人（Kashmiris）和那迦人（Nagas），以及菲律賓的穆斯林。不過許多個人即便身處享有特權的多數群體，卻也打算支持殺戮領袖，這又該如何解釋？
一旦人民「嘗到福祉的滋味」，托克維爾寫道，「就很容易忍受任何政府去滿足自身」，若他有機會或許會補充說明：甚至是容忍政府的任何暴行。莫迪從失寵到備受敬重的過程非常快，幾乎沒受什麼阻礙，而且還吸引了學者、作家和記者這些學究（或想要成為學究之人），他們傳統上該是反自由運動的知識後衛，卻在舊政權時代無法有所發揮。除了這種人之外，在二○○二年，當莫迪剛開始進行反穆斯林屠殺時，拉坦．塔塔（Ratan Tata）這位鋼鐵及汽車大亨就屬於擁戴莫迪的第一批大工業家。另一位商場巨擘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很快也稱頌起他的「宏大視野」，他在有「貧民窟之都」之稱的孟買擁有一棟二十七層樓的住家。他的弟弟更宣稱莫迪是「王中之王」。
在此同時，自由菁英主導民主，並在自己和野心勃勃的下中產階級印度教徒之間拉開一道鴻溝，而莫迪就把自己定位於這條鴻溝中。他宣稱自己白手起家，指控菁英討好穆斯林，卻對尊貴的印度教徒採取高高在上的姿態，甚至阻止他們揮灑自己的創業能量。因此，許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層社會落後者覺得個人命運受到重視，而這些人在成長過程中，接受的教育又是艾茵．蘭德（Ayn Randian） 那套鋼鐵意志及奮鬥不懈的陳腔爛調。
這些投票給莫迪的人對共善（common good）沒有興趣，一心只想追求私人幸福，而且自戀地認同那位顯然殘酷的強人（他也是個說個沒完的傢伙），他們的憤怒反映了世界上許多選民的狀態：他們在面對糟蹋人的發言以及大肆消滅傳統習俗的舉動時並不感驚駭，反而覺得欣慰。於是，基於個人慾望及恐懼的全新視野因為新自由世界經濟而展開，而這個新自由世界經濟不支持民主，也不擁護人權。
二○一六年，菲律賓的中產階級以絕大多數選出了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而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厚顏無恥誇耀自己法外處決罪犯的專業能力。
莫迪對穆斯林的攻擊似乎無法帶來什麼好處，畢竟他們已是最受壓制、最士氣低落的少數族群。不過這是一個能為選舉帶來大量好處的屠殺；三個月之後，他因此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現在看來，這個由個人利益所定義的「新印度」，就是以那場屠殺作為開幕儀式。
這也是為什麼莫迪只在表面上與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及日本煽動者相似。那些煽動者是透過合併公司及政治勢力，以及發起專門為了制衡自由個人主義原則的大型國家計畫，來回應各種資本主義及民主危機；而莫迪和他的強人夥伴們，卻是對經濟上沒有活力及生產力的人民進行血腥的種族清洗，並因為選舉大勝而得以站上高位。這批人推崇的是二十一世紀初的狗咬狗政治及經濟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