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水準：如何構建21世紀的優秀學校系統（簡體書）

本書作者安德烈亞斯·施萊克爾（Andreas Schleicher），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教育與技能司司長、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的總設計師，人稱“全世界的校長”，長期與世界各國的教育部長和教育領導者共同合作，志在提升教育質量和教育公平水平，“沒人比他更理解全球性的問題與挑戰”。本書，他權威解析歷次PISA測試的數據，結合自身對世界各國教育水平的認識，提出他對教育中“至關重要的事宜”的理解與建議。
衡量教育成功和優秀的標準除學生學習成績外，還有或許更重要的東西：激發每個人的潛能、挖掘和鼓勵人人參與的公平性，國家（財政）和個人（時間）的投入產出比；學生的幸福感和對未來的信心，對多元文化和個人的包容性，等等，從國家的層面來說，教育制度建設、教育系統改進更為重要。
全書分6章，從6大方面展現他對教育中至關重要的議題的理解。在這個變革有大時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教育？取得教育優秀的原則是什麼？卓越的學校體系有什麼獨特之處？為何說教育均衡難以捉摸？為什麼教育改革如此艱難？以及，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安德烈亞斯·施萊克爾（Andreas Schleicher）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教育與技能司司長、經合組織秘書長特別顧問。
他發起並負責了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也是OECD成人技能調查（PIAAC）、OECD國際教學調查（TALIS）等國際大型測評項目的領導者。他為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創造了全球性的交流平臺，以創新和改革教育政策和實踐。
20多年來，安德烈亞斯與世界各國的教育部長和教育領導者共同合作，提升教育質量和教育公平。美國前教育部長Arne Duncan評價他，“我認識的所有人中，沒人比他更理解全球性的問題與挑戰，而且他告訴我真相”； 《大西洋月刊》稱他為“全世界的校長”（The World’s Schoolmaster）。英國前教育大臣Michael Gove稱他為“英國教育領域最為重要的人”――儘管安德烈亞斯是德國人，生活在法國。
安德烈亞斯·施萊克爾獲得過許多榮譽與獎項，其中包括特奧多爾·豪斯獎（Theodor Heuss Prize），該獎項是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名義授予的“民主參與典範”。
安德烈亞斯·施萊克爾還任德國海登堡大學的名譽教授。

在教育領域……我們總是在離自己最近、最顯而易見的地方尋找問題的答案,這種本能根深蒂固。這些領域雖然是許多常見問題和答案的所在,但卻並非尋求答案最佳地點。我們經常通過最容易衡量的指標來審視教育領域的進步,而重要的指標卻常常被我們忽視。有關教育問題的討論通常僅僅基於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正在做的事，而非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校進行對比。

第一章 科學家眼中的教育


在201513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中,約有1200萬名年齡為15歲的學生沒有達到基本的閱讀、數學和科學技能1要求,幾乎每兩個參與測試的學生就有一人未達標。參與測試的學生來自70個不同的國家/地區,而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均為中高等收入。在過去的10年間,儘管西方世界對教育投入的經費增長了近20%,但學生的學習成果幾乎沒有任何改善。在許多國家,只要知道學生住址或學生就讀學校的郵政編碼,就能夠準確預測學生的教育質量。
說到這裡,你也許很想扔掉這本書,放棄任何改善教育的想法。你一定在想,根本不可能對像教育這樣複雜而且牽涉各方面利益的大規模領域進行改革。
但我卻奉勸你繼續讀下去。為什麼呢？我們不妨考慮一下,目前越南和愛沙尼亞的最弱勢10%家庭的學生在學習成果方面比拉丁美洲的最富有10%家庭的學生還要優秀,甚至與歐洲國家和美國學生的平均學業表現相當（見圖1.1）。在大多數國家裡,即使在條件最差的學校,我們也仍會發現優質的教育。許多當下的一流教育系統也僅僅是最近才處於領先的。因此,教育改革是可行的。
而且勢在必行。沒有正確的教育,人們只會在社會的邊緣止步不前、飽受貧苦,國家也無法從技術進步中享受益處,而技術16進步也不會轉變為社會發展。但如果教育的缺乏阻礙了人們充分參與社會活動,這時我們就根本不能制定公平和包容的政策,使所有公民參與。
當然,任何一種變革都充滿了艱辛。如果年輕人所接受的教育與現實世界的技能需求脫節,他們就不會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優質教育之中；如果員工隨時會跳槽尋求更好的工作,企業就不會重視員工的終身學習。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他們更願意優先考慮當務之急,而不是更重要的議題。比如教育,即使教育關係到整個社會未來的幸福感,也莫不如此。
我曾有幸考察過世界上70多個國家的優秀教學實踐,也曾和教育部長
和其他教育領導者一起努力制定、實施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政策及教育實踐。雖然教育改革知易行難,但仍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這並不是說要簡單複製其他國家的經驗,而是認真和客觀研究本國和別國的優秀教育實踐,並深入研究不同經驗在何種環境下能夠發揮作用。
但是,我們很難從今天的學校系統中找到應對明天教育挑戰的答案。為此,只跟隨全球教育領導者的步伐遠遠不夠。而且,未來的教育挑戰之大,大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靠孤軍奮戰就能夠應對。因此,全球教育工作者、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團結協作,一同尋找答案。
總而言之,容易教給學生的東西很容易實現數字化和自動化。而未來的教育則在於將計算機人工智能與人類的認知、社會和情感技能以及人類價值觀結合起來。我們的想像力、意識和責任感才使得我們能夠利用數字化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社交媒體背後的各種算法把我們區分為志趣相投的不同群體,這些算法創造出了各式各樣的虛擬現實,在拓寬我們視野的同時,也使我們與相異的視角隔絕；在使不同觀點同質化的過程中,也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化。未來的學校不僅需要幫助學生獨立思考,還要教會他們團隊協作,在工作中和公民身份上具備同理心。17學校需要幫助學生培養明確的是非觀,提高他人對自己要求的敏感性,並且意識到獨立行動與團隊合作的利弊。不論是在工作單位還是在家庭或在社區,人們都需要充分理解不同文化和傳統中他人的生活方式,都需要理解不同身份人群的思考方式,不論這些人群是科學家還是藝術家。此外,不管機器在何種程度上能夠代替人類的工作,在社會生活和公民生活中，具有重要貢獻意義的人類知識和技能的需求將會持續上升。
對於具備正確知識和技能的人來說,數字化和全球化不僅令人興奮,還具有解放意義；但對於知識和技能尚不完備的人而言,數字化和全球化則會威脅到他們的工作,導致他們喪失希望。我們的經濟正在轉向生產中心的區域化,這些區域化的不同生產中心由全球信息鏈和商品鏈連接在一起,集中在比較優勢得以建立並穩定存在的地方。這使得知識和財富的分佈至關重要,並最終與教育機會的分佈息息相關。
雖然數字技術會對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但數字技術本身並不會直接造成這種影響。人類自身具有能動性,我們會本能地根據數字技術的影響作出集體性、系統性的回應，這些回應將決定數字技術如何影響我們。
要大規模地進行學校教育改革,我們不僅需要另闢蹊徑,開拓全新的視野,解鎖未知的可能性,還要制定智慧的策略,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目前的學校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當時的主流規範是標準化和服從,教育得以批量地開展,教師也只需經過一次培訓就可以在職業生涯中受用終身,這種教育模式不僅效果顯著,而且效率極高。課程大綱的制定處於教學設計金字塔的塔尖,明確規定學生應該學習的內容,往往通過各級政府制定為教材,之後轉化為教師教育和學習的環境,再由一個個教師在課堂上負責講授。
這種教育系統和模式從工業時代的工作模式繼承而來,明顯跟不上當前急速變化的時代步伐。我們社會中的變革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目前教育系統應變的結構能力。即使全球最優秀的教育部長,也無法同時公平地滿足成百上千萬學生及教師、學校的不同需求。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利用教師和校領導者的專業知識,同他們一起設計18高層次的政策和實踐。這項任務無法僅僅通過“百花齊放”來實現；而是要求教育改革者精心設計有利環境,激發老師和學校的獨創性,培養教育改革的能力。這項任務還需要領導者解決體制結構的問題。體制結構的建立往往圍繞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員,而非學習者和領導者的利益和習慣,但後者才真誠地希望進行社會改革,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想像力,並且通過自己贏得的社會信任來開展有效的教育改革。
教育不只是藝術，還是科學
我投身教育領域的視角與大多數人不同。我曾經是學物理專業的,並且在醫藥產業工作過一些年頭。物理學家圍繞公認的原則和既定的專業慣例,進行跨越國家和文化間的交流和合作。相比之下,教育工作者試圖審視每一個兒童個體,對概括性的各種比較深表懷疑。
但是我發現醫療行業和教育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職業運作的方式。進入醫療行業的人們期望科學研究可以改變自己的工作。如果醫生沒有仔細研究迄今為止處理某種病症最為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他們就不會認為自己是專業人士,也不會自己研發藥物。
在醫療領域,醫生給病人看病，第一件事就是測量病人的體溫,診斷什麼治療方法最為有效。而在教育領域,我們傾向於使用同樣的方法教授所有學生,所有學生的教學方法都一樣,只是有時在學年末才診斷教學方法的有效性。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菲利普醫療集團（Philips Medical Systems）,我的上級都堅信我在測試每項研製成果和每件設備時都非常認真,他們很清楚如果我的工作出了任何差錯,客戶就會起訴我們。而當下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在進行教育改革時只是把新的19改革方案堆疊在舊的之上,不進行試驗,沒有質量保證,也不承擔公共責任。
但我仍然發現教育領域極具吸引力,因為我知道教育的力量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也同樣看到這樣一種機會,使教育改革不僅成為藝術,更成為科學。
我領悟到這一點離不開三位傑出的學者,他們分別是Torsten Husen, John Keeves和我在漢堡大學工作的同事Neville Postlethwaite,其中Neville對我的啟發最大。Neville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學者,還具備出色的能力來發起及實施大規模的研究計劃,彙聚世界各地的一流研究人員推動教育領域的發展。
我第一次遇到Neville是在1986年,那時我出於好奇無意中參加了他主持的關於比較教育的研討會。從那天開始我就深受Neville的鼓舞,他自願分享自己的知識、經驗和聯繫方式,只要是你事先充分思考過的問題,他從不落下,一定會回答。
幾周之後,Neville問我有沒有發表過什麼文章,我不得不承認我當時還沒有發表的經歷。“那麼,”他說,“我們一起著手準備你的第一篇文章吧。”Neville教給我聚類分析的方法；為我提供用以分析的數據；為我批改、校閱論文,討論其中每一頁的內容；還向一家出版社推薦發表研究成果,並署以我的名字。學術圈的人其實清楚,這種情況實屬罕見。
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我們一起在漢堡大學和許多其他地方共事,Neville就像是我的第二個父親,他幫助別人成長,從中獲得樂趣,這一點著實令人敬佩。甚至在我離開漢堡大學,加入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後,Neville仍會閱讀、評論我發給他的每一篇文章。
PISA的起源
把科學研究的嚴謹應用於教育政策的制定,正是這一理念促使OECD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建立了PISA。我仍記得1995年在OECD參加的第一次高層教育官員會議。當時來自世界28個20國家的代表齊聚巴黎,圍坐在一張圓桌前。一些代表吹噓他們的學校系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或許這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學校系統最為瞭解。當我提出設計一個全球性的測試,讓各個國家比較自己與他國學校系統的成功之處,大多數人說這是不可能的,不應該這樣做,或者說這不是國際組織的業務。
我當時有30秒的時間決定是就此罷手,避免情況更糟,還是再嘗試一次。最後,我向我的上司Thomas J. Alexander（時任OECD教育、就業、勞動和社會事務理事會理事）遞上了一張黃色便利貼,上面寫道： “我們承認尚未就該項目達成完全共識,但問一下各國代表我們是否可以進行試點試驗。”就這樣,PISA的理念誕生了,Thomas成了該項目最熱衷的支持者。
當然,OECD也早就發表了多項對當時教育成果的比較研究,但研究主要基於多年教育的測量,無法準確地展現人們如何對當時的教育進行改革,這並不總是一個很好的指標,以說明人們實際上能夠對所接受的教育做些什麼。
我們創立PISA的目標不是為了再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問責制體系,而是幫助學校和政策制定者把目光由向上轉至向外,由官僚體制內部轉向老師、學校和國家。
這就是PISA發揮的關鍵作用。該項目收集高質量的數據,並結合更廣闊的社會成果信息；使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獲得這些信息,做出更加明智的決策。
PISA背後的改革理念在於通過國際公認的標準,直接測試學生的技能水平；將其與學生、老師、學校和教育系統的數據聯繫起來,以理解學生成績的差異；然後利用多方聯繫的優勢,通過制定共同的參考點,平衡同輩壓力來處理數據。目前,PISA不僅實現了通過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測試,對不同國家的教育水平進行比較,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學校也自願加入了以學校為基礎的PISA,以瞭解他們在國際水平中所處的位置。
在其他方面,我們也力求使PISA與傳統的評估測試保持不同。我們認為教育是為激發學習的熱情,提高想像力,培養出能夠改變世界21的決策者。所以我們不僅想讓學生複製課堂上學習的知識,學生要想取得PISA的好成績,還必須能夠根據所學的知識進行推理,培養跨學科的思考方式,把所學到的知識創造性地用於未知的情境中。如果只教給學生我們所知道的東西,他們可能只會循規蹈矩；但如果教會他們如何學習,學生則可以開創新的領域。
有些人認為我們的測試不公平,因為學生在學校從未遇到過測試中的問題。但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為生活中的真正試煉並不是考驗我們是否記得學校所學過的東西,而是能否解決目前無法預料的問題。要想在現代世界有所成就,我們不僅要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學會運用知識。
然而,實施試點試驗的困難在於我們的資金不足。事實上,PISA工作在前兩年根本沒有預算撥款。但事實證明這或許成了我們最大的優勢。通常情況下,要進行測試,需要先有所計劃,再聘請人員執行。因此,進行一項測試往往要花費數百萬美元,而且這項測試的所有權屬於某個組織，而不屬￿你需要的、能夠改變教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