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中的女性話語建構：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集萃（簡體書）

《歷史書寫中的女性話語建構：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集萃》收錄了1996-2016年《婦女研究論叢》刊發的婦女/性別史論文47篇，集中呈現了第四次婦女大會以來中國婦女/性別史在研究議題、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史料運用等方面的新變化、新面貌，內容覆蓋古代、近現代及當代婦女/性別史，研究議題涉及社會轉型時期性別觀念的變遷、婦女運動中的階級問題和話語建構、女性與媒體、女性與抗戰、女性與醫療、女性賑災、才女研究等研究熱點，體現了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趨勢以及對中國特色婦女解放和婦女運動實踐的本土化探索，對婦女/性別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譚琳，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婦女研究所所長，中國婦女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服制與禮俗——周代婦女“三從”的禮儀符號及制度展現身體與空間：漢魏六朝時期上巳節中的女性與女性活動才女“越界”、聲望競賽與明清江南社會運行誰之身體，誰之孝？——對明清浙江方志記載女性“割股療”現象的考察明末清初戰爭中女性遭受性暴力探析限制與保護：清代司法對涉訟女性的特別應對清代士紳家族對女性的道德形塑——以女性憶傳為中心被動的主動：清末廣州高第街婦女權利與地位研究——以契約文書為例張啟灰近代反纏足話語下的差異視角——以19世紀末天津天足會為中心的考察清末的媒體與女性的戒纏足——以《大公報》白話文宣傳為中心平等和差異：近代性“別”觀念雙重特性的建構晚清革命話語中的“貶男”想象——以女杰傳記為中心的考察性別解放的“中間路徑”：張竹君女性啟蒙思想及實踐晚清女性服飾改革：女性身體與、細節和時尚——從廢纏足談起始信英雄亦有雌——中日學者筆下的秋瑾裝束從傳統到近代：民間年畫與中國女性生活——以楊柳青年畫為中心的考察清末民初女性的賑災實踐及角色變遷由客體到主體：民初女性婚姻權利的變化——以大理院婚約判解為例楊三姐告狀案：民初女性訴訟案中的道義、法律與輿情現代知識女性的角色困境與突圍策略——以陳衡哲、袁昌英、林徽因為例“觀念解放”還是“情感解放”？——民初湖南新女性“離家”的實踐困境同鄉、媒體和新女性——劉廉彬自殺案再審視近代中國女性的解放與淪陷——再論民國“人體模特兒”事件清季民國戲劇改良與婦女解放的互動關系考察——以河南為例輿論高揚與結局落敗的反差——以1921年廣東女子參政權案為例《婦女雜志》與民國女性的科學啟蒙“三八”國際婦女節：中國婦女運動的特殊場域與公共文化空間民國南京時期的婦女離婚問題——以江蘇省高等法院1927-1936年民事案例為例中國婦女運動的“階級”——中國黨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研究英語教育在民國新女性認同建構中的作用——以金陵女子大學為個案的研究

《歷史書寫中的女性話語建構：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集萃》： 一 才女“越界”與明清江南社會的聲望競賽 （一）才女“越界”與家庭社會地位提升 當時的江南社會，對于女子的要求普遍是強調德行。擇婦以德，是封建社會家庭秩序再生產的內在要求。對女子德行的強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社會的“父子”關系邏輯——長幼尊卑秩序再生產的需要，是家庭秩序穩定的需要。江南社會的家庭秩序生產是一種充滿張力的空間生產。這種張力體現在江南社會作為一個社會空間，其秩序運行是穩定的，其秩序要求是強調把人固定在土地和關系之中，處于低社會流動的狀態。這就要求人際關系重視先賦。所謂先賦，即血緣、姻緣、地緣等先在于個體的關系而非個體后天交往獲得的關系。先賦強調關系中的義務性和強制性而非選擇性，強調關系的等級性而非平等性。這種對關系先賦性和穩定性的強調，就使得家庭秩序生產首先是一套對上下尊卑的義務性、等級的生產。所謂“女德”本身就是對這類關系和社會秩序的遵守和內化。但是在江南社會內部，每一個具體家庭的秩序生產，同時又具有不確定性，對社會秩序的遵守和內化，並不能保障家庭社會地位的再生產能夠成功，因為江南社會中有的社會流動性存在。家庭在江南社會中所占據的社會位置從等級的角度來說是相對穩定的，士農工商四民社會是一個既定的等級社會，這是社會秩序穩定性的一面，但是對于每一個具體的家庭來說，其社會地位又是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發生變化的，這種可變性在明清就來自科舉制這種社會流動機制。 科舉的錄取率很低，使得即使已經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江南社會的精英——士紳群體的家庭，也無法保證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繼續通過科舉考試。而只有子代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士”這個階層中的一員，才能使自己的家庭在江南社會中長期處于較高的社會位置。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家庭都必須盡一切努力提升下一代通過科考的概率。這是江南社會內的家庭競賽。這種由家庭社會地位再生產的不確定性引發的競爭使得每個具體的家庭不僅要考慮家庭內社會秩序包括性別秩序的再生產，而且要考慮家庭在江南社會中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的再生產。 然而清中葉以后，科舉錄取的比例逐年降低。在科舉競爭激烈的江南社會中，隨著科舉通道的日益堵塞，對于每一個具體的家庭來說，男性士人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在不斷下降。因此，要想保障家庭在江南社會中的社會地位再生產，男性之外的家庭成員——才女群體就為家庭的聲望競賽提供了新的資本：才女的才華轉變成為家庭競賽中新的文化資本，其與男往唱和所建構的人際網絡也成為家庭聲望競賽中新的社會資本。 才女與士人的“越界”交往可以幫助家庭成員提升其在江南社會中的社會聲望。這樣的記載很多。“幼輿嘗與漁洋諸公九日飲宋子昭小園，限蟹字韻，啟姬代為詩，末云：‘予本淡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蟚蜞誤為蟹。’一座大驚。”①才女的才氣使得王士禎這樣的詩壇也為之嘆服，自然增加了幼輿作為男性主人的聲望。 除了與男性士人詩文唱和以外，才女與男性士人“越界”交往的一個常見方式是通過拜師成為文人的女弟子。對于才女所屬的家庭來說，意味著其家庭通過才女進入一個新的人際與文化網絡中，從而有可能提升其在江南社會中的社會位置和聲望，在江南社會的家庭競賽中增加新的向上流動的機會。正是出于這個動機，很多士人家庭容忍甚至鼓勵家中的才女加入女性和男性的才人網絡中，例如隨園女弟子群體。 隨園女弟子嚴蕊珠就憑借自身的才華而非傳統的熟人介紹，讓袁枚接納了她。“吳江嚴蕊珠女子，年才十八，而聰明絕世，典環簪為束修，受業門下。余問：‘曾讀倉山詩否？’曰：‘不讀不來受業也。他人詩，或有句無篇，或有篇無句。惟先生能兼之。尤愛先生駢體文字。’因朗背《于忠肅廟碑》干余言。余問：‘此中典故頗多，汝能知所出處乎？’日：‘能知十之四五。’隨即引據某書某史，歷歷如指掌。且日：‘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詩用典乎？先生之詩，專主性靈，故運化成語，驅使百家，人習而不察。譬如鹽在水中，食者但知鹽味，不見有鹽也。然非讀破萬卷、且細心者，不能指其出處。’因又歷指數聯為證。余為駭然。”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