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政治學十講

閻小駿教授在本書就許多當代政治學的關鍵問題，如民主轉型、政權組織、市民社會、社會運動、政治身份等，撰寫了富有啟發性的篇章。對於這些看似龐雜的題目，他既全面地綜述具重要影響的文獻，亦提供了其獨到的觀點。二十世紀至今，政治研究的範疇、深廣度和方法論都得到重大的擴展，作者現在把精彩紛呈的政治科學知識與動態介紹給讀者，亦當能造福學界。

——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
哈佛大學政府系亨利．羅索夫斯基政治學講席教授

作者以廣博知識的精心養護，呈現出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等眾多學科的智慧之光；汲取東西方文化的精華，在政治學這塊傳統西方學術文化領地裏，耕耘出一片新的沃土。我們從《當代政治學十講》中所感受到的，不僅是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廣闊的國際視野，更有背後濃烈的人文關懷。

——袁明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撰寫一本導論書籍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既要有學術的深度，又要能夠令初接觸該學科的讀者明白當中要點和產生興趣，兩者兼顧真是談何容易。年青學者閻小駿教授卻輕鬆自在地抓住十個題目，深入淺出地給我們介紹政治科學的主要討論議題和關注點。通過書中的十講，讀者自會對政治與社會產生興趣和有所瞭解。

——呂大樂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閻小駿，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2012年榮獲全球中國研究權威學術期刊、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年度最具原創性論文獎。同年入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首屆傑出青年學者計劃。他多年從事政治學教學工作，曾於2007年獲哈佛大學優秀教學獎，2013 年獲香港大學傑出教學獎。其首部中文專著《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榮膺《亞洲週刊》2015年度十大中文好書（非小說類）

第一章 走近政治學 1

政權與治理 3

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 5

尋找因果聯繫 13

比較的方法 18

政治學的解釋路徑 21

不完美的科學 27

 

第二章 發展理論：現代化之批判 31

「發展」的起源 33

南北鴻溝 40

現代化還是「西方化」？ 47

批判現代化 55

「四小龍」的挑戰 58

從「市場驅動」到「國家引導」 61

發展型國家 64

「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 68

以人為本的發展觀 73

 

第三章 民主和轉型理論：現實與迷思 77

今天的民主 79

民主的由來 80

甚麼是民主？ 87

民主的「能」與「不能」 92

轉型的道路 96

「第三次浪潮」 100

三種徑路 103

解釋民主轉型 107

 

第四章 政權組織形式：新制度主義的框架 113

制度主義 115

「制度」的奧秘 120

制度怎樣影響政治？ 124

政權的組織 127

政黨制度 135

選舉制度 142

 

第五章 國家理論：從利維坦到福利國家 151

政體、政府和國家 153

國家：一種關鍵的制度存在 158

國家性與國家權力 162

失敗國家 166

 

第六章 政治參與理論：為甚麼和怎麼樣？ 173

甚麼是政治參與？ 175

政治參與何以重要？ 179

人們如何參與政治？ 181

公民 186

 

第七章 在國家和市場之外：建設美好社會 189

在國家和市場之外 191

甚麼是市民社會？ 195

市民社會能使民主運轉起來嗎？ 198

「獨自去打保齡球」 206

市民社會使民主失敗？ 207

功能與基礎 211

 

第八章 社會運動理論：對抗性政治簡析 215

對抗性政治 217

社會革命 220

革命的緣由 224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229

 

第九章 政治認同理論：我們是誰？ 233

永恆的追問 235

甚麼是政治認同？ 237

認同政治的迷思 241

實踐中的認同政治 244

從「大熔爐」到「沙拉碗」 247

認同政治與未來 253

 

第十章 寫在後面的話 259

植根於人類歷程的政治學 261

政治學的輪廓 263

政治學與我們 265

 

後記 271

延伸閱讀書目 275

索引 279

第九章 政治認同理論：我們是誰？

 

永恆的追問

「我們是誰？」在人類對世界的探索中，對自身存在之價值意義的追問古已有之。相傳在古希臘聖地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裏鐫刻著三句箴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認識你自己」（Γνώθι σεαυτόν）。瞭解人類自身的身份意義是古希臘先哲們為我們留下的最基本問題之一。在東方的佛教哲學裏，對於「我是誰」的追問同樣處在修行和解脫之路的核心位置；認清本體的虛無，是佛教哲學中鋪平通向永恆之道路的前提。古代印度哲學也認為，關於「我是誰」的答案奠定了「我」與社會相互聯繫的存在基礎。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道德的譜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一書中亦曾寫到：

 

我們無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們不明白自己，我們搞不清楚自己，我們的永恆判詞是：「離每個人最遠的，就是他自己。」──對於我們自己，我們不是「知者」。1

 

在哲學意義之外，「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裏去」這些對人類本體意義和終極目的的追問，與政治生活同樣存在著根本性的聯繫。因為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關乎人們將怎樣組織政治權力、怎樣分配政治權力，以及對政治權力的行使賦予怎樣的價值意義。在文明史上，對於「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不同國別、不同時代的學人經已給出無數的回答，而其中差不多每一種回答都可以對應到某一種獨特的政治觀念。因此，「身份認同」這個貌似基本的概念中蘊含著巨大的政治力量。

不過，身份認同（identity）真正進入當代政治學的研究視野還是比較晚近的事。在早期，政治學研究既沒有把身份認同當做一個有待解釋的因變數，也沒有將其作為一個用以解釋其他問題的引數。直到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開始，學者們才逐步認識到人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會非常強烈地影響他們對社會結構和外在世界的認識，從而影響甚至塑造個人和群體的政治取態、政治行動的方式和政治觀念的流變。正是從那時起，身份認同問題才引起了政治學學者的興趣，成為一個因變數；差不多同時，政治學家們亦開始逐漸把身份認同考慮為一個政治學意義上的引數，用它來解釋人類從普通工薪階層在總統選舉中的投票行為到極端宗教分子的恐怖主義活動等範圍極其廣泛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已然躍出純粹哲學的範疇，在當代政治學裏佔據顯要位置。

今天，隨著各種極端主義勢力和組織在國際政治與各國國內政治中的興起，身份認同越來越成為研究各國政治過程的一個無法忽視的因素。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中，兩架被劫持的客機撞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心標誌──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另外一架則墜毀於美國國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樓；「九一一事件」一共奪走了來自90多個國家的2,996條生命。這使得國際社會開始認識到，身份認同的政治一旦被極端化和暴力化，會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而二十一世紀前15年，蔓延於世界各國的民族衝突、種族屠殺、原教旨主義宗教活動、分裂主義活動，無一不是與基於身份認同而動員起來的政治觀念和行為具有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繫。在可預見的將來，身份認同的政治勢必成為全球政治生活中的最主要議題之一。

不管在採用何種政體的國家裏，公民所具有的國家認同都是他們最重要的身份認同之一。國歌、國旗、國徽、國家象徵性建築物等各種屬於國家的專門標誌都被用來構建、鞏固和彰顯國家認同，使得一國公民可以聚集在自己的國家標誌之下，並形成「同呼吸、共命運」的命運共同體。國家認同就像某種「集合點」──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的人們圍繞著它團結在一起，形成共同的意志，採取共同的行動，享有共同的尊嚴。這些國家標誌所彰顯的身份意義，對當代政治生活的影響不可低估。國家認同往往蘊含激情，極富動員性。基於國家認同所產生的政治觀點和行為經常比日常的、以理性利益計算為基礎的政治觀點和行為更加直入現代政治生活的衝突核心。公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是鞏固現代國家政權和實現良善治理的根本基礎。國家認同對於構建公民對現代國家最根本的政治歸屬感、並鞏固和維繫與之相適應的諸權利義務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礎性意義。

 

甚麼是政治認同？

政治學學者通常認為，每個個人對「身份認同」的定義是基於對以下三個問題的回答：我是誰？我屬於哪類人？我與其他人存在怎樣的關係？這三個問題可以被細分為身份認同意涵的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我是誰」，關乎個人對自身政治身份的定義，也就是每個人類個體對自我存在的理解和感知。正如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身份認同是那些比較穩定的、基於具體角色的自我理解和期許。法蘭西斯‧鄧（Francis M. Deng）──南蘇丹共和國的首任駐聯合國大使──則在《願景之戰》（War of Visions）一書中指出，身份乃是個人及群體基於種族、種族、宗教、語言和文化等因素對自身的定義方式。身份認同首先關乎自我定義。

身份認同第二個層次的意涵則是群體歸屬感，或曰個人成為某個社會集體之一員的從屬感。這種對社會集體或者社區的歸屬感，不一定需要強制的外力來確認或者是由法律來認可；群體歸屬感常常是很柔軟的、深藏內心深處的感覺。這種歸屬感既可能與生俱來，由每個個人的出身、成長經歷所決定，亦可與個人的自主選擇和自主行動有關（如個人選擇拿起武器加入政治革命者的行列，或選擇加入政黨成為特定政治立場的支持者等）。理查‧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在《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一書中亦指出，身份認同是個人及群體在社會關係中將自己與其他個人及其他群體區分開來的方式。並且，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不只擁有著一種集體歸屬感，實際上每個人都同時從屬於很多的群體。群體歸屬感對於每個人來講都是一道多項選擇題。

身份認同還存在第三個層次的意涵，即：「我與其他人如何產生聯繫，以及產生怎樣的聯繫？」人際關係、社群關係毫無疑問是定義我們身份的重要因素，即：身份認同也關乎個人與自身之外的他者如何產生聯繫、與自己群體之外的他者產生怎樣的聯繫，以及自身如何被他者所定義。在這裏，社會上其他人對我們的身份定義往往與我們自己的身份認同存在差異，有時甚至存在鴻溝。身份認同永遠來自於自我認知和他者認知之間的交匯與平衡。

從以上身份認同這一概念所具有的三個層次的意涵中，我們約略能夠得到三個直接的推論。第一，社會上的每個個人都具有屬於自身完全獨特的身份認同。個人身份、集體歸屬再加上與他者的聯繫關係，這層層不同的認同使得社會上的每一個獨特的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身份組合。每個人都同時擁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認同；或者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成分複雜而豐富的身份「組合套餐」。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擁有完全一模一樣的身份套餐組合，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上的每個個人都是完全獨特的。

第二，人們基於自身身份認同而產生的社群歸屬感是流動的。每個人都在某一事項上與社會上一些人共享某種身份認同，而在另外的事項上又與另外一些人共享另外一種身份認同。也就是說，基於身份認同而產生的社群歸屬感是在不斷分化組合中的，在不同的情景下，每個個人與不同的他者共用身份，結成有形或無形的群體。在現代社會中，伴隨著高速流動的生活和五花八門的社會政治經濟議題，人們在具體情境下的社群歸屬感也在不斷地流轉和分化組合之中。

第三，每個個人在屬於自己的不同身份認同之間總有自己的優先排序；意即，對每一個人來說，並非自己所擁有的每一種身份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優先順序。或明確，或隱約，人們總歸會更加看重自己所擁有的某個或某些身份，而不那麼重視另外一些身份。身份認同之間的優先排序有時會影響甚或決定人們的政治行為──因為在政治行為中，人們無時不刻不處在權衡取捨中，必須做出一定的「犧牲」；而相關身份認同的優先順序排序會極大地影響到我們在取捨中願意作出怎樣以及作出多大的犧牲。不同的情境、獨特的身份亦會要求我們在社會關係中背負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或者以行動守護著特定的尊嚴。

那麼，人們的身份認同究竟從何處而來？在政治學中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大致上，我們有「原生說」、「工具說」以及「社會建構說」三種看法。

「原生主義」（primordialism）學者認為身份認同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產生， 形象而言身份認同不過是「承自古代的仇恨」（ancient hatreds）。這種看法認為，身份在出生的一刻就已確定，它溶於血液，來自血緣、家庭和家族，每個人生來就與具有同一種身份認同的人分享著根深蒂固的情感。由這種「傳承之恨」支撐起來的身份認同是一種情感與情緒，而非理性的產物；它存在於我們的內裏，來自我們共有的祖先、文化、血緣。這種說法為一些人類學家所支持。

「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論者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解釋身份的構建，認為身份認同是一種政治工具。國家、政黨或者其他政治組織編織出一些身份，並將其作為組織和動員社會的工具手段來達致自己的社會、政治或者經濟目的。例如，執政者可以利用政治身份認同來鞏固國家團結、服務於自己的政策議程。在工具論看來，身份認同僅僅是人為的製造物，是國家或其他政治組織操控的結果，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

「社會建構說」（constructivism）則是一種更接近當代政治學共識的看法，得到政治學和人類學兩個領域很多學者的支持。社會建構論認為，人們並非一出生就擁有完整的身份組合，身份認同本身也並非純粹的是實現國家政治目標的工具手段。身份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既不由下而上，也不完全是由上而下產生的。身份認同是經由每個人在日常生活裏所親身參與和經歷的各種社會過程所構建出來的。比如，一個人去學校學習、參加民間組織、與朋友們交流、與家人溝通，甚至獨自在家看電視、讀報和讀雜誌等等行為，都是社會構建的一部分。這些社會過程都會讓我們在潛移默化的、直接或者間接的社會、家庭影響之下慢慢構建自己獨特的身份認同。按照這個看法，身份認同既不完全來自國家的鼓動和操作，也不純然由出身命定，而是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慢慢積累和建造起來的。

 

認同政治的迷思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圖景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身份政治中所涉及的社會群體可以基於很多不同元素而形成，這些元素包括但不限於種族、階級、宗教、性別、民族、意識形態、國家、性取向、文化等等。實際上，身份政治的一個重點就是著力關注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致力於保障在社會大背景下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成員的政治自由、經濟平等和社會尊嚴。身份政治通常呼籲或要求政府、社會和民眾以不同方式理解並尊重特定社會群體的獨特性，對抗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界定方式（dominant oppressive characterization），並循此路徑尋求屬於本群體的更大的自決空間。

身份政治這一概念緣起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例如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權益運動及美國印第安族裔運動等，為身份政治的勃興提供了適宜的社會政治土壤和強大的動力。身份政治一般發端於對特定社會群體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認知和反抗，通過提高關注（consciousness raising）的方式，改變該群體成員固有的自我和集體認知，並由此挑戰和改變由主流社會賦予該群體的負面形象，以擴展其權利空間。身份政治運動作為受壓迫社會群體通過自身經歷來傳播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的一種方式，使其顯然有別於傳統的以個人權益所驅動的自由主義運動。身份政治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最早被用於描述由殘障人士發起的、旨在轉變自身和社會對殘障群體認知的運動。2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發展，時至今日，身份政治這一概念已廣泛應用於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用於描述多元文化主義、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同性戀權益運動、分離主義運動（例如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以及在亞非地區前殖民地及東歐地區前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民族衝突和民族主義矛盾現象。除此之外，身份政治這一概念還被用於分析一系列基於政治、文化或身份因素的政治動員行為。

學者們對於身份政治的興起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關係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現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當代身份政治興起的重要基礎。他們認為，正是西方民主制度對人們基本權利的保護以及對平等的追求為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通過身份政治來維護自身的權利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制度保證。3亦有學者指出，恰恰是當代自由民主制度對社會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保護體系才令得一部分社會人群被邊緣化，以至於產生了身份政治的訴求。例如，民主制度通過形成政治團體來影響政策決策；然而這些團體大多基於特定的利益和目標而形成，往往難以估計和包容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的利益，以至於這些邊緣化群體產生了通過身份政治爭取自身權利和集體尊嚴的需要。4事實上，許多學者都指出，傳統的自由民主制度難以有效解決持續的結構性邊緣化問題，亦難以化解邊緣群體對於被主流社會同化的焦慮和不安。5

無論如何，從二十世紀晚期開始，政治學家們越來越關注身份認同在政治事件和政治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首先，身份認同對國家構建（state building）至關重要。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概念產生於西歐──理想中的民族國家，不再依賴封建分封所產生的地理區域和臣屬關係來建立國家共同體，而是在政治演進（尤其是在戰爭攻伐）中演化出人們之間某種共同的身份認同，進而在這種共用的身份之上發展出權力機構，最終建立起民族國家（nation-state）。沒有身份認同，就不可能形成穩定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亦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去不斷加強這種身份歸屬感──因為只有穩定的國民身份認同才最有助於國家的安寧、政體的安全和政府的有效治理。

其次，身份認同也可能成為種族暴力的溫床。在多種族國家裏，身份認同的差異不僅能夠成為針對國家制度的政治動員基礎，還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割裂和政治對立，甚至導致種族暴力衝突、屠殺與內戰。歷史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內戰、衝突或者屠殺背後，都有種族、民族、宗教、文化等身份問題的影子。1947年印度獨立時，基於宗教信仰產生的民族分裂導致南亞次大陸不能建成同一個聯邦，而是分裂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印度獨立時引發的大遷徙、大衝突，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計也導致50多萬人喪生，且直接引爆第一次印巴戰爭。在一個國家之內，若這種身份認同的衝突主導了國家機器，它就有可能上升為大規模的、針對某一身份認同群體的國家暴力，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第三，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也可以引發一個國家之內不同身份認同群體之間的歧異和衝突，甚至導致嚴重的社會割裂。在社會財富階梯上處於不同位置的人相互對立，各自將相同階層的人看做排他性的、分享異己身份認同的群體，而敵視其他社會身份群體的成員，往往導致政治撕裂或者社會動亂。身份認同自然也是政治組織和政治動員的基礎。只要有政治動員，不論是政黨政治還是市民社會，不論是揭竿革命還是和平靜坐，某種由參與者之間分享的「身份認同」都是迅捷實現政治動員的社會心理基礎。同一個種族、同一個宗教、同一個階層之內的人，更有可能被組織和團結起來，成為統一認知與行動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