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思親憶舊(節錄)
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一日凌晨,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接到妹妹若雪從臺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爸爸情況不好,他正趕到醫院去,有進一步消息會立即跟我聯絡,過了一會,又來電話說,爸爸已經走了,但走得很平靜,沒有什麼痛苦。
父親過世,應該是很哀痛的事,但我此時的第一個感覺並不是哀傷,而是感謝。因為自從八月間父親住院,我從匈牙利趕回臺北到醫院去探視他,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接著許多管子,聽過醫生的診斷說明後,我就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臨,只希望父親在走以前不要受太多的痛苦。……
有些朋友安慰我說,父親高壽八十八,福壽全歸,是有福之人。客觀地看,也確是如此。而且,回顧父親的一生,覺得他應該感到滿足,我也應該對他的成就感到敬佩。
如果單從履歷來看,父親在新聞界最高做到《中華日報》副總編輯,其後應淡江大學所有人張建邦先生之聘擔任教授,講授新聞。而我在新聞界濫竽充數近三十年,竟然做到中央社總編輯,後來又轉到外交部擔任發言人及駐外代表。我擔任中央社總編輯後,有一次父親對我說:「從前新聞界的人只知道冷若水是冷楓的兒子,現在大家只知道冷楓是冷若水的父親。」我從他說這句話的口氣,感覺得到他心中的委屈。
雖然我擔任過的職位高於父親,但是,從父親的學歷以及他就業的過程看,他的事業成就比我大多了。在很多地方,我都不如父親。
父親的一生,可說得上充滿了血淚。首先,父親的姓名根本不是冷楓,原名錢淼聲,籍貫也不是身分證上寫的杭州市,應該是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人。祖父錢叔和在那裡經營中藥鋪,為小康之家。父親從小天資聰穎,祖父把他送到杭州去念杭州高級中學,這是父親所受過最高的正式教育,許多年後,他被選送到政治大學前身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事業專修班受訓,為期只有六個月,嚴格地說不能算是大學教育。
父親雖然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但回到硤石後卻成為當地的高級知識分子。他也有知識分子的抱負,一面在當地小學教國文,一面跟幾位朋友集資辦一個刊物來議論時事。誰知第一期就得罪了當地政府,要以叛亂之罪名逮捕父親,幸好父親提前得到風聲,連夜離家出走,逃到上海,從此隱姓埋名,改名冷楓,籍貫也改為杭州,沿用了六十餘年。……
父親因逃避追捕,從家鄉隻身到了上海後,舉目無親,又不敢隨便求職,只能在街頭流落,慢慢隨身攜帶的錢用完了,只好忍受飢餓,接連三天三夜沒有進食,暈倒在街頭,最後被人救起來送到難民收容所去。父親後來對我說,當他到了難民收容所,管理人員給他食物時,因為三天未進食,食道僵硬,第一口食物竟然咽不下去。
到了難民收容所,管理人員發現他受過高中教育,就讓他留在所裡擔任國文教師,才算安定下來,生活恢復正常。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政府宣布對日抗戰,全國青年掀起參加抗日陣營的風潮。父親時年二十出頭,血氣方剛,自然充滿抗日情緒,跟其他的年輕人一樣想尋找參加抗日的機會,此時共產黨利用青年人的愛國情緒,在各大城市招兵買馬,號稱在延安舉辦了抗日大學,以此引誘青年參加共產黨。父親和大多數的年輕人都不知道這個抗日大學的真相,只為「抗日」這兩個字所吸引,就與十幾位朋友組織起來,集體想從上海前往延安。臨出發前一天,朋友介紹了兩位女青年也要參加,其中一位名叫錢立英,就是後來我的母親。……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共軍逼近上海,五月十六日父親回家對母親說,我已買好船票,明天上船到臺灣去,母親為父親這一突然決定措手不及,表示抗拒。母親說,當年為了逃避日本兵,吃盡苦頭,不想再逃難了。父親堅持說,船票已經買好,明天開船,走不走隨你。母親看到父親的堅持,只好連夜整理行李,面對家裡的衣物,不知從何理起,只能拿些換洗的衣服,裝了兩三個箱子,大多數的家物都裝進一些箱子,藏在天花板上面,心裡盤算著應該會像逃日本人一樣過幾年就能再回來了。哪曉得過了四十幾年之後父親才有機會再走進那間小屋,但是沒敢問那幾箱家物是否仍在原處。……
我在這裡追述這段過程,是為了感謝父親當時匆匆但毅然地把我們從上海帶到臺灣,才使我這五十多年來能安定地就學就業。……
總括父親這一生,實在過得很充實,他從《中華日報》退休後有段時間,退而不休,身兼三職,同時在淡江大學任教,與友人共同主持高雄《臺灣新聞報》的北部營業處,負責發行及廣告,又接辦《日月談月刊》,每件事他做起來都遊刃有餘,而且還有時間打麻將,真教我佩服。但是我似乎從來沒有當面對他表示過欽佩之意,我也很少得到他當面讚賞,我們父子倆的親情,可以說得上是「淡如水」,父子之間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父親往生以後,有些父親生前的朋友看到我都說我的談吐舉動像父親。我自覺沒有刻意模仿,如有神似,只能說是遺傳基因。但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更像母親。
說到母親的一生,也不尋常。他的籍貫是江蘇省崑山縣安亭鎮(安亭現在已被劃入上海市,隸屬嘉定區)。我的外祖父錢培之在當地經商,頗有地位,但在母親九歲時就與外祖母先後去世,舅舅錢立德當時也不滿二十歲,接下外祖父的家業。母親排行最幼,最得外祖父寵愛,突然失去雙親,受到哥哥與嫂嫂的管教,很不習慣,就在念完相當於初級中學的鄉村師範學校後,一個人到上海去獨立生活,進入上海市務本女中師範科,受到當時上海知識青年抗日情緒高漲的影響,參加了一批要到延安就讀抗日大學的青年,因而認識父親,兩人在跋涉從上海到內地的途中成婚,並且跟隨父親在抵達重慶後停了下來。由於他受過師範教育,就應聘到軍政部兵工署第三工廠子弟學校任教,從此開始了他四十多年的教育工作。……
隨著父親的職務變動,我們從重慶搬到成都,母親也從兵工廠子弟學校轉到空軍子弟學校。由於父母親都有工作,家裡沒有人照顧我,就把我送到可以住宿的托兒所,星期一送去,週末接回來。當時物資缺乏,托兒所只能供應簡單的食物,母親為了維持我的營養,就附送雞蛋給托兒所,指定每天給我吃一個。為了避免托兒所弄錯,每個雞蛋上還寫上我的姓名。過了一段時間後,有一次我週末回到家裡,看到母親在切肉,竟然抓起生肉往嘴裡放,母親看到後,心痛我在托兒所沒有肉吃,就決定不再送我去托兒所,但是留在家裡又沒有人照顧我,就把我送到他執教的空軍子弟學校上學。當時我還不滿五歲,母親擔心我太年幼,不能適應,第一天送我進課堂後站在門外看,發現我居然很規矩地坐下專心聽老師講課,才放心離去。
自此以後,母親到哪裡任教,我就跟著到哪裡上學。所以在抗戰以及國共內戰期間,許多與我同年齡的人都曾有過或長或短的失學日子,唯獨我一直都有學校上。……
其實,我們一家真正說得上是男主外,女主內。父親除了工作外,家裡的事完全不管,都由母親處理。更難得的是,母親直到六十歲退休,從未停止教書的工作,他除了是家庭主婦,還是全職的職業婦女。不僅如此,父親生性外向,喜歡跳舞和麻將,這些活動都要母親陪他。……
母親嚴謹而父親隨興,兩人的個性截然不同,能夠相處幾十年,現在想起來實在不容易。我們從小就被訓示:「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問。」所以從來沒有注意父母之間如何調和。父親直到晚年才有一次對我說:「我們這個家能夠維持到現在,全靠媽媽。」他沒有細說,我也不便問,相信在這句話的後面,一定有許多故事。父親晚年的生活,的確完全靠母親照顧。雖然家裡始終有幫傭,但作息活動,都由已自教職退休的母親管理。
父親於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一日過世,我從匈牙利任所趕回臺北奔喪,發現母親很鎮定,只是經常獨自流淚。有一位父母的多年好友前來祭拜時叮嚀我們要好好安排照顧母親。我也曾對這個問題深思過,但覺得母親主持了幾十年的家務,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規律,除了年輕的時候陪著愛玩的父親跳舞,退休後陪父親打麻將之外,沒有什麼休閒嗜好,如果把他接到匈牙利跟我住,我上班後他每天在家裡無事可做,又看不懂當地的電視,一定過不慣,只好決定讓母親留在臺北,但是除了原有的幫傭外,又把父親臥病期間僱用的特別護士留下來,陪伴母親。我在離臺返任時,特別對母親說,家裡佣了兩個人陪你,請你安排他們輪流週休,一定要留一個人陪你。母親口頭同意,但誰知道他對自己太有自信,沒有這麼做,週末仍然讓兩人都同時休假。
不到一年,問題發生了。九十一年的八月間,我在匈牙利接到若雪的電話說,母親在家裡中暑暈倒,已送進醫院急救,但引起肺炎,需要住院。我聽到後,立刻向外交部請假返臺探視。回到臺北,若雪才告訴事情的經過。……
中心診所的主治醫生對我說,母親有嚴重的肺炎,需要用抗生素治療,但最有效的抗生素健保不付,問我們願不願意自費。我和妹妹為了救母親,當然同意。但是後來才知道,這位醫生用的特效藥藥力太強,雖然治好了母親的肺炎,但卻傷到了母親的腦神經,使母親成了半植物人,喪失神智。……
由於母親不能自理生活,我們把原來母親家裡的幫傭和特別護士都轉到醫院來,兩個人輪班全天候照顧他。那位幫傭因為在家裡工作多年,與母親建立感情,對母親的照顧十分細心。……
幫傭張太太是虔誠的佛教徒,心地至為善良,他在我退休以後,可能為了節省我們的開支,就自動辭職,留下菲傭照料母親,但他仍然偶爾到醫院來探視。有一次他來時,發現母親在呻吟,覺得可能是他的腫瘤使他痛苦。張太太就對正在旁邊的金琰說,他會到寺廟去做法事。奇怪的是,就在他做法事的第二天,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早上,醫生發現母親心臟停止跳動,母親已在睡夢中平靜地走了。……
父親過世時,母親因為知道父親喜歡熱鬧,主張擴大舉行父親的喪禮,並發新聞及在報上登訃聞。這次母親辭世,我知道母親的個性與父親正好相反,凡事不願麻煩朋友,就主張只辦家祭,不發訃聞。其他則比照父親的程序,火葬後將靈骨安置在萬壽山墓園父親的靈骨旁,讓他們在他們自己早就選擇好的地方一起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