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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
  • 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

  • 系列名:有故事
  • ISBN13:9789869125215
  • 出版社:我們出版
  • 作者:賀立維
  • 裝訂/頁數:平裝/208頁
  • 規格:21cm*14.8cm*1.6cm (高/寬/厚)
  • 版次:1
  • 出版日:2015/05/27
  • 中國圖書分類:臺灣傳記
定  價:NT$280元
優惠價: 9252
可得紅利積點: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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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如果爆炸,苗栗以北都將化為灰燼,
全台都可能變成核子廢墟……

台灣曾在極度機密的狀態下,「幾乎」成功自製了一個爆炸威力驚人的核武裝置。但令人不解的是,它為何要設置在距石門水庫幾公里之遙的大漢溪畔?為何是固定式的?是為了「先求有,再求好」,還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兩位蔣總統的盤算為何?張憲義是叛逃的賣國賊,還是救了台灣的悲劇英雄?
而尚未結束的則是因之而來的核汙染!它使得桃園竟成為沒有核電廠、卻受核汙染最嚴重的地方……

 台灣「土製」核彈第一手祕辛首度公開
這個核武計畫由兩位蔣總統直接「單線領導」,即使當時的行政院長或國防部長都不知全貌;為此量身成立的「中山科學研究院」極盛時曾達兩萬人,但各研究所/室、各組/分組,任務分工,互不聞問,一切都在最高機密下進行;更巧的是張憲義叛逃後沒幾天,蔣經國也剛好辭世,美國隨即派人前來封了核子反應爐,導致計畫戛然而止……屈指可數的幾個關鍵人物不僅全無留下隻字片語,後來也先後離世,台灣的整個核武計畫竟至今仍是一個大謎團。
本書作者當時負責模擬計算該核武的爆炸威力,並經常奉命執行各種關鍵任務,但對於那段歷史,他也只是一知半解;如今將所知的「能講的」部分公諸於世,期盼的則是該計畫能夠全面解密,予相關的人事物一個公平的評價,並提醒國人對核武應有的認識及反省。

 開啟蔣氏父子治台一個全新的謎團
其中最費解的就是兩位蔣總統的戰略思維!
計畫之初,北台灣只有一個石門水庫,台北、桃園數百萬人口都靠此活命;台灣三個核電廠均坐落於最偏遠的角落,為何更具破壞力的核武裝置卻選在石門水庫大壩北邊的不遠處?蔣經國在晚年時期甚至特別關心核武的進度,頻頻親自前往視察。加上該裝置的體積很大,不可能放上當時的任何飛行載具進行投放,台灣至今也沒有能夠加以投射的飛彈系統……這顆核彈到底是要炸誰的?期間如果稍有閃失,台灣豈不毀於一旦?
這是終極的焦土政策,還是作為恐嚇對岸、尋求恐怖平衡的自保籌碼?又或只是冷戰時期的一種「盲目流行」?但它發動於台灣經濟狀況不佳的1960年代,花費驚人的金錢與資源來搞核武,這在兩位蔣總統心中,是值得的嗎?

 揭露桃園及全台不為人知的核汙染
核彈計畫功虧一簣,危害更深遠的核汙染卻依然存在──至少包括未被美國取走的破損高階核燃料棒現在狀況如何?未來如何處置?當初發生氫爆所汙染的大漢溪上游土地,全都除汙了嗎?除汙後的輻射泥土貯存在何處?因為汙染而劃設的「環境實驗區」何時才能解除管制?經過精煉的大量釷與鈾核子原料,後來堆置在何處?由桃園鬧區輻射馬路所挖掘出的土石,被移到了何處?為濃縮鈾而購買的六氟化鈾,它們的容器還能保用多久?準備如何處理?
上述已發生或潛在的核汙染,多年來一直被嚴密地掩蓋著,即使已經兩次政黨輪替,也從未資訊公開並積極善後。而每一項汙染的真相,勢必都將造成台灣民眾極大的恐慌,並掀起難以預料的「政治核爆」……

※四分鐘看懂《核彈MI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wnUgcibsA&feature=youtu.be

賀立維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後訪問學者。
於1966年,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的隔年,考入陸軍理工學院(同年為慶祝蔣介石八十歲華誕,即與海軍工程學院等校合併成中正理工學院),從大學、研究所、出國留學、返回中科院核能研究所服務,一直到1988年張憲義「叛逃」導致台灣的核武計畫臨將成功前功虧一簣,整整二十二年的軍旅生涯,恰好與代號「新竹計畫」、「桃園計畫」的兩個核武研發任務完整重疊。退役時,軍階為空軍上校。
離開軍職後轉入光電及能量學領域研究與教學,曾兼任於中央大學光電研究所、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中正理工學院系統工程研究所及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等。
由於對核能的深刻了解及反省,退休後全力投入反核工作。現任宜蘭人文基金會專業技術顧問。

楊憲宏(台灣觀察者、資深媒體人)──專文導讀
林中斌(著名軍事學家、前國防部副部長)
張國龍(前台大物理系教授、前環保署長)
愛德華.弗里德曼(國際核武局勢專家)──鄭重推薦

導讀序 台灣自製核彈的公案終於出土/楊憲宏
推薦序 正好及時的一本書/愛德華.弗里德曼
作者序

第一章:核武新兵日記
楔子/擁抱核武夢/遮遮掩掩的學習
第二章:與CIA過招
諜對諜的愛荷華/金髮的陷阱/業餘與職業的拳賽/魂斷異鄉的同學/神祕死亡的華裔核工教授/美軍的撲克牌/長官召見
第三章:幾乎成功了
土製加拚裝/超級電腦來助陣/計算爆炸威力/與核工說再見
第四章:美國間諜張憲義
學長、長官與鄰居/叛逃的時機/張憲義的自傳/李潔明的證詞/《紐約時報》的報導/叛徒還是英雄?
第五章:台灣核武發展史
台灣的核武時代/中科院的組織/研發資源/核武終結的震撼/郝柏村的譴責/老美的摸頭/扁嫂的爆料/轉型的核研所/從美國角度看台灣的核武計畫
第六章:不為人知的核汙染
被遺忘的TRR/輻射馬路事件/釷燃料的真相/核武廢料何處去/廢爐的延宕/核汙染會是誰的痛苦?/公開但扭曲的資訊/政府的公信力/歷史留下的謎團
第七章:失控的全球核武
試爆的後遺症/核武裁軍後的核爆威脅/核武的道德問題/走鋼索的遊戲/免於恐懼的自由
後 記:結語/致謝

附錄:我國與世界核武與核電相關大事記
參考資料

導讀序:台灣自製核彈的公案終於出土──楊憲宏

核能專家賀立維老師寫了台灣核武發展的歷史,也是他個人一生最重要的經歷,是台灣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個重大片斷。雖然,這段歷史有過一些討論,但不論海內外的說法,其實有很多是以訛傳訛,不足採信。賀立維以自己親身經過的歷程,為這段台灣史定下正確的過去,對於未來有可觀的影響。
本篇導讀可以完成寫作,當然是受到賀老師的書本出土的影響,而可以在許多過去有疑問的地方,找到了比較確定的判斷。以下是這個長久存在我心中的疑問的可能解答,作為賀立維老師本書的序文,應是風雲際會的世紀交流。
我從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正式成為記者,在戒嚴時代聽過很多傳聞─台灣自製原子彈,總覺得不可思議。解除戒嚴之後,有一些機會討論這個議題,問題是有太多傳聞而少有人證與物證,更重要的是,那種揭露祕辛的報導,不是我的興趣。真正想要探知的是,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所產生的想法?這樣的思維到底是對還是錯?很多塵封在記憶的祕辛,都在看到賀立維老師的見證之後,得到了連結,也相對有了對那個時代的理解與比較公道的評價。
我的記者生涯穿越了戒嚴時代,那個時代有很多至今未解的公案。新生代的記者多數未經歷過那些事件,很難有力量追蹤真相,所以這樣的議題,幾乎必須靠像我們這種已有三十年以上在現場第一線的「台灣觀察者」才有判斷能力。核武事件,從民國五○年代就有流傳,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的「張憲義事件」,我們經歷過這個事件的過程,當時除了用「詭異」兩個字描述之外,實在無法有任何的評語。在與賀立維老師交談後,發現有很多是當年情治單位故意誤導的訊息,揭開這些「迷幕」(veil)之後,真相才漸漸浮上。veil 這個英文字眼,曾是美國水門案的揭發者之一《華盛頓郵報》記者鮑伯.伍華德(Bob Woodward)一本在一九八○年代出版的書名,專門報導有關中央情報局的祕密作業(covert actions),其中也道出中情局如何在一九七○年代摧毀台灣核武計畫的活動。他的角度在於CIA的海外行動,對於我們想了解的時代議題─「台灣現場」的 why-how-what,沒有太大的助益。這回賀老師的回憶出土,才真正有助於我們挖找這個公案。
一九六四年中共原子彈試爆成功後,美國無力讓中共拆除核子反應爐,蔣介石決定,台灣也應該擁有核武,就此展開了台灣自製核彈的歷史,蔣介石還曾在國慶文告上宣告台灣將擁有原子彈。這段時期,美國也曾經在台灣台南空軍基地部署核彈頭,可是台灣一直沒有成功完成核彈裝置。一九七○年代末期,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祕密發展核設施,被美國中情局破壞,並被迫承諾不發展核彈,但是在一九八○年代,蔣經國晚年,還是背著美國研發了核彈,在他死前,幾乎完成一個固定裝置的核設施,其爆炸力,以所在地龍潭為中心,足以摧毀苗栗以北的北台灣,並讓整個台灣成為「核子廢墟」。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為蔣經國發展核彈的主要成員張憲義,竟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叛逃美國,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病逝,美國軍方與情治單位大批人馬,在一月十七、十八日期間到達龍潭,多輛水泥車長驅直入,封死核廢料再處理的熱室(hot cell),抽走重水式核子反應爐的重水,再將使用過的六百多支核燃料棒運走,但留下了由乾貯窖內取出時不慎發生氫爆而破損、有汙染問題的三十九支燃料棒,這些有問題的高階核燃料棒至今仍留置在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的核研所內。這個殘破的「廢墟」,成為台灣曾發展核彈的一個「不光榮印記」。
蔣介石時代,與美國有邦交,發展核彈,應是美國的默許,只是美國是一個善於玩兩手的國家,反反覆覆,可以想像得到。而以核武作為攻擊性的戰略性武器,一度是這個冷戰時代的標記。台灣地處中共近鄰,不能沒有這樣的思維,是合理的推測。不要說台灣,與美國同盟的日本,幾乎無一日不思發展核武,日本的對手不只是中共,還有附近的北朝鮮。不久之前,美國才向日本要回三百多公斤的武器級鈽,但到底有沒有真的要回去了,仍是個懸案。
蔣經國時期發展核武的目的何在,則十分費猜疑。尤其在一九八○年代的美國總統雷根時代,美國在全球,特別是太平洋西岸這個戰略點上,採取了「零方案」(zero option),也就是削減核武。而美國與中共建交,雷根不希望台灣擁有太多武器,他認為台灣像個小孩,不要玩刀弄槍,擁兵自重的結果可能招來更大的災禍,加上他與蘇聯戈巴契夫的和解順利,「雷根經濟學」也使美國宏圖大展,冷戰要結束了,這樣的大環境,蔣經國不顧美國反對,祕密地發展了核武。一九八○年代,鄧小平當道,改革開放是中共的主旋律,加上胡耀邦與趙紫陽當總書記,兩岸之間不可能有戰爭,從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八的十年間,應是世界最平安的和平時期,但蔣經國卻要發展核武,而且是大動作。台美斷交應是主因,蔣經國沒有安全感,這段時期鄧小平不斷放出訊息,要蔣經國「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蔣經國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鄧小平甚至派了人來傳話,可以將福建省讓給台灣,以求和解,都被蔣經國拒絕,而且令他懷疑中共其實是「笑裡藏刀」,有謀台之心,使他更加積極地製造核武。這段期間,也是台灣內部最動蕩的時期,美麗島事件、江南案、黨外運動……一直到他死前兩年,他至少到過龍潭七次,每次都是為了關心核彈的進度。
事實上,在一九八八年接近完成的核彈,不太可能用於投射,因為中科院的核彈投射部門早就解散了。這顆核彈等於是固定在龍潭,唯一可能的運用是就地引爆。有沒有可能,當時受到台美斷交的影響,蔣經國認為台灣有可能不保,「漢賊不兩立」的思想與「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恐懼,總和了這名獨裁者的心智,認為要有最壞的打算,不能讓中共拿走台灣,在最不測的時候,中共大軍占領台灣時就同歸於盡?這樣的思維,雖無文獻可以查證,但當時中科院製造核武的技術專家心中,都有這樣的懷疑。
張憲義的叛逃,阻止了台灣最接近成功的核武,到底應如何評價?過去大多從對國家忠誠的角度看,他是美國的間諜,雖不致罪該萬死,但總是一陣罵名。可是如果,他所揭發的是一個有可能「就地引爆」的核武器,那麼,張憲義的叛逃,就成了「義舉」了。事實上,從一九八○年代以來,大多數的國內外專家,也都認為台灣擁有核武,是禍不是福,即使有能力投射,也是一場亂局。保護不了台灣。張憲義現在住在美國受保護,據說,他在一九九八年時曾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護,並「主張」當時阻止台灣核武完成是「台美雙贏」。無法證實這確實是他的觀點,如果是,他還是沒有把話說清楚。
張憲義一月九日的叛逃,當然是在美國主使下的動作,就剛好在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過世的前四天,顯然美國認定,蔣經國已無能力處理這個事件。事實上,從醫學的角度,當時蔣已經沒有意識判斷能力,所以後來有傳聞說,蔣經國是被叛逃的消息氣死的,應是杜撰的說法。比較可能的反而是,叛逃消息根本沒有告知已病危的蔣經國。美國應是選擇這位獨裁者已無反應能力的狀況下,啟動了銷毀台灣核設施的行動,而此行動需要張憲義的配合,帶走正確的圖資及電腦檔案。也只有如此,美國才得以在一週後,也就是蔣經國過世四天後就來到台灣,直搗龍潭。
很難想像,如果美國當時不出手處理,隨後台灣有李登輝總統接任之後的三月政爭,一個弱勢的國家領導人,軍事情報的大權還不在手上,如何處理這個燒滾滾的核彈。沒有資料顯示,當時這個核武計畫,蔣經國曾經告知或授權過其他代理人,包括他的副總統李登輝。當時的中科院院長是郝柏村,或許知情耳聞,可是這個計畫的真正技術指揮者是代理院長黃孝宗,他向蔣經國直接報告。這樣的祕密指揮體系、單線報告的情治控管手法,符合蔣經國的特務性格;這樣的機密核武,一旦獨裁者死亡,很難想像會產生什麼樣的亂子。美國應是算準了蔣經國即將死亡,就在他生命最後幾天,處理掉這個美國的「超大頭痛」,畢竟當時,美國根本看不出李登輝是這麼一位有領導力的總統。不過即使李登輝天縱英明,這麼一個接近完成的核武,到底要怎麼處理?如果美國是到了李登輝接任之後才出手,這樣的台美關係又要搞成什麼亂局?實在很難想像。
一九八八年底,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出版的一本有關全球祕密製造核彈的書 The Undeclared Bomb: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1987-1988,已經將台灣列入其中;巴基斯坦在一九八六年已擁有核彈,另外印度、以色列與南非都在名單上。作者 Leonard S. Spector 指稱「這四個國家都採取了不正式公開、但用曖昧的訊息讓對手間接知道其核能力的戰略」,此外,他對台灣的狀況還有進一步的見解:「台灣一九八七年提煉鈽的成果(於雷根任內被美國中止),成為重新燃起各國核野心的一個案例。」
隨後 Kathleen C. Bailey 所寫的 Doomsday Weapons in the Hands of Many: The Arms Control Challenge of the ’90s 一書,也將台灣定位為核野心國家:「有些國家試圖生產能夠核分裂的鈽,阿根廷、巴西、印度、巴基斯坦、韓國和台灣則是用極小的實驗性規模,試圖從核廢料提煉出鈽。」
二○○三年 Dinshaw Mistry 所寫的 Containing Missile Proliferation: Strategic Technology, Security Regim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rms Control 一書中,台灣也列名其中:「一九六九年,尼克森政府成功阻斷了台灣購買鈽再處理設備的企圖,然而一九七五年,台灣卻自己興建了實驗性規模的一座,福特政府隨後要求台灣拆除,未來也不得再犯。」
二○○七年,Jeffrey Richelson 的著作 Spying on the Bomb: American Nuclear Intelligence from Nazi Germany to Iran and North Korea 中,台灣也是討論的重點之一:「揮之不去的中國軍事威脅,使得憂慮的台灣不斷試圖發展飛彈,一九七四年,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於《海外學人》刊登廣告,徵求七十七位彈道方面的專家,往後的幾年,台灣學生也紛紛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尋求類似的訓練。但這個飛彈計畫很快就被美國國務院否決了,連帶未來的二十五年也提前封殺。」
這些外國學者對台灣都有很大的懷疑,認定只要中共的軍事威脅存在一天,台灣就不時地會有發展核武的企圖。事實上,台灣在不同政黨執政時,有關發展「關鍵性武器」(critical weapon)的想法,都不曾停止過,這個字不一定就是指核武,但只要這個概念出現在有實力的政治人士口中,常常就會引來美國官方的特別造訪。美國人想知道,台灣有無可能再啟動核武計畫。但其實,自一九八八年以後,台灣即使有心,也無力從事這樣的計畫了。核武的使用,除了恐怖主義者仍有這樣的企圖外,任何正常的民主國家都不會花錢去找一個頭痛。可以明確地說,台灣在二○○○及二○○八年兩次政黨輪替後,未來必然還會再次輪替,已使得這核武製造幾乎沒有任何的可能性。這個議題與台灣、中國之間的關係好壞已無關連,反而與台灣的民主化程度有強相關。
事實上,中共沒有任何機會對台灣使用核武,特別是兩岸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就連戰爭的可能性也大大地下降。台灣需要的是與美國、日本建立一個區域聯防的架構,不讓中共有機會突破第一島鏈的半月彎防線。也就是說,在目前台美日共同防線的基礎下,台灣所必要的是心防與民防為主的國防。
台灣地處太平洋的西岸,地位很特殊。如果太平洋是個圍棋棋盤,美國在棋盤的右半邊界,中國在棋盤的左半邊界,台灣就正好在棋盤左下角「三三」的位置,任何想取太平洋地盤的國家,必然要占住這個「三三」的位置,這也讓台灣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以「新的大國關係」向美國強調,「太平洋夠大」,足以共享,很明顯地想占有這個棋盤左半邊的區域。這種野心造成了區域的緊張,東海與日本衝突,南海與菲律賓、越南對峙,中間夾著台灣海峽,等於把台灣放在「爆炸熱區」。最近中共操兵,將航空母艦開過台灣海峽,還揚言要切斷美日在亞洲的生命線。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日本以台灣海峽為海上運輸的通路,連接中東油源及與歐洲市場互通的路線,每天在水面上走的與在空中飛的運輸載具有上千航次,這也就是為什麼,美日不可能讓台灣落入中共之手的重要原因,一旦台灣成為中國的附屬領土,台灣海峽就成了中國內海,世界的平衡馬上改觀。
如今東海與南海都發生嚴重的資源爭奪,中國與這些鄰近國家已進入軍事緊張狀態,台灣就剛好在中共所布戰局的中心地帶。而最近的兩岸關係發展,普徧被認為台灣已向中共傾斜,這是個「誤區」,並不符合台灣真實的現狀,可是從經濟依賴已高達四○%,國際觀察都對台灣的未來立場保持著警覺,一旦台灣成了中國的一部分,東亞的局勢丕變,是區域和平所不樂見。日本最近在集體自衛權方面的進展,有美國的大力支持,而日本擴張武力,針對台灣海峽的固守防衛,都是以台灣為親美日的「隱形成員」來處理,事實上,美日的確以防止「台灣及台灣周邊海域」落入中共之手來當演習方針,可是卻在軍事結盟過程跳過台灣,就是已經將台灣當作「和平中立區」在處理。美日當然深切理解,在未來有可能發生日中衝突或美中對抗的戰局時,不可以將台灣這個美日「隱形成員」拖下水,也不能逼台灣清楚表態,當戰爭發生在東海或南海,對美日來說,台灣最佳的立場就是不介入任何爭端,而非被中共用經濟與軍事逼迫宣告與中共站在同一戰線。這是台灣對新的東亞情勢必要的警覺。
 這樣的新局面,都不利於台灣發展核武。台灣要的是民主自由,也不是核武可以保障的。賀立維老師的書重啟了這段歷史的討論,不但是為了過去,更是為了未來。

諜對諜的愛荷華

我在中科院服務數年後,經過重重關卡,終於得到公費出國的機會,並申請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核子工程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之所以會選擇這所學校,是因為這裡的「艾姆斯國家實驗室」(Ames Lab.)有一座研究用的核子反應爐,在二戰期間,曾扮演美國發展核武的一些角色,這是讓我感興趣的地方,也是學習的目標。
但原以為到美國只是單純地讀書及做實驗,學習想學的東西,結果卻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甚至還遇到一些人身安全的危機。那是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早在我申請美國簽證時,就被美方盯上了……
記得在美國大使館面談時,移民官問了我一些奇怪的問題,當時並沒有太注意,以為只是例行公事,後來回想起來,才發現有些蹊蹺。移民官瀏覽我的申請表,看到我要去美國進修核子工程,又是中科院的研究人員,他沉思了一會兒後問我:如果遇到美國與台灣的利益衝突,我會做什麼樣的選擇?我記得自己是這麼回答他的:「在不損害台灣的利益前提下,我會盡量配合。」或許正是因為這句話,讓他覺得我是個「可造之才」,於是在文件上振筆疾書一陣子後,往我的護照上大章一蓋,我就這麼拿到了美國簽證。
在我抵達愛荷華校園的最初幾天,首先參加了例行的新生「認識環境」(orientation)活動,是由學校的「外籍學生顧問室」主辦的,由他們跟新報到的外籍學生介紹服務的內容,以及我們應注意的事項。最重要的是,他們負責外籍生的延期加簽事務,也就是說,若有外籍學生做了美國政府不喜歡的事,他們可以隨時取消當事人的簽證,當事人就會被遣送回國。外籍學生顧問室的主管毫不避諱地自我介紹,他原來任職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我相信他就是中情局派到學校來的,以直接「掌握」我們這些外籍學生的動態。而核工系的外籍學生,當然成了他們所要「掌握」的A級對象。下面述說的故事,應該就是出自他的安排。
開學後不久,我接到一位自稱是R先生打來的電話,他說他想要跟台灣做生意,希望多了解一些台灣的社會與經濟環境。其實我心中早已有數,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遊戲。就在我們約好見面之前,班上一位來自沙烏地的同學莫罕默德.索利(Muhammad Soli)問我:有沒有接到一位R先生的電話?我問他認識這位先生嗎?他說R先生是美國中情局的幹員,有事沒事就找他麻煩。
跟我們接觸,探聽我們的底細,吸收我們成為美方的臥底,就是他們的任務。我這位同學是沙烏地貴族家庭的成員,家裡有石油、有皇宮,還可以娶四個老婆,當然不會理會老美的誘惑。他提醒我要留意美國人的意圖,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理他。
我們這些國防單位派出國的公費生,在出國前都會接受一堂名為「出國講習」的課程,重點在於訓練我們如何與海外左派及台獨分子鬥爭。至於如何來跟我們的「友邦」美國應對與周旋,卻沒有包含在課程中,只能靠自己臨機應變。不過還好,就在出國前幾天,我受到了「特別照顧」,到一個「上級」單位報到,接受特別的指導與指令。事實上,當時美國校園中,真正的左派人士沒見到幾位,「忠黨愛國」的右派同學倒是不少,這些同學扮演「監督」台灣留學生言行及為政府擔任「政令宣導」上級指導員的角色,但有時拿捏得不好,或拿雞毛當令箭,做得過火了,反而會弄得人心厭煩,對政府產生反感。
在接到R先生來電後,我當然要向「上級」報備及請示,上級指示我可以與他來往,靜觀其變。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他所住的旅館餐廳裡,他遞給我的名片上寫的頭銜是華府某顧問公司的資深顧問,地址是一個郵箱。如果真的是想了解台灣的經貿環境,多的是官方與貿易機構,何必大老遠從華府專程飛了幾千公里,來到這間位在鄉下的學校,住五星級旅館,找一個學理工的台灣留學生請教,這實在說不通!他的任務和企圖,不用想也知道。
第一次見面,一切行禮如儀,幾乎也都言不及義。R先生年紀約四十多歲,身材微胖,出生在美國中西部,在華府地區求學與工作。剛開始,我們天南地北地閒聊,聊家庭,聊工作,他好像忘了找我碰面是要跟我請教台灣的經貿問題,也沒提到要向哪個客戶提供服務。
他對我的個人嗜好倒是特別感興趣,不時提起這話題,例如課外時間喜歡什麼活動?一個人在美國留學會寂寞嗎?想不想多交些朋友?有沒有意願兼個差、找些外快之類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心裡早就有了答案,他無非就是想找出我的弱點來下手,然後再進一步突破,達到吸收的目的,當他達成任務、升官加爵後,再找下一個目標。我只告訴他:剛來到美國,光是課業就忙瘋了,有一堆必修與實驗課程,還有為我們這些外籍學生精心設計、幾乎要整死人的英語課,然後就是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這項資格考是生死關鍵,考不過就打包回府。這一切並不誇張,我都是據實以告,第一次的碰面最後就在「你好我好」之後結束。

計算爆炸威力

有了這台巨無霸電腦,我們就開始著手模擬運算,但要模擬就要有電腦軟體,問題是軟體怎麼來?這類模擬三度空間中子行為的軟體,市場上所找得到的,主要是用在商用核子反應爐的運算,想要找到核武的模擬軟體,根本不可能,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寫。但要編寫一套幾萬行甚至幾十萬行的電腦程式,得要有極為高段的能力,而且自己開發的程式,精確性也很難驗證。
當時的辦法是先找到商用的電腦軟體,只是,將這些商用軟體轉變成核武用的軟體,還是要費很大的工夫。
基本上,模擬中子臨界的基礎理論是相通的,大半是以機率的概念來運算,也就是從中子的產生,到與原子核間的相互碰撞,到被吸收消失(這一連串的作用就是中子行為模式)。但就算是商業軟體,如果沒有拿到「原始程式碼」,就無法加以修改,只能進行輸入與輸出的動作。以美國來說,有些較先進較複雜的商用軟體,若能深入了解它的功能,還是可以技巧性地在輸入端做些設計,來模擬核武的特性,所以這些軟體都會被美國政府嚴格管制,非美國公民是不允許使用的。
即使有這麼多困難,我們還是突破了種種限制,在夾縫中找到出路。只是沒想到會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因為我的長官張憲義叛逃,將所有證據交給美方,一切化為烏有。
我當時就是負責電腦運算的工作,由核分裂,到連鎖反應,到產生能量,到爆炸範圍,全由電腦模擬。因為試爆的驗證數據不可得,無法確認電腦輸出的正確性,於是又想到了一些方法,例如經由國外顧問公司的協助,我們將一組模擬核電廠的輸入數據,交給可以合法使用商用軟體的顧問公司,由他們代替我們運算,算出來的結果,再與我們自己開發的軟體做比較。若輸出值有落差,就修正到兩者接近到某一個程度為止。到了這時候,我們對自己的軟體就有信心了,之後再輸入我們真正要的參數,來模擬自己感興趣的目標。而我在柏克萊的工作,也是大同小異,就是不斷地進行驗證工作。
當時,每天都在計算爆炸威力及範圍,我們的實驗室在龍潭的石門水庫旁邊,以此為中心點,今天算到桃園,明天算到中壢,然後是新竹、苗栗……我心想為何不是算到上海、北京呢?再看看我們的飛彈部隊,沒有任何一型飛彈可以投射這麼重的核彈,也沒聽說我們有類似美軍的 B52 同溫層堡壘轟炸機可以投擲核彈。有時候,越想越害怕,尤其每每聽到心戰單位對國人喊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退此一步,即無死所」……難道有一天如果解放軍登陸,我們就要「漢賊不兩立,殺身成仁,捨身取義」?這些念頭當時也只敢想,不敢說,否則又要被政戰官找去拍桌子問話。
在我服務期間,當時的蔣經國總統也多次無預先通知地來關心研發進度(尤其在他晚年),同仁們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照實向他面報。
按照計算的結果,爆炸中心兩、三公里範圍內是「氣化區」,而我家就位在氣化區裡。石門水庫距離實驗室也沒幾公里,如果石門水庫垮了,下游的台北也完了,當時為何會選址在此呢?不知道跟我同個實驗室的同事,有沒有人想過同樣的問題?我猜張憲義應該有想過,他家離我家只有幾步之遙。他的叛逃,不管有多少原因,也許這是原因之一,而他的叛逃也讓我們結束了這場噩夢。

李潔明的證詞

張憲義到了華府沒幾天,就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中出現,鉅細靡遺地將台灣發展核武的鐵證,一五一十向美國國會議員報告。這件事可以由已經解密的美國中情局官員李潔明(James R. Lilley)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在美國國會的證詞6中看出端倪。李潔明曾於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他從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之初就加入了中情局,從事亞洲地區的祕密情報工作將近三十年之久。
他的證詞裡,關於張憲義事件的關鍵點,摘譯如下:
「當在執行一項祕密任務時,需要具備一些很基本的條件。這需要一個能掌控全局的監視團隊;需要電話監聽,需要很嚴密的支援團隊,需要很清楚知道對方的安全組織與作業方法,尤其是在具有敵意的環境中工作;需要吸收對方的內間,再加以長時間訓練他。當這些人正好在美國境內時,就要去吸收他,再讓他回到自己的國家為你做事;與他簽約,讓他成為美國的情報僱員,支付他們薪資,讓他潛伏二、三十年。」
「當然,這種所謂軟性的作業,一旦他接受你的薪資,而你填滿他的飯碗,接著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也許他只能完成一些非常起碼的任務。一位有經驗的情報員,必須有能力研判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如果遇到騙子,或者是一個沒有生產力的對象,就要去阻止這件事,或設法把這個人排除掉。不過,問題是這些人大半都是在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休斯頓這些地方被吸收的,然後回到他們的國家,如果不靠這些人,就很難去掌握祕密情報工作。」
「這些事得靠長期運作,必須要有耐心,而他們遲早會回饋你的。我在台灣服務的時候,我的辦公室有三十五個員工。有一位有關核武方面的內間,在許多年前就被我們吸收了。他是經由我們官方一代一代地交接下來,被處理得非常細緻,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台灣的核武機構裡建立了滲透的管道。我們知道,若非經由這個方式,實在無法得到任何訊息,也無法以空中攝影獲取什麼,必須以人的滲透力,才能得到內部情報。而經由這個方式,我們得知台灣正在進行祕密的核武計畫。」
「我們很難跟他們面對面交談,或許你的間諜早已經死了。可能只有十到十五個人知道這件事。到了最後,我們要做的事,就是設法將他們安全地撤出他們的國家,並與他們討論確鑿的證據,整個作業程序才算告一段落。我認為,這整個操作程序完全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花了這麼多年的工作,年復一年,耐心地以反偵察的方式監視對方、掌握情資。雖然我知道,要讓當時我們在台灣的主管,由其他繁忙的工作中分出精神在這件事上,非常不容易。即使他說台灣的安全措施做得太厲害。我告訴他不用擔心,我會好好處理這件事,你只要將內間照顧好就行了。」
「我認為,我們一定要保護好我們的情報來源,除非你能安全地撤出你的間諜,我們在台灣就是這麼做的。而且,這是一種個案性的作業,我認為這是一個兩難的任務,你所做的事,是要滲透到其組織內部,你不得不這麼做,這不是容易的決定。」
李潔明的證詞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或設法把這個人排除掉。」真不知他所謂的「排除掉」是什麼意思?是滅口嗎?

台灣的核武時代

關於台灣研製核武的動機,應回溯到一九六○年代。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共在新疆羅布泊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情報單位分析,由於試爆所產生的放射性輻射塵埃裡,並沒有發現鈽元素,顯示中共並非以鈽 239 作為原子彈的原料,而是直接使用濃縮的鈾 235。這件事震驚了全世界,因為這證明中共已經具備了提煉高濃縮鈾的技術。緊接著在一九六六年春季,中共又試爆了第二顆核彈,那是一枚更為可怕的氫彈!代表中共已進入了熱融合的世界。
這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造成極大的震撼,蔣介石總統於是下定決心要在台灣發展核子武器。他找來一批科學家,討論發展核武的可能性,不過,當時的科學顧問吳大猶博士並不認同。
後來,台灣在核武研發方面能夠跨出第一步,是靠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恩斯特.大衛.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博士的一臂之力9。伯格曼是國際核能界公認的「核彈之父」,蔣介石總統就在一九六三年時,派遣核心幹部唐君鉑將軍出席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年會,與伯格曼見面。
唐君鉑結識伯格曼後,力邀他來台灣訪問。伯格曼對蔣介石總統很推崇,敬佩蔣總統是二戰時期的偉人之一。同年伯格曼抵達台灣訪問,蔣總統以國賓之禮接待他。他們在日月潭的涵碧樓賓館密談了三天,蔣總統向他表明台灣要研發核武的決心,伯格曼建議台灣模仿以色列的模式,先設立一個研發的專責機構。後來蔣總統即指示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開始發展以核武為主的武器研發計畫。
一九六四年,蔣介石總統任命他的長子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唐君鉑為國防部常務次長。這種安排就是為了研發核武所做的準備,唐君鉑隨後並擔任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籌備處主任。而伯格曼就是核心技術的主要提供者。
到了一九六八年,中科院籌備處的「新竹計畫」正式啟動,當時在清華大學設置了一座零功率的實驗用核子反應爐,以培養核工人才為主。第二年的七月一日,中山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並成功向加拿大購得一座四十百萬瓦的重水式核子反應爐,用來生產研製原子彈所需的鈽原料。蔣介石總統聽取了伯格曼博士的建議,在中科院設置了幾個研究所,從此整個核武研發的布局就完成了。
在伯格曼博士的指導下,「新竹計畫」是根據以色列的原子能計畫為基礎,讓我們節省許多摸索的過程。但在計畫開始之前,蔣介石總統也曾邀請擔任「國家安全會議」轄下的「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委吳大猷先生來提供意見及參與,期望吳大猷也能共襄盛舉,然而吳大猷卻跟蔣總統表達了不同的意見,甚至連參與過「美國曼哈頓(核子)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旅美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也不約而同地向蔣總統表明不認同的立場。
不過,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無論是學者或是軍方人員,能被延攬至核武研發團隊,無疑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加上高待遇、高禮遇、高機會的吸引,一批科學家加入了研發團隊,使得這個團隊的陣容增強許多。
在伯格曼主導下,另一個代號「桃園計畫」的方案於一九七二年該核子反應爐達臨界運轉時正式啟動。
一九七○年,伯格曼建議蔣介石總統向美國採購核能發電廠,也就是後來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廠。當時還規劃到核五與核六廠,以因應台灣工業起飛所需的電力。另外,利用核電廠使用過的核燃料提煉鈽同位素,當然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在蔣介石總統在世的最後幾年,「桃園計畫」重水式核子反應爐幾乎是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運轉。而這型反應爐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不用停爐就可以更換燃料,就像飛機不用落地,在空中加油,來增加續航力。這座核子反應爐的目的不是發電,而是藉由它不停地以全功率運轉,讓燃料中的鈾 238 吸收中子,產生鈽 239,來製造核武所需的原料。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總統病逝於台北,沒能親眼目睹他一手催生的核武誕生。巧合的是,協助蔣總統發展核武的伯格曼博士,也在蔣總統過世的第二天病逝於以色列。
之後,蔣經國總統繼承父志,繼續支持中科院研發核武。十三年後,就在蔣經國總統病逝前幾天,發生了張憲義叛逃事件,台灣的核武研發因而走入歷史。又過十一年,當時已退休的前中科院唐君鉑院長也因心肺衰竭病逝於台北。關於我國發展核武的資料與記憶,隨著歲月逐漸失落,有時反而要靠國外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學術單位或學者來加以整理及發掘。
我曾在一九八九年間,與加州柏克萊大學的C教授,一同拜訪過吳大猷博士。C教授與吳博士曾在學術期刊上一起發表過論文。在拜會過程中,談起這段往事,當時張憲義已經叛逃,台灣的核武研發也已結束。吳博士很感慨:「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只是當年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他雖然表示反對發展核武,但政府仍然一意孤行。還好,當時的主政者並沒有對他做出不利的舉動,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說,就算他不做,還是有人會搶著做。這話我聽在耳裡,羞愧得幾乎抬不起頭來。
當時除了中共,最不希望台灣發展核武技術的就是美國。冷戰時期(一九四七至一九九一年),美國為了能在東南亞確保其核子壟斷的地位,不可能容許台灣這類國家來破壞國際核武平衡。
美國對台灣發展核武的動機心知肚明,當然要全程監控,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有任何風吹草動,要完全掌握,不能讓台灣越雷池一步。所以,在中科院裡邊安排臥底,絕對是必要的,像張憲義這樣的間諜,是想當然爾,而且應該也不會只有張憲義一個間諜,我相信還有許多的「張憲義」們,因為「多方求證」是美方萬無一失的做法。最後,雖只有張憲義一個人叛逃,但對美國而言,證據已經夠了,足以讓台灣的核武發展壽終正寢。
事後有報導指出,蔣經國是聽到了張憲義叛逃,才氣得吐血身亡。但我認為,這一切應是美國精心策畫的,也許是美國情報單位事先得知蔣經國病危,所以就在他過世前幾天,把張憲義接到美國去,如此一來,就不會太引人注意,因為全國的焦點都會放在蔣經國逝世這件事上。而且,要是在蔣經國逝世後,才把張憲義接走,就未免落井下石,太過分了些。

被遺忘的TRR

雖然核武計畫功虧一簣,但當初為了製造核武所建造的「台灣研究用重水式核子反應爐」(Taiwan Reserrch Reactor,TRR),從一九七二年一月達到臨界運轉,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張憲義叛逃、被迫停爐為止,總共運轉了十六年。在這十六年間,由反應爐煙囪連續排出來的輻射性氣體,與製造出來的六百九十九支可以提煉核武原料鈽 239 的高階核廢料,核研究做過哪些保護措施?對附近環境造成什麼影響?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要關切的。
早年基於國防保密,這些事都被掩蓋住了,但如今台灣民主化了,政黨輪替也兩回了,這些事無關藍綠,而是跟國人的健康有關,應該要被公開討論、公開面對,找出最安全的措施,以免持續傷害全民健康。
先來談反應爐運轉期間所造成的後遺症。在它運轉的十六年間,由煙囪排出的輻射性物質,隨著季節性的風向,飄落在附近的環境中。依據核研所保健物理組的偵測16,發現在核研所與中科院附近蒐集到環境水中的氚活性,一直有逐年升高的趨勢。核研所的分析則顯示,其原因有兩個:一是來自反應爐煙囪排氣所含的HTO,另一個可能是反應爐運轉所產生的廢水中的氚所造成。
HTO指的就是重水,它會隨著大氣飄散到下風處,再經由雨水沖刷,進入地下水層。中科院附近的風向,每年約有一半時間是吹向崁頂、十一份及逸園一帶。而逸園就是我住了十多年的社區,也就是反應爐下風處約三公里的地方,當時我與許多同事都在此購屋定居!
而反應爐運轉所產生的廢水,其中的輻射核種雖經過某些特殊的處理,能將輻射物質過濾掉。但由於重水的化學性質與一般的水幾乎相同,所以很難與水分離,只好加以稀釋後再往外排放,而排放口就對著大漢溪。這也是為什麼在核研所鄰近的三坑仔與崁頂地區取樣站所採集到的水樣,會發現氚的活性有異常現象。
無論是煙囪還是廢水所排出的氚,都會對附近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一九八七年九月,環境水樣中對氚活性的計測結果,發現距離反應爐一.五公里的崁頂,氚的活度大約是四○○ pCi/L,表示每公升的水中含有四○○微微居禮。一般正常的水中,氚的活度大約是八○ pCi/L,也就是說,測出來的值是正常值的五倍。
距離反應爐兩公里的員樹林,也就是我的母校中正理工學院所在地附近,所量到的數值是一二三 pCi/L,為正常值的一.五倍。我曾經住過的逸園是一三四 pCi/L,是正常值的一.七倍。五十公里外的台北地區則是八○ pCi/L,與正常值相符。但對於這些異常數值所代表的警訊,政府幾乎不聞不問。
而在核研所附近,緊臨大漢溪邊,由石門水庫的原水引水道所取得的水樣,大約是正常值的一.七倍。比較嚴重的是,一公里外的三坑仔民宅,測到的數值竟然高達一九○七 pCi/L,是正常值的二十三.八倍之多!也不知道政府究竟有沒有對這一帶的居民做過健康檢查、追蹤與醫療照顧?
氚的貝他(β)衰變會釋放出高速的電子,雖然不會穿透人體,但如果吸入或飲用到含有氚的水,就會對人體造成傷害。由於其生物學上的活性會被人體細胞用於細胞代謝17,造成直接的體內曝照,因而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氚的半衰期約十二年半,反應爐停爐至今二十多年,也只經過了兩個半衰期。一般輻射核種若要達到對人類或環境安全的程度,大約需要十至二十個半衰期,所以,對核研所附近的居民來說,氚的汙染,還需要一百年以上才能達到真正安全的程度。
另一種汙染是更為嚴重的核廢料,也就是當初執政當局對它寄予厚望,準備要用來生產核武的使用過的燃料棒,這批核廢料沒能製成核武器,卻很可能會毒害桃園地區的土地和居民。
自從張憲義叛逃後,核研所於一九八八年十月歸建原能會。歸建後,研發宗旨改以原子能「和平用途」為主,承包台電的工程當然就成了核研所最熱衷的工作之一,但也因為「球員兼裁判」而屢遭詬病18。連帶的,還有誰會去關心當初國家辛苦培養出來的核工人才?或者出面來處理這些反應爐燃燒後留下來的高階核廢料?一來吃力不討好,二來是這種高輻射線的物質若處裡不當,極可能發生危險,尤其是氫爆,會讓工作人員遭受輻射汙染,而傷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這些高階核廢料還含有各式各樣可怕的輻射物質,例如銫 137、鍶 90 等等,它們的半衰期都在數十年以上,像是銫 137 的半衰期為三十年,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它的毒性還衰減不到一半。而最可怕的是當初主要的生產目標鈽 239,它的半衰期長達兩萬四千多年,至今的輻射衰減程度,簡直是微不足道!
這批核燃料的護套是用鋁合金製成的,與一般核電廠所使用的鋯合金相比,顯然相當脆弱。由於沒有商業或學術價值,對於這些鋁合金護套的特性,沒什麼人有興趣去研究它。當初核研所只專注於能產生多少鈽 239 的同位素、如何將它們提煉出來、如何製成核子武器,另外,還要忙著跟老美玩「貓捉老鼠」諜對諜的遊戲,實在也無餘力或興趣去管數十年、數萬年後這些東西該怎麼辦。
不過,該來的還是要來,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就在張憲義叛逃後,美方要求核研所將這些燃料棒運回美國。乍聽之下,這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嗎?當全世界都為核廢料傷透腦筋的時候,美國居然會主動要我們將這批核廢料交給他們。事實上,美國是為了避免這些燃料棒留在台灣,讓台灣當局再蠢蠢欲動,想打這些含有鈽 239 成分的燃料棒的主意。
這項將使用過的燃料棒運回美國的計畫稱為「宏全計畫」。
反應爐先後燒出了六百九十九支的高階核廢料,當時就放置在核研所自己設計的乾式貯存槽裡面。這種乾貯槽的設計,上下是以水泥構成,其間有七乘二十五,共一百七十五個貯存空間,每個空間貯存了四根使用過的燃料棒。要將這些燃料棒運回美國之前,得先把燃料棒一支支地由乾貯槽內取出來,再裝進專用的櫃子,由海運送回美國。只是沒想到請神容易送神難,當初將燃料棒置入乾貯槽並不難,但在取出時卻難上加難。
核研所人員將燃料棒取出時,前前後後發生過七次氫爆及失火的意外,還導致其中的三十九支燃料棒因破損而無法取走。這下子,可要比氚汙染嚴重千百倍以上!這七次氫爆汙染了周邊的環境,也汙染了緊臨核研所東南側的大漢溪河床與溪水,而上游幾公里處,就是石門水庫。
當燃料棒退出核子反應爐的爐心時,它們還會繼續產生衰變熱,同時產生氫氣,這些氫氣的體積大於原有固體形態的鈾金屬,當氫氣膨脹時,會撐破外邊脆弱的鋁製護套而外洩,因此當貯存槽的蓋子一打開,而氫氣又沒有被妥當處理,就會發生氫爆。
追查後發現,在核研所緊臨大漢溪排洪道的下游,面積約二.三公頃的土地已經受到汙染。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那天,輻射值的活度已達到了提報的標準,核研所於是依照規定向主管單位原能會提報,這件事情後來被定名為「核研所六二五輻射汙染事件」。
也許氫爆的範圍有限,但爆炸後所產生的輻射物質卻會嚴重汙染環境。依據原能會經歷兩年多的調查,在一九九五年二月公布的《核研所六二五輻射汙染事件調查報告》16 指出,核研所從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開始,到一九九一年五月為止,將核燃料由乾式貯存槽陸續取出時,共發生了七次強弱不等的氫爆,最後一次還發生了火災,在救火的時候,有大約六十噸的消防水將輻射物質沖入了緊臨的大漢溪,而大漢溪下游就是北桃園與部分大台北地區的水源,包含板新水廠(翡翠水庫於一九八七年啟用)。
核研所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氫爆檢討會議下了結論:「對鈾金屬核燃料性質不夠了解。」
到了二○一四年,核研所對外發布消息說,這些因為氫爆而留下來的破損核廢料已做了「安定化」處理,但到底有多安定?能被「安定化」多少年?則語焉不詳。
當時對氫爆的原因不夠了解,氫爆後環境汙染的程度如何?汙染如何善後?是否要疏散民眾?官方檔案也記載得不多。但有學者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核研所附近的大漢溪河床有嚴重的銫 137 輻射汙染19,另外,住在大漢溪畔受到輻射汙染的民眾,有較高比例的泌尿道上皮細胞基因突變的案例20。
這份調查報告還指出,氫爆發生後,在核研所乾貯場附近及東邊的大漢溪畔,測出了比安全值高出千百倍的輻射物質;在核研所所區內,由熱發光劑量計(Thermolummescent Detectors,TLD)所測出來的輻射值,到達二二六八八微西弗/年的數值,是提報值八七六○微西弗/年的二.五倍。
被核汙染的表土含有鈷 60、鍶 90、銫 134、銫 137、鈽 238、鈽 239 與鈽 240 這些人工核種,被汙染的水源則含有人工核種鍶 90、銫 137、鐳 226 和鈚 214;在距離核研所排水的溢流口外三十公尺的汙泥中,驗出銫 137 的輻射活度竟高達每公斤一百四十萬貝克,是提報值每公斤七百四十貝克的一千九百倍!在大漢溪畔的瓜田附近,也測到銫 137 的輻射活度達到每公斤十萬兩千貝克,為提報值的一百六十倍;至於大漢溪邊土堤的草樣分析,銫 137 的輻射活度也達到每公斤三千六百貝克,是提報值每公斤七十四貝克的四十九倍。
所謂的「提報值」,意思是說,一旦偵測到的輻射汙染達到此一數值時,偵測單位就必須通報原能會,而且要在三十天內報告調查結果。
核研所東邊大漢溪畔,被汙染的那一大片約二.三公頃的土地,被稱為「環境試驗區」,為何不直接叫做「輻射汙染區」?應該是為了要掩飾輻射汙染的事實吧!
「環境試驗區」中的表土裡面,鈽 239 與鈽 240 為每公斤一百零七貝克,因為鈽是人造元素,在天然環境中並不存在,所以是不應該被檢出的。這些核種的半衰期由三十年至一萬四千年不等,直到目前也只過了二十多年,這些核種的輻射強度至今幾乎沒有衰減。
這件事當初會被發現,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三日最後一次氫爆大約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六月二日,核研所人員在執行例行的環境偵測時,發現在某個排水口附近,水樣的貝他活度不正常,而且超過了查驗值,所以展開調查。但讓人質疑的是,為何到了一年之後才發現輻射值有問題?而且是在例行偵測時發現的。又為什麼在發生第一次氫爆時,不立即展開全區域的輻射偵查?而且緊接著在兩年半內接連發生六次氫爆,怎麼都沒有對環境做詳細的偵測?一直到了距離第一次氫爆三年半之後,才發現輻射值異常,而這三年半來,難道對核研所內的員工,對僅一牆之隔的中科院員工,對龍潭和大溪附近的居民,對大漢溪下游及自來水廠的進水沒有任何影響嗎?
還有一件麻煩的問題,早年核研所為了研究核武而輸入了一批核子原料,至今貯放了三十多年,因為到了非處理不可的時候,才在編預算時曝了光。
核研所當年為了核燃料研發任務需要,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間,分別由美國與法國輸入了數十公噸的核子原料六氟化鈾(uranium hexafluoride,UF6),這是一種鈾的化合物,是用於製造濃縮鈾的原料。在一般的狀況下,六氟化鈾是一種灰色的晶體,有很強的毒性,會與水起劇烈的反應,並且會腐蝕大多數的金屬容器。
後來因為核研所張憲義副所長的叛逃事件,所剩餘約三十五公噸的UF6就「暫時」被存放在原桶槽內,這一存放就過了三十多年。UF6因含鈾而具有輻射性,且容易氣化成氣態,一旦遇到水氣,會產生具強烈腐蝕性的氫氟酸(HF)而侵蝕容器,造成UF6洩漏,使得輻射擴散汙染環境。目前國際上還沒有研發出可以長期貯存UF6的容器,所以這三十五公噸的UF6,就面臨了輻射擴散的風險。
美國的環境保護署也曾提出要求,在美國境內的各個國家實驗室裡所暫貯的UF6,必須做穩定化的處理,而且也建造了兩座UF6的穩定化處理工廠。而我國並沒有UF6穩定化處理的設施與技術,這件事情就被擱置了三十多年。終於在二○一四年,因核研所向立法院提出一億二千萬元運回美國處理及處置的經費預算,才曝了光。
二十多年前,核研所為了將使用過的燃料棒由乾貯槽中取出,準備運回美國而發生多次氫爆,這次又要將具有強烈輻射性的UF6由貯存場所運回美國,實在相當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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